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本来我不愿去回忆往事，只想心中珍藏。可看到双亲慢慢老去，夜里又常常无端地惊醒。也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久久地想起难以抹去的那些滞留于漫长岁月中历历在目的过往。于是，决定慢慢梳理，记下一点点文字——

（1）慈爱的母亲

母亲一个人无法照看我和弟妹三人，只好把我送到外婆家。

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岁月，“文革”的激流充斥着小城和乡村及类似我家这样的家庭。

我乖乖地待在外婆家。几天过去，外婆、姨妈、舅舅等消除了我乱跑乱闹的心理担忧，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四合院内玩耍。

我抓住时机，还是溜出大门，跑向回家的路，巧遇村里做生意的好心的二哥。我告诉他外婆知道我想回家的，他也没有犹豫带上了我赶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时的大路属于弹石路，两边长满大树和荆棘，野兽出入频繁。来往一般都是坐马车或多人聚集而行。

汗流浃背的我回到母亲身边，抱着母亲流泪。母亲为我洗了洗脸，忙着做晚饭。我与妹妹在窝箩边与睡着的二弟逗乐。

正当我们吃饭、母亲也正在吃着补充乳汁的甜鸡蛋的时候，忽然三舅出现了。他喊了一声“三姐”就哭了，知道坏事了，母亲活生生吞咽了半个未咬碎的鸡蛋。我也即刻放下碗，躲进内层的卧室，把门销插上，从格子窗口注意他们的交流。

不多一会儿，三舅没吃饭就走了。母亲叫我出来，我还是不听，她说，今后不会让你离开妈妈身边的。我知道母亲历来说话算数，一是一，二是二。

从此自己和妹妹始终在母亲的视线里行动。打麦子的时节，母亲让我和妹妹坐在墙头上；栽秧的时节，母亲背着二弟在田里插秧，我和妹妹在田埂上玩泥巴。

很久不见父亲，生产队的活计忙完，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外婆家。四合院里有一位三舅老爹，他会占卜。母亲请老人占了一卦，他告诉母亲，可以见上一面，并说明地点。母亲把二弟哺乳后，交代妹妹不准乱跑，随后用裹背背上我，就进了城里。

母亲悄悄地告诉我，假如有人问，我会捏你的脚，你马上哼着装病。当时去的地方，就是集中关押反革命分子的校园。大门是无法进去的，有持枪的人员守卫。而校园外围是居民的住房，母亲请求主人说孩子生病，想进去找人治疗。因为里边住着一位在家养老的老中医，但必须经过校内的一段路。特别听到我孱弱的低吟，主人同意了。

走进校园，刚好父亲从小径上经过。发现母亲，父亲抓着母亲的手，躲进一个楼梯的过道。父亲说，你找死呀，怎么来了？看到我，父亲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母亲满眼含泪地问，你还好吗？父亲说，没有事的，他们找不到我的错。随后父亲机警地伸头看了看外面，说，赶快走吧，不让就出不去了。

父亲把掀开的大围巾再次盖住我，母亲转身向那家房主方向隐去。然后避开城里的古道，转而从田埂上高一步、低一步绕回。三个月后，父亲再次回到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谁也离不开她。转眼过去五十年，母亲却留下了胃病。让我深深的心疼，也让我深深的愧疚。

（2）父亲的劫难

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父亲噩梦的开始。

小小的村里，以政治队长为首的狠抓“阶级斗争”运动的激进人物，对打成“反革命分子”的父亲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那是一个傍晚，父亲被几个年轻人用绳子捆绑架走。母亲围着我和弟妹，焦急地等待。不久，父亲被堂哥背着进屋。只见父亲前胸的衣服都是鲜血，鼻血还在流淌，脸色惨白，休克了。我和妹妹低声抽泣，怕父亲发生什么意外。

大爹、二爹、三爹马上围上来，及时止血。并取来他们常年行医时藏留的中草药，让母亲炆煮。母亲用勺子喂了参汤，慢慢地父亲有了知觉。后来堂哥告诉我，你爹被队长打了鼻子。父亲在几位哥哥的中医调理后，终于捡得了一条命。可是，父亲从此身体虚弱，体重没有超过八十斤。

