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广播”的不解之缘

小广播，就是当年的“有线广播”，是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宣传工具，“村村通广播”、“户户听广播”成了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宣传部门的重要任务。

小广播，一天播三次，先是新闻联播，后是农业、科技、文艺、戏曲……还有自办节目“运城新闻”。开始转播居多，自办很少，就是自办的“运城新闻”也只有十几分钟时间。大概是血緣关系吧，我特别爱听“自办节目”，久而久之，便从爱听广播变成了爱写稿子。因为广播站设在阜巷，送稿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次数一多，就结识了编辑李燕珠、巩随同和播音员关键。李编辑还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让写一写“大渠农中结合实际改革教学的经验”，我写了，也播了，反响还不小，《山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山西教育》知道后，也来电索稿，而且都刊发在本报的头版头条，《山西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十里花香》，是记述小曲村自编自演演自己的一篇通讯，播出后，文化局还在小曲村开了“自编自演现场会”。

后来，我调到宣教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歪打正着，成了广播站的“分管者”。“村村通”“户户通”也就自然成了我的任务。 1970年夏，运城地区从晋南地区分离出来，运城地区广播管理站也应运而生。次年，他们又以“网路建设标准化，用户设备规格化”为主题，开展整网工作。我县20个公社，早就建立了“广播放大站”，实现了“户户喇叭化”，当时就有喇叭58000只。一到播音时间，全县上下，城内城外，农村巷道、家家户户都是一个“音”，从而提升了党的宣传工作水平。

再后，就是1971年冬，我担任了王范公社党委书记。职务变了，对“小广播”的使用方法也就想得多了，原来只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现在也想用它来指导生产。有年四月，正是棉花播种时，天气却大旱无雨，致棉苗出土出现严重问题。毁种吧，时间来不及；补种吧，爷爷孙子几辈。我便同农业局技术员乔祖舜、农科站站长段念纪，及公社干部从早到晚卖在棉花地里，手把手地教给社员学习吴吉昌的“芽苗移栽”技术。后来，想到了“小广播”，便和公社主任商量，召开了一次广播大会。经过准备，我将“芽苗移栽”分成几个具体步骤，利用“小广播”讲得一清二楚；加上此后的“现场会议”和“田间培训”，终于使全社闯过了“棉花全苗关”。从此，我就把“听广播”发展到了“用广播”，就是根据本社实际，召开一些“广播会”。为了使广播会的效益最大化，我们公社还规定了一条土政策，就是大队书记、大队长与生产队队长的炕头都必须安上小广播，达到睡在被窝里也能听到公社广播会的声音，这个办法曾经受到基层干部热烈欢迎。

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广播电视事业也进入到全网时代，但“小广播”的声音仍然缭绕在我的耳边，我也从没有忘记当年从爱听到爱写，再到用广播指导生产给我带来的激情与快乐，无疑，我同“小广播”的不解之缘必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