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笔杆子
我自小写东西就贪图个快，不料在动乱的年代里竟派上了用场，成了我谋生的手段。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是个讲用材料铺天盖地、积代会议泛滥成灾的年月。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讲用会层出不穷，各类代表一坐一礼堂，会期少则四五日，多则十天半月；在此期间，小组要交流，分会要发言，大会要演讲……这林林总总的会议均要配有长篇大论的讲稿。于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笔杆子”就应运而生，寄生在材料与会议之中，靠它吃饭扬名，找它要待遇谋福利……
我写材料出名是从生产队开始的。当时出黑板报是我的专利，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里，赤裸着双手快速地将板报充填完成，在严寒中，决不允许慢条斯里地磨细活。我先要打好内容和板面的腹稿，然后走到场院黑板前，从棉手套里伸出右手写文章，当右手冻麻木了，再换出左手勾勒花边，花边往往是向日葵之类画惯了的东西。如此左右手替换使用便可以在十来分钟时间内完成黑板报的出版任务。那时队里驻扎着一个连的兵力近百名战士，当他们见到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魔术般地变出一期板报来，不免大加称赞，文书报告连长，连长告诉指导员，指导员又传到公社营部，于是，都知道朝阳村有一个火速出板报的上海知青。当然，我心里也是美得暖洋洋的。
我记得在生产队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团支部、妇委会、民兵连、党支部、集体户、代销店以及五七战士、赤脚医生、教育革命等所写的材料，仅供出席公社一级会议的讲用材料就不下五十份。大队的材料基本是由我承包。
那时写材料都是临时抱佛脚。总是大队书记从田间地头把我叫来，最多半天时间就要赶制出一篇材料来；不管有没有事迹，东拼西凑也要凑满能供半小时的讲用。长年干农活脑子确实是闲置着的，刚才还在与疲劳沉重作战的肌肉一接触暖融融的热炕，身体便丢盔卸甲般地松驰下来，只要往炕上一靠便能昏昏然地睡将过去。因此，如果是有半天时间的，我便将闹钟拨到一小时以后响铃，通过一小时的睡眠将疲劳的身躯调整过来，然后再写就有精神头；如果是立马就取的材料，我就不敢在热炕上写，往往躲在仓库磨房或场院草堆后面写，虽冷点，但能提精神，不至于瞌睡误事。
我写东西不用采访对象，那时生产大队也和公社一样是工农商学兵一元化领导，一个大队住着，小到哪家夫妻打架大到牛群吃了哪块地里的庄稼，耳闻目睹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的讲用稿写得之所以还有人听，原因当时很多人写材料，枯燥的政治大道理一套又一套；我则着重在细节上描枝绘叶加油添醋，让沉闷的政治道理生动起来。于是，我从队里写到了公社。那时无偿借出去写材料，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里是合情合理的，每天生产队还要给你补贴工分，又不必日晒雨淋出苦力，只需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悠然自得之余，总觉得像是白吃多占了贫下中农似的心里老不踏实。(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久，我招工进了公社供销社。站食品柜台不到两天，师傅大崔就患病住院，只剩我一个人操持着整个柜台。然而，除了忙柜台里的事，还要下生产队收购鸡蛋、蜂蜜；背着背篓送货下乡；视营业员为“国家干部”而常常要求参加农活锻炼。就在这种忙得脚打后脑勺的窘境中，仍然被逼得要争分夺秒地操起写材料的旧业。
县商业局女局长下乡发现我的写作能力，毫无顾忌地拉开提包，将省里商业战线的典型——县生产资料公司的先进事迹交给我写。白天离不开柜台，局长只能站在柜台外一二三四地说给我听，我在本子上简单地记下了那些典型事例及各项指标数据。当天晚上开夜车写出了初稿。草草睡了三个小时，起床开门营业。那时全仗着年青，白天坚持卖货忙得没有时间磕睡。待午后店堂清闲了，我便拿出稿子来改。第三天，一份誊写工整的讲用稿便交到了要返回县城的局长手中。局长很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有培养前途，有培养前途……”
没过多久我进了县商业局，后改名为县供销社。我的写材料由业余“走穴”变为专业制造。
珲春山林面积广，有坡地有柞木；又靠日本海，雨水比东北其他地区都充沛，是人工栽培木耳的理想产地。但山区的农民贫穷，投资搭建耳场、购买木耳菌之类仅需几百元的资金都没法落实。如何发展木耳人工栽培？领导将这份答卷交给我来完成。