休息一段时间后，遇上大春生产，队长强迫父亲去赶牛耕田耙地。从来没有种过田的父亲，被不听话的牛使坏，一个人栽倒田中，锋利的耙齿划伤了父亲的小腿。虽然经过大爹等人的缝合、包扎，但是父亲没有养伤的机会，队长又安排父亲去多年失修的淤积污水的沟里割草、掏泥。最后伤口发炎，红肿化脓，溃烂见骨。父亲只能趴在地上前行，暗暗流下了无数无言的泪水。

每天我们围在父母身边，寸步离开。看着父亲终于能够站起来走路，一家人放心了。隔年初春，骑单车的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交给父亲。原来是县革命委员会教育股的通知，要求父亲到县里报道，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岗位。

父亲向队长请了半天的假。其间队长几经阻挠，但出示信封见到属于县政府的通知时，他也不敢违抗，放行了父亲。当再次见到父亲，他说我安排到云碧小学教书，很快就去上班。

就这样父亲摆脱了身体折磨的劫难，带着我离开了家；后来二弟、三弟也跟着他去求学。

（3）母亲的疾病

跟着父亲到云碧（现在叫云鹤）小学生活，后来上级考虑到父亲离家路途较远，就调父亲到较近的瓦村（现在的碧清）小学任教。但父亲和我星期六才能回家，星期天还需匆匆返校。与母亲和弟妹，依然是聚少离多。

那时，父亲与当地的百姓相处较好，几个队干部知道我家的遭遇后，建议父亲搬家，移居云碧大队的福堂村。父亲也觉得很好，可母亲说，坚决不搬家，活着要占这里的三沟瓦，死了要占这里的一穴地。看村里这些杂种会怎么样？！

村里的人，并没有停止欺负我家。其中自家养猪的小圈，遭遇老本家三爹（四代前同父母的后裔）的捣毁。养着的几头猪，浸在雨水浇湿的草里，几乎被冻死。每次母亲把圈封闭起来，又被三爹挖掉。最后，家里养了一头肥猪，只好躺在自家房门外的走道上饲养。

时为大队领导的刘源彤书记来家里调解多次，始终说服不了三爹。最后他对我父母说，我批给你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说建盖房子，当时是十分困难的。好处是父亲早年所教的学生已经成人，个个鼓劲，能出力的出力，能出钱的出钱。到了七三年中秋准备就绪，动工建房。

偏偏这个时期，不服输的母亲，在挑土筑墙时，因承载的土太重，过沟闪了大腿。起初，她也不在意，慢慢地疼痛加重。当无法走路，只能坐在火塘边烧煮，发现大腿红肿发紫。父亲将母亲送到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骨髓炎，而且属于难以治愈的晚期。母亲只能在医院输液、吃药，维系生命。

外公是掌墨大木匠，含着泪水，给我家加工木料。口里常常念叨：我这三姑娘呀，我为你建了房子，你有没有福分住进来？！老人家咬紧牙关，心想：不管怎样，这四个外孙女不能没家呀！

母亲的病情继续加重，医院里发了病危通知。家里把一块木板、两根木杆、一块红毯子，用绳子捆绑后放在病房外的走廊边，以备不测之用。此时，母亲已经无法说话，我只能将耳朵紧靠她的唇边，辨识她说话的内容。她说，小华，妈不会死的，不要怕。我含泪点点头，用湿棉球，一次次来回滚动，湿润她干裂的嘴唇。

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位看望同病房友人的姓肖的老人，看到母亲的病情。他说：我救救你吧，但服了我的丹药还不起作用，那就认命了，敢不敢试一试？母亲坚定地点点头。再次见到肖老医生，他取出几粒丹药，融化沸水中，待水热度适中时，同室的人把母亲扶起，他让母亲服下液体，随后神情凝重地离开。

第二天，当我醒来，奇迹发生了。母亲能够说话，而且脸色正常。那位老人又出现在病房内，他见到我的母亲，笑着说：有救了。接下来主要是包扎大腿，能够站起来的，没事。他拿了一包草药粉末，还有去壳捣碎的葵花籽，在碗内加水搅拌均匀，敷在母亲的大腿上，再用纱布包扎。他说：三天后换药，假如药干了，取下来加水调湿重新敷上就行。一个月后母亲终于能下床走路，回家疗养。

