我当过蒋百里先生的侍从副官

我当过蒋百里先生的侍从副官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1938年6月，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归国到长沙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我父一中协助他筹划校务，我就担任他的侍从副官。

蒋百里先生在欧洲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游说徳、意诸国，与我父音讯不断。 1937年8月后，我父任国民党中宣部主任秘书、国际宣传处专员等职。负责与蒋介石派出的驻德国、意大利专使蒋百里、陈公博联系，校阅来往报告。

蒋百里先生是抗日必胜论者，我父深受其影响，后来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出走投敌，我父以民族大义为重，断然与他们决裂。

我在担任蒋百里先生侍从副官期间，对他的传奇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号澹宁，浙江海宁人。16岁便考中第一名秀才，因家贫不能继续应试，后以文章为桐乡县令方雨亭赏识，资助他继续就学；进而得到海州太守林孝悯和方县令共同资助到日本留学。1904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李烈钧 、张澜、许崇智、蒋尊簋、张孝准等均为同期同学。1905年蒋百里以步科第一名毕业，并按规定由天皇亲赐御刀。后来蒋百里又到德国军校实习三年，在会操中，他所率的连队成绩突出，被兴登堡元帅授予军刀奖励。在保定军校任校长期间，为了保定军校的事业竟能以身殉职（后被抢救未死），这在民国官场也极为罕见。

同时蒋百里先生又是一个文化人，二十年代初，他在欧洲考察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受到梁启超的极高评价；他还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社》；跟诗人徐志摩是知交。

“西安事变”发生那天，蒋百里先生刚巧去西安见蒋介石。在事变中，张学良请百里先生说服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百里先生是事变三位元勋之一（另两位是宋子文和端纳）。

从1920年代起，我家跟蒋百里先生家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

1928年秋天，我父以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代主任的身份随北伐军进北平。

1929年初，蒋介石为了削弱桂系白崇禧在北平的军力，采纳蒋百里之计，起用唐生智，委派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并到唐山接管其第十二路军的旧部。我父因在军中为唐生智接管旧部的工作中有功，被唐生智委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春，我家搬了一次家，跟蒋百里先生家相邻。

蒋百里先生在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时，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深得蒋百里先生的器重。我父那时正担任唐生智部的军法处长，跟蒋百里先生交往颇深，六、七岁的舍妹哲宣是蒋百里先生五女儿蒋和的玩伴。

1933年我父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力荐蒋百里先生为该行的常务董事，以接济其拮据的生活。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我家住的法租界遭到日军包围，1938年5月底（端午节前），此时我和父亲都在武汉，父亲托挚友章笃臣带领我的家人（祖母、继母、哲宣、长女正江、和妻子国华并出生不久的长子正海），同乘外轮总统号邮轮由上海到香港。抵香港后由蒋百里夫人热情接待。不久，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回国，也热情款待了他们。1938年6月，我由汉口到香港迎接家人，因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我于是带家人回到湖南桂阳老家。

1946年舍妹哲宣在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时，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那蒋英老师正是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后来的钱学森夫人。1947年我父和哲宣等人策划筹办在上海闸北建立的“方震小学”，正是为了纪念蒋百里先生而以蒋百里的另一个名字“方震”命名的。校长是程哲宣，校董事会董事长就是蒋和——这是后话。

1938年4月，我和交大、政大的同学在长沙创办出版了一份宣传抗日的刊物，得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特立先生的支持和指导；还得到翦伯赞、吕振羽、程潜、等的大力支持；并通过我父的关系在第十集团军刘建绪总司令部得到每月200元的经费。

蒋百里先生到长沙后，我父把《今天》社这帮青年介绍给百里先生，他大力支持我们办好《今天》十日刊，允诺每月拨八百元作为出版费。

蒋百里先生那时住在长沙中国银行二楼，几乎每夜都要跟我们这些青年长谈。他在讲述战争史时，引用《史记》、《资治通监》原文，均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足见他博学强记。他那时还夜以继日地准备在“陆大”演讲的两个题目：《参谋官之品格》、《知与能》。

1938年9月，我们随百里先生到湖南南岳山上小住，一天他到厨房，见厨师从山下买回一筐鸡蛋，他问鸡蛋多少钱一只？厨师答一元钱50只。百里先生不觉叹道：“中国真是阿米巴！”百里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在华北、华东打了一年多的仗，但作为后方的湖南的物价还如此平稳，真如变形虫阿米巴一样，一部分受到伤害，其它部分仍然正常生活着，不受影响。－－这正是中国能够长期抗战的力量所在。

百里先生经常讲寡不可敌众，小不可敌大，但弱可以转强；中国积弱百年，只有从战争中才可以转弱为强。－－这些道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的陈公博们是不懂这个道理的，陈公博在《自白书》中说：“中日问题时刻都有开仗的可能。军需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可能一促（蹴）而成。但中国每年缺大米1600万担怎么办？每年缺面粉二千万袋怎么办？民国21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争，衣、食俱缺，真可不战而屈。”其惶悚恐怖之情跃然纸上，－－与百里先生的观点真是泾渭分明！

1938年10月底，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我们随百里先生准备经广西到贵州遵义“陆大”就职。11月4日，蒋百里先生在途经广西宜山时因心脏病瘁发去世，我和《今天》社的同仁等安葬蒋百里先生在鹤山。

1990年程元宇撰写

2021年程正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