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作者：盖生

今年，是恢复高考42周年，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对于77级、78级的人来讲，高考，仍然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就大多数人而言，上大学绝对是命运的转折点。如今，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只要用点儿心，尽管不一定能上名校，考个普通大学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就是说，命运的缰绳基本是攥在自己的手里的。而且，从目前就业的形势来看，上大学已失去了绝对优势，因为在市场经济时代，职业早已多元化。

可是，42年前，无论什么样的大学，哪怕是所谓的大学漏的中专，（那时候中专在高考人群中录取，即大学、大专没考上，可以报中专）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虽然自1970年开始，各大学和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开始招收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但那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录取方式，学校除了所谓的“政治表现”之外，在其它方面，譬如学历、学力等有关智力因素，没有任何选择权。1973年，好不容易在“基层推荐，领导批准”之外，勉强挤上一条“文化考核”，却由于“四人帮”的搅局，以交白卷的张铁生为典型，不仅整死了教育部长周荣鑫，还彻底取消了文化考试。当时风行一时的影片《决裂》，录取大学生的唯一条件，竟然是满手的老茧。其实，就基层推荐而言，如果真的看劳动表现还算公平，大家都好好干活就是了，问题是这“劳动表现”和“政治进步”的如何鉴定，完全是基层领导，譬如大队书记一句话。大队相当于现在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但由于那时候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所以大队书记的权力要比今天的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大多了。恢复高考时，我们村子五年以内的上大学包括中专的名额已经排满，当然，也不能保证年年都有推荐指标。

人算不如天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7年的10月末，中央决定恢复高考。那时，我还在千里之外的现在已属内蒙古的察尔森水库干活，所谓的“出民工”。此时，我已经当了三年半的农民，“广阔天地”的锻炼，已使我体力大增，虽然像扶犁点种、赶车扬场之类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还没有全部学会，但是像出苦力的铲、割地，刨粪装车、挑土挖坑之类的所谓的上趟子活，还都干得不错了。修水库，我们农民工主要干土石方的体力活，有一把力气就可。况且，我当时的身份虽然是“可教育好子女”，但仍然抱着一丝希望，想要通过积极要求进步来改变命运呢。恰好公社带队的叫连长，是一个村子的，关系较好，指导员是我中学同学的哥哥，还算是有一面儿，于是我被任命为全连六个班之一的班长，领着十几个人装车、卸车、挑石子、抬石头，抽空还当团部的报道员，（团是一个县工程队的建制，一千多人）每天干得热火朝天的。离工期结束大约还得一个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我是在工区大喇叭听到的。在连部当施工员的二哥和连长、指导员说了一下，就同意我提前回家复习，二哥要负责一百多人的施工规则和质量，而且，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学，当时数学已经达到大学二年级水平，对于高考比较自信，况且岗位要求他必须坚持到最后。

倒了三次车，在第二天的傍晚，终于看到村子袅袅上升的炊烟。我家住在村边，由于我是提前回来，生产队应该仍然以为我在出民工，一半天不会找我出工干活，就特意绕路回家。

复习，复习什么呢？毕业三四年了，劳动之余，除了看过一些文学方面的书，譬如古今中外的小说、散文、传记、游记，古典诗文歌赋等等，再就是纯粹出于好奇或练脑子，读过一些那时最方便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语文基础知识》，和以前学过的历史、地理、数学等课本。(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于大哥当时在公社砖厂上班，属于外派人员，是否出工，暂时不受生产队管辖，所以已经在家复习了。大哥只上过一年初中，在生产队已经干十年活儿了，但在工余时间，竟有意无意地自学了初高中的数学、物理，也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哲学、逻辑学等能够找到的书，就是没学过化学。恰好，我初高中的化学学得还不错，就自告奋勇为他启蒙了。本来，初高中时我的数学也不错，毛病就是懒，不喜欢做题，常常是先看例题，然后再看练习题，一步一步地看，一步一步地想，结果是，方法都对，却常常在运算中出错。而且，又扔了三四年了，做题的感觉已经完全陌生，所以，复习数学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安心复习的日子没过几天，本村上下级的男男女女同学，都知道了我们在家复习，就纷纷杀将过来，把我家当成了补习学校。数学物理问大哥，历史、地理问我爸爸，偶尔问问我化学。爸爸的专业虽然是土木工程，而且已经下放多年，但是由于家学渊博，和多年有意无意的积淀，再加上超强的记忆力，历史、地理都比较在行，随便提一个年代，他基本就能说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地图册上随手指定哪一个地方，其物产、气候、人口、地貌等等就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来。我家多少年都没这么热闹了，可热闹归热闹，我们自顾尚且不暇，哪有精力辅导别人？