事实上，母亲病危通知下发之时，家里正在竖柱，时间为当年的腊月二十六。听后来父亲讲，那天他一个人跪在新房下接粑粑，幼小的三弟根本不知道母亲处于病危时刻，父亲含泪接粑粑的当儿，三弟也跑过去接粑粑。在梁架上的师傅，口里说着吉利的话，终于丢下属于母亲的粑粑，三弟笑眯眯的接到了。父亲抱着三弟大声痛哭，让在场的亲戚及村里的好心人落泪。

也在那几天，三爹为首与几个老人暗暗交流着：若我母亲不行了，只能安放在村里舂糍粑的空地上，坚决不准抬入属于她的新房子内。但母亲最后微笑着与我坐着小马车回家，全家人团聚了。而不久家里养着的五头肥猪，先后死了。外公见到自己的三姑娘安全回来，说：这几头猪，是替你死的，人活着就好。

这样，本来预计可以一鼓作气买瓦筑房的资金严重短缺，只好买了茅草做屋顶，避雨安家。但我们家有了自己的地皮，有了自己的新房，围在父母亲身边，再苦再累都感觉安全、充实。

这一年我刚满十岁。

（4）父母的无奈

搬入新家，高墙围院。小门躲在大路的一侧，相对隐蔽。

而西边紧靠贫协主任的家的没有门廊的大门，南边迎着生产队长的陈旧的房子，东边紧挨着三爹弟弟家低矮的墙体。弟妹几人可以在开阔的院子内嬉闹，墙外却常常飞来乱石，我们只能看着石子的弧线左右躲避。而放置院子里的铁盆等物品，难以生脚移动，只好遭到乱石的打击，好端端的模样变成缺口残片。

那是生产队长（后来的小江东的岳父）家的三个姑娘，在墙外练习击打功夫。每当听到院内生发物品被碰击或破裂的声音，也就传来了她们几人开心的笑声。她们几个人的欺凌行为，主要以二弟、三弟出门为取乐对象。假如遇上弟弟，无条件的强求两个弟弟蹲下身子，低着头，让她们分别从两个弟弟的头上越过。大一点的姑娘（阿友），能够两腿跨过弟弟的头颅；小一点的姑娘，无法跳跃，就把两腿叉开，胯子夹住弟弟的头顶，碎步挨过。仿佛是后来上学时体育老师所教的“跳木马”技能一样，两个弟弟的人格遭到了严重侮辱。

但，我的父亲强忍了。

这样的欺凌，还发生在没有新房前。那是蚕豆盛果的时节，我和妹妹到自家的自留地里采摘豆荚。返回的路上，遇上生产队长。他抓住我和妹妹，说我们去偷生产队田里的豆子。我们百般辩解，他都不相信。推拉中来到老井边的深沟前，他把我和妹妹踢入沟内。我们极力挣扎，小手去抓沟边，他却一次次地踩踏我们的双手。总认为他解气了，但没有结束。随后他把我们提起来，一手抓住我，一手抓住妹妹，从老井侧的小径上拖着我们弱小的身躯。当来到大门口的时候，他放手转而推我们的身体。我们哭喊着没有进自己家的上院子，却向下院子奔跑。正好堂大妈（杨永达的母亲）在客厅前打扫卫生，我们飞快跑进她家的厨房。队长顺手抢过大妈的扫帚，冲入厨房劈头盖脸继续狂打缩成一团的妹妹和我。大妈看不下去了，对队长说，人不要做得太绝，欺人不要太甚！队长看到大妈发火了，才住手离开。大妈怜爱地把我们送回上院子母亲的身边。

母亲见到我们，摸着我们的头痛哭了！

周末，我还是出门放猪。那时梨源塘的塘埂上生长很多梨树，绿叶茂盛。清风吹拂，是乘凉的好地方。同时也是昆虫繁衍的最佳场所，枝叶间隐藏比较多虫子。忽然，三爹家的三儿子（阿发）被虫子叮咬，哭了；他的二哥（升柱）闻声出现，大声问为什么哭了？阿发说，阿华（我）打我。只见升柱拿着一块尖角的石头，冲到离他三弟较远地段的我身边，一把将我提起来，然后让我的背部顶在梨树的主干上，狠狠地用石头的尖角击打我左侧的胸部。

