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心目中的乔正才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八日中午，突然惊闻我敬爱的老首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师的政委、后任国防科工委第二十五基地副司令员、二十三基地顾问乔正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十二月六日二十一时在南京八一医院去世。听到这个噩耗，突如五雷轰顶，顿使我手足无措、泪流满面。这消息太突然了，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据我知道首长的身体情况，他不可能现在就离我们而去啊！

我是一九七一年底由27军三十师八十九团警卫班调到师部警卫班给乔正才政委当警卫员的，在乔政委身边工作了近四年。虽然离开政委身边二十多年了，但乔政委的音容笑貌和许多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内蒙古军区机关以及所属部队，受“文革”影响和地方挖“内蒙古人民党”的波及和影响，部队建设相当混乱，作风松散，纪律松弛，内部派别对立，部队中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干部战士的矛盾也很突出。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进行边疆自卫反击作战，中苏中蒙当时的关系极端紧张。为了确保边疆的安宁和祖国的安全，为了内蒙古驻军的稳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出了从其他部队抽调骨干到内蒙古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实行军队管军队的重大决定。当时乔政委在陆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任副政委，当时，上级领导征求乔政委意见，是愿意到驻守在石家庄的二十七军机关任职，还是愿意去艰苦的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军区陆军第三十师任职时，我们的政委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决心在新的部队大展宏图，以他的才华和水平带出一支一流的部队。

十年磨一剑，在三十师工作十年来，乔政委作为师党委书记和师党委一班人紧密团结、密切配合、互相协作，把三十师带成了内蒙古军区的拳头部队、主力部队，带成了一支平时军事训练、国防施工能吃苦、战时不怕流血能打仗的一流部队。这点在两级军区首长对三十师工作成绩的肯定中得到了证实。