我很快发现，这些人基础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基本属于上学时就没学会的，还谈什么复习？复习其实就是“不图稀打鱼只为了混水，”来凑热闹的。不过是因为读一回高中，有机会不照量（试试）一下，不仅自己不甘心，也可能让别人瞧不起：连比划一下都不敢？何况复习总比出工干活舒服得多了。但他们一般很少自己作题，也基本不咋会自己动脑子想，而是反反复复地问。后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只好和他们来一次集体恳谈，约定，以后一定主要自己学，自己看，自己想，实在不行再问，不然，当时懂了也记不住。好在，这些人都是我的同学，平时关系还不错，挺皮实，没啥说道，还有，大哥厚道，百忙之中还能诲人不倦。

有意思的是，有人竟然把复习当做沽名钓誉，简单说就是搞对象的手段了。我二哥一个同学，本来读书时就不咋样，毕业五六年也没咋摸书本，在我家混了几天水后，竟然远赴十余里，去他以前没有追成的女同学家，住在那里辅导人家了，当然，那位女同学读书时就是连神仙都犯难的主。结果，大学虽然没有考上，对象却搞成了。对此，有人给他起个绰号叫住教。当然此住教非大学职称的助教，而是住在人家教之谓也。

还好，生产队方面，由于有一个关系一直比较好的朋友当队长，档住了一些出于嫉妒，多次要求找我们出工干活的人，当然也是因为农闲季节，复习还算顺利。

开始报名了，令人惊异的是，排队下五年推荐上大学的几位，竟都不屑参与，可见水平之高。当然，大队书记一边大骂复辟了，一边放话：考的再好，还不得我给他鉴定吗？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可教育好子女”胆战心惊。其实，当时给我们的政治定位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出生在地富反坏右家庭的是“可教育好子女”，那么根正苗红的就是不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一个多月后，高考开始了，考场设在我原来读书的公社中学。到那一看，大多数都是我前后期的同学，几年没见了，自然心中都有一点小激动，但每个人都心事重重的，没来得及寒暄，就匆匆入场了。几场下来，感觉还凑合，只是第一科考数学，因为没有表，不知道时间，我一向写字潦草，爸爸嘱咐我要先在草纸上演算，然后再规规矩矩地抄上，结果到交卷时还没有抄上，一张卷子就这样白白地扔了。

考完试的第二天就去生产队出工干活了，毕竟耽误一个多月的工分，没有工分，哪来的口粮啊！没有想到的是，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们兄弟三人都被通知参加体检，打多少分不知道，反正超过180分就有资格参加体检和政审。看来我虽然丢了一张卷，仅凭三张卷也超过了180分，说明我至少那三科起码都及格了，虽然不敢抱多大希望，对自己倒有些信心了。再后来，再后来就没有了下文，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分数低，还是因为大队书记的政治鉴定。其实，这两种可能都有。因为，二哥考的明显好于我和大哥，他考的是理科，数理化都没有问题，后来听说，他的数学超出九十分，连后面的附加题都作上了，最后，辗转多时，只被一所大专录取。他入学后才知道，他们中，很多同学的成绩都远远超出了本科线，二哥的成绩甚至超过了重点线，但是由于录取匆忙，没有时间排好梯度，第一志愿没有实现，无论是因为政审，还是考分，就都甩到最低的大专学校甚至中专了。如果说，我和大哥的政审没问题，成绩怎么也应该够上个中专线，如果说，我和大哥的成绩很好，那么和二哥一样的政审条件，似乎就不应该没有学校要。所以，虽然一向骄傲的二哥满心的委屈，但考虑到文件上说“不服从分配”的下年不许报考，也害怕政策有变，倘若再来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咋办?另外，还担心影响我和大哥复习，三个大小伙子高腰腰（舒舒服服）的在家复习，生产队肯定不会同意，出去一个算一个，先走一步再说吧。