我感到呼吸困难，吃力地赶着猪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被打的事情。傍晚，父亲继续带着我返校。第二天一早，母亲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学校。父亲问，怎么了？母亲告诉父亲，是村里的好心人晚上告诉她我被打伤的消息，所以才赶来。父母焦急中查看，发现我脸色苍白无血；解开衣服，胸部还留下淤青的痕迹；父亲把脉，发现我脉搏细弱紊乱。也没有质疑，母亲把我背起，直接到公社（现在的庙街镇）医院救治。随后访到大石牛村的一位老医馆，他给母亲一剂药，让我服用。我得救了，无奈的是留下了至今一直用“稳心颗粒”中成药调节心率不齐的后遗症。

有一天，老屋子里的二嫂（杨斌他妈），不知道发生什么争执，拖着三弟的一只手，三弟整个身子碰撞地上的弹石，从村口上面的老塘子前一直到了门口才放手。母亲当时虽然与她也不免吵了，可三弟的背部，伤口累累，鲜血淋漓。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匍匐状睡觉，受尽人间苦难。

母亲每次抱着三弟清理伤口，总是伤心地流泪。

这就是我们的少年，苦涩的少年。

有人说，不能对过去耿耿于怀。但我要说，不忘当初磨难时父母的点滴呵护，才能更真挚地敬重长辈；唯有今日只争朝夕的克难攻坚，才能创造更绚烂的未来。

（5）勤劳的父母

母亲骨髓炎治愈，引来风湿性腿部疼痛，从此不能下水劳动。

弟弟慢慢长大，必须跟着父亲到瓦村（碧清）小学生活，避免村里给他们带来更达的伤害。我也转学到盟石小学读书，下午回家和妹妹一道协助母亲做事。

母亲每天一早护送我去上学，她还提着粪箕捡拾牲畜的粪便。到了中沟穿过的桥梁前，看着我从小路上走到了盟石小学的外墙，不能再见到我的身影后，才放心转身原路返回。

大春栽插，母亲蹲在矮凳子上，两只凳子互用、移动；曲卷着身子，在秧苗田里拔秧。她双手并用，速度远远超过男劳动力。后来，她也去挑秧，顺着田埂把秧苗甩到准备栽秧的田块。

更多的时间，却承当了村里庄稼生长期间防病虫害的农药喷雾。那时，使用的农药多是剧毒，如乐果制剂。但母亲没有选择，不得不去劳动。每天打药回家，满身刺鼻的农药味。常常导致她呼吸困难，或者指头脱皮，鼻孔溃烂。但母亲没有埋怨，还笑着对我们说，别担忧。

按人头和工分分配粮食的年代，没有工分，分到的粮食就少；或者要交钱，才能获得粮食。

直到负责生产队牛群管理的老牛倌体力不支时，母亲接管了饲养和放牧的劳动。周末或放假的时候，弟妹几人跟着母亲，赶着牛群到东山的深谷中放牛。因为牛比较嘴馋，来回的路上，稍不注意，牛就跑到庄稼田边满足胃口。所以，赶着牛群，要么从高低不平的河道里走，要么把特殊的竹编兜嘴固定住牛嘴，才通过田边的路上。

牛入圈后，还须爬上圈房的上层，抓下稻草垫圈，或者到产房一角的草堆，抱稻草补充。

以此维系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每天计入《工分册》内10分的工分。

而隔河相望的父亲，在工作之余也把操场周围的荒草地开垦，种植无数的蔬菜，有五花八门的瓜类，有荚果类的干豆、茶豆、和匏豆，每周都会背回来许多。季节性彻底翻耕时，用扁担系上篮子挑或赶着家里买的毛驴驮各种新鲜的、晒干的吃不完的蔬菜。

因为家里只有简单的空架屋子，父亲回家后又忙碌着去塘边近水处挖土，洒草筋，泼水，踩泥，托土基。晒干土基之后，挑回家，接着砌房间的隔墙。墙体干了，用稀泥刮墙，刮石灰粉，加固水泥地脚线。总想把家里整理得干净、整洁，有吃饭的厨房，有休息的客厅，有睡觉的卧室，有养牲畜的圈舍，有土鸡避雨的鸡圈。天井内有栽培的果树，有四季盛开的各种花木。