乔政委一九二五年出于山东省平度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内，一九三八年年仅十三岁的他就参加了八路军。战争年代他转战南北、身经百战，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固、解放济南、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祖国解放后又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上海时，他当时任七十九师作战科长，为了保护大上海、使上海遭受最少的炮火破坏，当军机关决定派人和国民党驻军谈判时，他毅然请命，只带领两名战士深入到敌人的师指挥部，同敌人进行谈判，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压服了敌人，迫使敌人无条件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为保护好大上海少受损失立了一功；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他身为七十九师二三六团的参谋长，按照军首长当时的作战意图，带领二三六团的四个连队和八十一师的两个连队在丰岩里15公里宽的地带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经过连续三昼夜的浴血奋战，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当返回时在原定路线被敌人切断的情况下，他带领部队沿公路北插，连续行军四昼夜，一路上还收编了朝鲜人民军被打散的约两个连的兵力，在洞和大部队胜利会师。战争年代乔政委身上负过七次伤，是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左手腕上抗美援朝留下的弹片还是到内蒙古三十师任职之前才取出来的。残酷的战斗岁月，给乔政委的胸部、腰部、手臂上、腿上都留下了战争的疤痕。平时不能受累不能负重，一到阴雨天其腰部、腿部就疼痛。就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面对工作他就忘记了一切。为了部队建设整天废寝忘食，办公室的灯每晚总是很晚才关，早晨部队起床号未响，走廓里就传来他的脚步声。在三十师工作近十年，因过度劳累，旧伤加新病，高血压、心脏病、血糖高在政委身上都暴露出来。可是他从来没有住过院。师医院负责首长保健的韩宝玉医生多次建议政委住院治疗一段，休息一下疲劳的身体，他总是一笑了之，婉言谢绝。没有办法，韩医生只好给他开些西药和中、蒙药，让我们负责督促他服用。为了解决政委的按时服药问题，我每次都把该服用的药分别包好放在喝水杯前让他按时服用。煎的中药每次都端在他跟前等他服用完了再离开。战争年代的流血负伤，和平时期的过多付出，积劳成疾，政委的身体中过早就埋下了疾病的隐患，使我敬爱的政委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乔政委一生刚正不阿、淡薄名利，在自己的升迁问题上，从不给组织提任何要求。多年来丝毫不会跑官要官。乔政委如果在这方面稍微活动一下的话，依照他的资历、能力、水平，当时他早就不应该在师职干部的位子上了，更不可能在师职领导干部的位子一干就是二十几年啊！乔政委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在我们三十师以及内蒙古军区是公认的。我们师机关干部反映乔政委作报告或讲话，只要是脱稿按自己的思路讲，才显示其真正的水平，其理论水平之高，层次之清楚，逻辑之严谨比大学教授的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在师礼堂开会，只要乔政委讲话，下边都是鸦雀无声，可见其水平之高。对职务升迁他一直看得很淡，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说，小杨啊，人应该有满足感和自知之明，我能到今天这个位置已感到很满足，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同志有的已经牺牲了，有的战后陆续解甲归田做平民百姓或一般干部，我们是踏着他们的血迹、踩着他们的肩头上来的，我比他们强多了。同时，人也应有自知之明，和一些比我进步快的同志比，我可能在一些地方不如人家，应该向人家学习。再者对于个人的升迁提拔问题只能由组织决定，自己不能也不应该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干部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宝塔型，越向上边人越少。比如一个军就只有一个军长、一个政委，一个军区只有一个司令员，如果都挤着上怎么行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多年来，我的乔政委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面对每次工作的不断变化，都愉快服从，正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连找对象也是听组织的安排，这次临终住院也是一切听组织安排。乔政委是四月下旬查出身患肺癌的，根据我国及世界目前的医疗水平，癌症仍然是不治之症。当乔政委听到他身患绝症后，却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神，还是在家人的多次督促下于五月九日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后在八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每天仍然谈笑风生，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以及如何用药等从不干涉。因种种原因，住院治疗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政委也从不计较。政委的一位老战友现在就在军队最高层的领导位子上，看望他的战友中就有人建议把他住院的事向某某某首长汇报一下，他却坚决不让。后来，还是有人把政委住院的情况向首长做了汇报，在首长的关心下，政委住院治疗的各种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为时已晚。当他得知这一切后，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多次说不该向首长报告他住院一事，不该给组织上添麻烦。住院期间，政委还对看望他的战友和亲朋友好友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已经活了七十六周岁了，按照古人的说法已算长寿了，和我一块出来当兵的战友、老乡，他们许多人在二十多岁时就流血牺牲了，我比牺牲的战友多活了五十多年，我知足啦。人总有一死，这是客观规律，也是改变不了的。回忆我这一生，我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战争年代，我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负过伤、流过血，和平时期我服从组织安排，为党尽心尽力工作，尤其是到内蒙古军区工作后，在艰苦的环境下，我作为师党委书记，同大家一起齐心合力带出了一支优秀的部队，临离休之前，又为我国的导弹发展做了一些贡献，想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乔政委抓工作抓得合理，抓得狠，要求严，这在我们三十师是有名的。政委在部队管理教育方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凡是做不到的我们只是提倡，凡是能做到的就必须严格要求坚决做到，有些不但要做好，而且还要争第一。几年来，我们有些团队担任国防施工任务，政委就要求他们每年必须按规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搞军训的团队就强调严格按训练大纲要求认真施训。一九七三年，乔政委还亲自担任师教导队教导员，组织训练团、营连干部。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管理，终于将一支原来稀稀拉拉的骑兵部队改组的步兵师，变成了国防施工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军事训练、实兵演习年年受军区表彰的先进单位。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为了检验国防施工的质量，师党委经请示军区领导，专门组织力量对修建在武川县1880.8高地上的野战工事进行实弹实爆破坏试验。对这一活动有些干部不理解，乔政委就给参加观摩的团营讲：“我们修这些工事、坑道，是为了将来打仗时抗击侵略者的炮火打击的，如果经不起我们今天的破坏试验，将来怎能抗击住敌军更强的打击呢？让你们来观摩，就是让你们看我们的施工质量，凡是质量不好的一律毁掉重来，现在炸掉感到很可惜，那是为了将来，我们平时可以多流汗，但是战时不能让战士多流血，不能拿战士的生命当儿戏，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开玩笑。