虽然一开始我就没敢抱太大的希望，但每看到邮递员来村子，还是心存一丝幻想的，直到二哥上学，才彻底断了这想头。怎么办？还是从头再来吧，俗话不是说嘛：庄稼不收年年种，何况下一次高考就在半年之后就开始了。当时每天都播放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不是有句著名的台词吗：“有利的情况可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不过，经过上次试把，大多数“只图稀混水”的都自觉撤了，这样，我家倒清净了许多。但是，各种闲言碎语甚至冷嘲热讽也就多了起来：“想得美，谁能让一家哥仨都上大学？能上去一个就烧高香了”，“净吹，有那两下子吗？消停干活吧！”好在生产队长是个有朴素正义感的人，当然也是多年相处的结果，面对一个个貌似理直气壮，实际是出于嫉妒所谓：“都这么在家复习，生产队还不得黄了？”他毫不客气地说：“谁能考谁考，你想考还没那两下子呢！现在是国家让考，不干活不挣工分呗，你管人家干啥？”但对于大队书记的不时过问，他就只能勉强支吾了。于是，与我和大哥私下约定，生产队活儿忙或有上头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去干几天，消停了就回家复习。就这样，半年时间，在断断续续的复习和出工中过去了。

7月20号左右，第二次高考又开始了，这次人数比上回少了许多，因此考场设在县城里，我和大哥，还有我多年来关系最好的同学姜文举一起坐车提前一天到达。我住在表哥家，大哥住在大姨家，文举住在他的亲戚家。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虽然心情有些激动，但还是信心满满的。几场下来，没有意外，会的全答上了，不会的也没浪费时间。考试一结束，我对自己的分数已经有了八九成的把握，后来证明，我的估分很准确，每科上下没差出五分。所以，我对大哥、文举说，这回没问题，肯定能有个地方去，他们两个感觉也很好。

姜文举不仅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也是多年最交心的知己，我父亲甚至把他当做编外的子女。在复习中，我们完全互通有无，远在地区师范学校和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两个叔叔，曾神秘兮兮地托人或寄来复习资料，我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抄录一遍，然后给他送去。功夫不负我们的友谊，最后我们双双考上同一个学校，他上的是他喜欢的历史专业，我学我钟爱的文学。这是后话。

到家的下午，我们就都出工了。和大家一见面，各种出于不同目的的询问和形形色色的嘴脸是必须面对的，有了上次落榜的尴尬垫底，又有这次真实的底气托着，我和大哥只是貌似羞愧地微微一笑：“不行，题太难了。”立刻，大多数人表情释然：“我说嘛，那大学是什么人都能照量（试试的意思）的？”有的当即随口唱出一句戏文：“落第等等举子难回故土哇┈”有的讽刺道：“不是说侬（你）们家都要上大淆（学）说媳妇吗？”农民从来都是把说媳妇看作是天下最大的事，难怪会作如此联想。生产队长看到我们时，眼睛明显充满了期待，当听我们说不行，立刻颓然蹲下了。直到干活歇气时，我才悄悄地告诉他：“差不多，没事儿，先让他们高兴高兴。”他这才满面欢喜地说：“我说呢。”我这才体会到，人只要心里有底气，就能抗住任何冷嘲热讽，甚至还可能从中品味出一种乐趣；而敏感，恰恰是因为心虚，如果一个人能够自我揭短，那就是真正的自信了。巴尔扎克在没有成功的时候不是就对他的妹妹说嘛：“让他们嘲笑我吧，我准备欣赏他们对我的惊讶！”