父母每天奔波疲劳，总希望我和弟妹能够吃饱、穿暖，健康成长……

（6）父母的怪招

要吃饱很难，要穿暖也不易。

在那个特殊的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着一段顺口溜：“粮食局的饱禄禄（“禄”为方言“好”的意思），百货公司的花禄禄，肉食公司的油禄禄，小学教师干枯枯。”父亲是小学教师系列，每月工资三十多元，供应三十斤粮食，一斤买猪肉的肉票。而普通百姓，一年中国家按人头发放三尺布票，三支线票。

合计起来，我们家六口人，每年能买到很少的新布做衣服，每月能买到交一元零五分现金后的一斤猪肉，其他几乎都是自产自足。当时，我手里拿着那张粗糙的肉票和捏得出汗的一元多钱，到庙街设立的肉食公司排队卖肉。多渴望那位胖胖的脸上流油的师傅刀下有情，多分割一点白汪汪的肥肉，少一点瘦肉部分。因为我和弟妹都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需要多多吸收油分子，不能没有营养呀。

有一天，一家人赶着牛群到了山里，也把二弟十分喜欢的小黑狗带去。到了山中，弟妹和我就跑到坡上，采摘并取食各种野果。不久，母亲喊吃饭，大家围在石块边，发现有一锅香喷喷的肉，父母给每个人盛了一碗肉。此时，却不见小黑狗的身影，马上明白是咋一回事。二弟把狗肉倒回锅里，在溪水中洗了洗碗，盛了一碗饭远离石块边。独坐一侧，一边暗暗流泪，一边咽下干涩的米饭。我、妹妹、三弟不敢多言，端起碗把狗肉吃完。

离开山地，一路沉默。父母知道不该伤害二弟。后来家里又养了一头肥猪。按当时的政策，屠宰一头猪，必须无偿地上交半个生猪给肉食公司。发现不上交者，各部门的负责人员联合起来，上门追究责任。这是麻烦的事情，也是不甘心的事情。怎么办呢？

那天母亲不动声色地一改常规，她加大糠里的蚕豆粉，同时倒入许多白酒。肥猪见到，爽爽地取食。后来，肥猪醉酒了。本来猪肥壮的时候，皮色就非常光亮，醉酒的肥猪全身不仅发亮，而且发红、发紫。猪躺在臭烘烘的猪圈里，四脚伸直，一动不动。母亲马上请来村里受命监督的干部，让他检查，是不是猪得了怪病。村干部一看，也不愿意深入脏兮兮的猪圈内，远远地看了看猪的模样，摇摇头、叹声气。母亲带着哭腔地问他，怎么办？那是我们家的命根呀！他离开猪圈边，对我父母说，你们处理处理吧，这样的猪也不能上交国家。

父亲发了一支香烟给村干部，母亲用手擦了擦眼角，送走了村干部。转身立即让同父亲一道前来我家的瓦村的阿三叔叔处理杀猪的事宜。那年，全家人守口如瓶，吃上了一头醉酒的全猪。

这样的事，是不能重复发生的。又一年，家里买了一头毛驴。这毛驴的一只前蹄不能放平，只能用腕部使力。每当毛驴走路时，每走一步，头就会向下点，但我和弟妹还是很喜欢小毛驴的。每天牵着到绿草茵茵的沟前放牧，而且选最好的鼻观草或铁线草，割回来喂毛驴。时间慢慢过去，毛驴毛色越来越亮，腿子越来越粗壮，腰身越来越坚实，脊部都是平坦坦的，用手触摸感觉非常光滑、柔软。

忽然有天晚上，毛驴不见了。天快亮时，又见母亲背着一箩筐杂草，父亲和阿三叔叔各挑着装满杂草的大篮子回家。他们小心翼翼，轻脚轻手，关了大门，上了销子，而且很神秘地把杂草箩筐和大篮子搬到厨房内。弟妹几人还是被惊动了，起床观望。原来是一筐，几篮子的驴肉。母亲严肃地交代，村里的任何人问起你家的毛驴哪里去了，就说寄到亲戚家了。