各项工作争上游，是乔政委的一贯思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部队掀起一股文体热，有条件的军师甚至团都建立了业余篮球队、文艺宣传队。当时我们师也分别组建了业余篮球队和宣传队。为了这两支队伍在内蒙古军区十几个师级单位中打出我们师的威风，演出我们师的水平，政委为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无论人员的选拔、教练和导演的挑选，还是训练计划、演出节目的审查，甚至连他们的生活乔政委都要过问，每天晚上只要有时间，政委总要到这两个队转转，看看他们。篮球队的小伙子会抽烟的不少，每次去时政委总要让我多带上两盒烟慰劳他们。对于两队的比赛或演出，只要工作允许，政委总要到现场观看。篮球比赛打蠃了给予表扬，输了球也是鼓励，同时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在政委的亲自关怀和不断指导下，我们师的篮球队在军区组织的比赛中多次夺冠，而且有两次比赛还打败了军区篮球队，一段时间在内蒙古除了自治区男子篮球队外，没有一个球队是我们的对手。文艺宣传队在军区组织的汇演中，每次都有好几个节目获奖，几年来还给军区宣传队输送了多名优秀演员。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中还曾经播出过我们三十师宣传队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多年来，乔政委和家人是分多聚少，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他的脑海里好像只有工作，“家”的概念很淡薄。我在乔政委身边工作四年时间深知，他只是利用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回过三次家，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像战士探亲半个月二十天就归队。其家属王介敏阿姨一个人在苏州既要上班（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又要照顾年迈的母亲，还要教育管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按照规定，家属每年可到部队休一次探亲假，可是王阿姨身负沉重的工作、家庭负担只能挤时间每年去一次部队和亲人团聚。平时只能靠鸿雁传书诉说衷肠，就是写信平时都是王阿姨来了几封信，乔政委才回一封信。每月都是我代替政委领了工资后从里面抽出一部分给家里寄回去以解决家用，这就算是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一个军队的正师职干部为家尽到的一点责任。

一九七三年冬季，我和乔政委一块回苏州，进门后几个孩子都是兴高采烈地跑上前去迎接爸爸，可是小三辉明坐在那儿不动，政委很吃惊，忙问是怎么回事？小三一边哭着一边拉起裤子，只见其左腿上打着绷带。原来，在两个多月以前，小三把腿摔断啦。这么大的事王阿姨怕影响政委的工作，同时也觉得说了与事无补，便在几次通信中一字未提，却只报平安。

乔政委的家自从七十九师换防到河北后就搬出了北兵营宿舍，一直住在麒麟巷一个50平方米左右的小二楼上。随着孩子的长大，住房已感到非常拥挤。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从一九七〇年开始，王阿姨就跑有关部门。苏州的住房非常紧张，申请住房的用户很多，工作难度很大。这一切，都是王阿姨一个人在不耽误学校工作的情况下抽时间奔波的。两年多的辛苦奔波，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秋天较好地解决了家庭的住房问题，些都是乔政委回家休假时才知道的。对待家庭是这样，对待子女也是这样。四个子女从小的管理教育均是王阿姨和外婆负责。长大后对子女的工作安排，政委的观点很明确，父母亲不能当小孩成长的拐杖，更不能当一辈子的保姆，路要自己走，只有自己闯出来的才心安理得。大孩子辉峰是一九七五年去当兵的，是经过我们师驻地的兵役机关审查批准，被征集到南口某坦克部队。辉峰在部队干得很好，很争气，被部队推荐上了军校，提了干部。女儿慧莉和二儿子辉明当兵时，均是当时中央军委下达文件，照顾解决部队子女的就业问题，要求部队可将符合条件的子女特招入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俩才同师机关符合条件的小孩们一起到内蒙毕克齐的空军某部当兵。姐弟二人在空军某部服役五年，虽然他们离我们不太远，但乔政委一次也没有去部队看过他们。在孩子们最后的去留问题上，只要政委给他们部队首长打个招呼，解决他们留队提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切顺其自然。小儿子辉宁也当过兵，他是响应号召自己报名应征入伍的。几个孩子复员后的工作安置，乔政委在苏州还是有一些关系，但他就是不动用关系，说什么，战士复员安置由地方安置部门负责，服从分配。结果三个回苏州的孩子都是通过复转军人安置部门分配安排的工作。乔政委这种对家庭、对子女不搞特权的高尚品德和现在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一些身居高位的当官的搞腐败、只恐自己官当的小、口袋内钱少、子女安排得不好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啊。

乔政委戎马一生，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是我们军队建设史上一名优秀指挥员。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丰岩里阻击战，作为以少胜多成功突围的战斗范例载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史。获得朝鲜人民授予朝鲜国旗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乔政委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辉煌的一生。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模范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思想品德，刚正不阿、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的道德情操，严于律己、团结同志、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乔政委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做人的楷模。我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到今天的团处级干部，这一切进步都得益于政委早期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得益于他一言一行对我的影响，他的高风亮节和做人处世的风范将激励我一生。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按照乔政委对我的教导，做好各项工作，以告慰其在天之灵。

敬爱的首长我的乔政委，你安息吧！

警卫员杨峰 （乔显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