意料之中的是，很快就再一次体检了，这当然没问题。公社特意派教育组的人带队全程陪护，恰好是我的一个偏亲姑父。我这位姑父平时是很严肃的，曾经当过我读初中班的中心校的校长。这回，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成年了，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而且谈锋甚健。由于是五个公社一个镇的考生，人比较多，所以需要等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我这位姑父一直和我们谈笑风生地聊天，包括后来我考上的那所大学的一些逸闻趣事，因为他读过那个学校俄语系的函授。开始体检时，也是一片绿灯，有的医生以前就认识，就是不认识的，态度也非常和蔼，手法非常宽松，基本在和我聊天中各项指标就已填完，况且当时正年轻力壮，本来就没啥毛病。

此时，我们三兄弟，由于和父亲在文革中较大的负面影响力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经过这两次考试早已名声远扬，甚至，我们在回馈的信息中发现，已经有了很多善意的夸张，甚至变形得面目全非了。

同样意料之中的是，政审填表并不轻松。在填写社会关系时，据说是大队书记有话，一定要严格审查，要像选飞行员一样上查三代，不能对组织有丝毫隐瞒，负责此事的大队会计只能奉命行事。于是，不要说仍然是戴罪之身的父亲，就连去世多年，当过某军阀幕僚高参的祖父，和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南方某市国军城防司令的伯父，都被一一翻检出来。大队鲜红的公章牢牢地印在那几行怵目惊心的字上，到底能咋样，只能看天意了。

上学以后，一位参加录取的老师告诉我，其实当时他们也曾犹豫过，后来，经过讨论，还是要了。感谢那时候中央文件一次次的重申，政审是要求考生“社会关系清楚”，“个人经历清白”，而不是社会关系清白。就是说，无论多严重、复杂的社会关系，清楚即可，不需要一定根正苗红，想来最终决定录取我的政策依据可能就是这一条吧。当然，这是后话。

在担忧和焦虑中等待通知书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我并不担心成绩，这个我始终心里有数。但是学校录取时政审怎么个审法，实在没有底。一切皆有可能，在通知书没到手之前，什么都是虚的。人在脆弱的时候，就希望在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支撑你，至少给你一个启示，但是没有，只能自己熬着。

其实，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看，那次高考，我都近乎背水一战。因为，就那时候来讲，一个壮劳力，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一年一年地在家复习，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就是生产队再放一马，自己也没那么强的心理素质能够撑着；而且，从后来出题的路数看，从79年开始，题型就开始主要面对应届生的基础了，像我们这些荒废多年的野路子，全凭多年有意无意的积累，不会再特意照顾了。怎么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每天默默的出工干活，在体力的宣泄中，才能暂时地摆脱焦虑的煎迫。好在大多数农民都比较健忘，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考过大学这件事。

终于有一天，我中午干活回来，专跑我们这个线的邮递员——我的一个偏亲的姨表哥在我家，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狂跳，只见他从桌子上拿起两个信封晃一晃，说：“小生，你和大哥都考上了，一个学校的。”我接过信封，把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了半天，然后慢慢的放起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当然，是很高兴，但我还是感到有些奇怪，怎么没咋激动呢？完全没有在想象中的那样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之类的，而只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也许是因为期待得太苦、太久了吧？已然耗尽心理能量。