那几天，我们吃到了鲜驴肉；后来，可以吃上驴干巴。只要想吃肉，马上取一条驴干巴，在火塘上烘烤或直接埋在炉灰里。稍等一下，毛驴肉就烧熟了。在客边的石头上敲一敲附着的灰粒，取报纸或牛皮纸裹起，再用柴刀的背部敲击熟肉，转而放开纸，指头掬起细碎的驴肉或分开一缕缕肉丝，放在嘴里咀嚼。那滋味可好了，印证了“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的俗语，让一家人美美地吃了很久的驴肉。

这些怪招，只有母亲能够想得出来，也只有父亲配合才能完成。让我们在艰苦的岁月里，享受到人间的美食，不至于让弟妹和我皮包骨头，有气无力。

(7) 崛起的小院

父母亲咬紧牙关，经过数年的努力，除去茅草，换成了白墙瓦房；购买木板，添加了楼层；重修房间，装上了明亮窗子。

小院慢慢变了模样，弟妹几人也慢慢成长。面对外围的欺凌，也慢慢地给予反击。

最早的反击，发生在刚刚搬入新居，是就是被三爹家二哥（升柱）打伤后的第二年。三爹家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嫁到隔壁村子三爹的大姑娘（阿雪大姐）的两个儿子，四人追赶来，准备出手打人。当时我赶着猪在收获后的蚕豆田里（二弟家现在建洋房的地段）放牧，见到他们的身影，我转身往回跑，他们却穷追不舍。

父亲见我撞开大门，问我怎么了？我说，三爹家阿发等四人追来了，要打我。父亲愤怒了，捞起一根放牛用的牛筋棍给我，说，给我出去狠狠的打！我转身出门，不顾一切，挥舞牛筋棍，劈头盖脸向他们打去。直到把牛筋棍打断，看到他们哭喊着跑掉，才消气解恨回家。

不久，三爹、他的大姑娘、二姑娘等人全部赶来，准备冲击我家。父亲站在门前说：谁敢进门，我劈死谁。看到父亲握着扁担，母亲提着斧头。他们也不敢闯入，争吵片刻后离开。至此，村里的伙伴不敢再打我和弟妹几人。

有一年，三弟出门玩，遇上政治队长家的小儿子（小名叫平松）。那小子无赖地不许三弟通过狭长的走道，左让右避，还是被阻拦。忍无可忍之下，三弟握紧拳头，狠狠地痛打对方，最后终于返回家里。父母亲知道后，做好应对准备，等待风暴袭来……

若干年过去，事实上已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七七年，我已经在盟石小学读附设初中了。时逢六月村里大春插秧季节，母亲还是与往年一样穿上高筒雨鞋，避开冷水，忍着风湿病引起的钻心的脚痛，挑着秧苗获取基本的工分。

来回的田埂，比较狭窄，走路都必须小心。可历年作威作福的我们家西侧的贫协主任，在田埂上拦截母亲，他准备将母亲推入水田里。虽然，母亲曾在照看我和妹妹的夜里，贫协主任一次次的捡来荆棘放置我家的门外，也遭到过贫协主任在梨源塘边的甘蔗田的痛打，也遭到劳动间隙时，在村北面塘埂（过去叫泥塘，现在填土为篮球场）上，贫协主任召集的批判会，而且时时听到贫协主任大声叫嚣“打死地主不抵命”的舆论威胁。

此刻，母亲愤怒了，砸下挑着的担子，抡起扁担，朝着贫协主任的头上狠狠地劈去。恰好父亲也在家，有人跑到我家大门口喊他：阿老叔，阿四妈被人打了。父亲跑着来到母亲身边（离家一百多米，现在我家的厕所旁），只见贫协主任头颅开花，满脸鲜血。父亲没有胆怯，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抓起矮小的贫协主任的双脚，把他倒挂金钩，直接扎进泥水的田中……

母亲也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成员，即使嫁了地富（土改前期划为“地主”，收缴一切后改成“富农”）出身的父亲，她贫下中农的身分，谁也无法剥夺。

从此，我们家崛起，再没有遭到村里各类成员的欺负。弟妹几人也不辜负父母亲的期望，先后学有所成，成家立业。如今，老人的孙男孙女奋发图强，各自寻找和踏上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虽然父母老了，但开心的笑容，始终如花一样绽放在老人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