下午，我仍然出工干活了，自然，也没有忘记悄悄地告诉了最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生产队长。但是此时干活的心情和以前不同了，完全是体验、告别性的。其实，我从来不怕干体力活，也不怕吃苦，就是怕没有希望。只要有期限，有希望，再苦再累，只要人能坚持，我就能挺住。76年秋季修引拉林河水工程，正赶上老人家去世，上级要求“化悲痛为力量”，我们生产队曾让我们连续36小时挑土拉车，没睡觉，吃饭是休息，我也坚持下来了。俗话说;“狗喘兔子也乏，”有人领头我就敢跟着，谁都不是铁打的，你能干我就能干。问题是干为了啥？意义在哪？就是为了口粮？还是仅仅为了活着？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常听有人自我调侃说：“干，干死拉倒！”也有说：“活着干，死了算。”难道这就是“干”和“活”的意义？多年来对类似的种种追问，总把我弄得身心疲惫、痛苦不堪。

说到底，还是我读过的书在作怪：哲学使我喜欢思考为什么，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向我展示了身外世界的种种精彩和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这回好了，我知道了我此时干活的目的了，起码，多干一天活儿，就为给家多挣几个工分，当时毕竟父母妹妹还要靠生产队过日子，也毕竟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还有几个好朋友，尽量和他们以同样的身份在一起多呆几天，将来也有的回忆，谁知道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闰土？所以，那几天，是我自当农民以来，干活最踏实，最卖力气，也是最高兴的几天。

在准备上学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虽然我们尽量低调，但是我和大哥考上大学的消息还是传遍了十里八村，关于我家的神话又一次掀起。乡亲们对我家积压多年的热情，一下子释放出来，一时间还真有点不适应。我家人每次出门，几乎都要费神回应各种各样的笑脸和好话，人家毕竟都是好意。只是他们有的恭维令人费解，甚至叫人有点尴尬。譬如，一说起上大学了，就马上加一句：“这回你们都是工人了。”我一边哼哈地答应着，一边心里想：我考上大学怎么就成工人了呢？后来我明白了，他们说的是公人，公家的人的意思，不是工人。在他们眼里，公人是和庄稼人相对的概念，范围很广，大约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商店卖货员、工厂的工人，一切挣工资，吃商品粮的，都是公人。挣工资吃商品粮在那时候是最重要的。挣工资，所谓旱涝保收，不受天气和粮食产量影响，该挣多少挣多少，不同于农民，靠天吃饭，不确定性太大；吃商品粮，就是指有城镇户口的市民，按照不同的职业、年龄划分不同的粮食供应量，只要不是全国性大灾之年，一般供应量不受影响，而农民就不同了，粮食一旦欠收，所分的口粮就会大大减少，就会饿肚子，这怎么能不让农民羡慕成为公人呢？

也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那位曾下狠话要严格政审的大队书记，一见面也满脸喷笑地问长问短，仿佛从来就没有什么蒂介似的。可能他是想通了，既然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虽然晚了点。其实大队书记曾经有气还是可以理解的，你想啊，无论以前被推荐上的，还是准备推荐的，哪个不是村子里的上等户？不是家里有挣现钱的，就是有人当点啥的，逢年过节定期上供不算，接长不短地请去喝一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考试就能上大学，谁还拿大队书记当回事？

更叫人感动不已的是，那些天登门提亲的说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时所谓“相与的来相与，不相与的也来相与”。其实，不能怪这些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谁也不是能掐会算的，怎么就知道会恢复高考？怎么就知道我们兄弟都能考上？但仍令我费解的是，一年前那位曾叫我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又叫我瞬间清醒的女同学，也未能免俗地托请人前来示好询问。面对这种种迟来的荣幸，我只能表示深深地谢意。

当然，也有冷脸相对的正直之士，譬如本来排满下五年推荐名额的几位，虽然都是非常熟悉上下级的同学，但远远地看见了，都如避瘟疫般的慌忙走向别处。这我非常理解，甚至多少有点歉疚，也很可怜他们，除了大队书记，他们应该是恢复高考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1978年的10月12日，我和大哥还有我最好的同学、朋友姜文举一起，背着行李，远赴省城上学去了，从此，我们的命运翻开新的一页。

一年后，大妹妹考上大学，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工作，家，也从乡下搬回城里，不久，小妹妹也考上了重点大学。高考，也是我全家命运的转折点，它是改革开放的真正起点。感谢高考，感谢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