也许我当过农民，了解农村的疾苦，使我有了较强的责任心；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预感：木耳栽培，应该是珲春农民致富的一条既经济实惠又无风险的可靠途径，我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想着想着心中骤然会升起一种使命感来。
我向局长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从苏联边境线上的春化到图们江边的敬信，从原始森林密布的大荒沟到穷乡僻壤的四道沟，从资源地域到生产生活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回来后第一次这么认认真真有理有据地写了一份《珲春县木耳栽培的广阔前景》的报告。局长修改了几处后，便上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业局，商业局马上派来两名“笔杆子”帮助修改材料要上报省里。
一连好几天的“吹路子”，分析主题研究架构，你说你的路子，我讲我的套数，两支烟枪一刻不停地冒着浓烟，我和这两位“笔杆子”关在屋里吞云吐雾，越“吹”越糊涂。我不习惯于这样的程序，每天像囚禁的犯人一般。而这两位“笔杆子”则上午睡大觉，晚上夜神仙，深更半夜聊天吹牛毫无倦意。当时财务规定加班超过晚上11点每人有4角5分夜餐补助。于是，把每人的补助集中起来，跑到招待所叫醒伙房炒了几样菜、准备一瓶“二锅头”，有滋有味地喝起来。我往往困得睁不开眼皮还要陪同到结束。
“吹路子”的结果，仍然由我执笔，仍然按照我的思路。一篇以《推广人工栽培，两年实现木耳县》为标题的报告上报省农渔办。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为县里争来了廿万元的木耳贷款，这笔钱以当时的价值足以武装起400个木耳场。于是，木耳栽培也就似久旱逢甘霖，蓬蓬勃勃地发展开来。几年后，当我离开珲春大地的时候，特意到英安、凉水等几个木耳场转了一圈。这满山遍野星罗棋布的木耳场让我在心中骄傲地自语：“珲春的木耳发展有我这‘笔杆子’的一份功劳！”
我的写作态度由此有了明显改变。在迎合“左风帮气”要求的同时，尽量能给社会给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到《延边日报》当实习记者后，把在写材料积累起来的些许认识运用到了记者这份工作中。
1973年六一儿童节，报社布置我们四个实习记者进行独立采访。在六一节上午的大型团体操结束后，每人要拿出一篇三千字的报道来，从中选出一篇供第二天发表。这是有着竞争色彩的一次采访，我们都作了充分准备，除了个别先进事迹可以事先采访外，都要求现场即兴写作。
节日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体育场，在主席台后排视野宽阔又僻静处坐了下来。我望着鲜花般的少年儿童正打着腰鼓列队走进体育场时，一股激情油然升起，便快速地在本子上写下了开头：歌声随着白云飘，阳光照得百花笑。儿童们节日的喜悦和欢乐充满了田野与街道。一队队号角吹起来，一组组腰鼓敲起来，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如烂漫的山花开起来。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我们拥有茁壮成长的新一代……刚刚写了个开头，在我前面看台上升起一串串五颜六色的气球，将我的视野挡了去。
此时四周已没有合适的位置，我只有跑下来，蹲在体育场的跑道边上。不多久便腿酸难耐，索性坐在砂地上，边观看团体操边用笔“沙沙沙”地写下去。从场内写到场外，从教育革命写到全面发展；围绕着“抓教育质量”后出现的几名三好学生的优秀事例为引子，来说明学习文化的重要意义。这个命题在“四人帮”当道时，“不要文化”、“不要教育”的社会环境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是家长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没等团体操结束，一篇三千字的《一代新苗茁壮成长》已经脱稿。下午编辑部讨论四篇同样题材的纪实报道时，我的文章一举夺魁。文章见报后，还陆续收到了十几封来自教育部门及家长学生热情洋溢的信。
“七·一”前夕，报社派我与来今二人去采访闻名省内外的上海知青宋爱敏，作为“七一”的重点报道。
宋爱敏当时是五道沟四队的生产队长。我们乘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出发，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她所在的五道沟。
当长途汽车沿途经过哈达门公社时，见车站附近不远处有座小草房。一个女人在绳子上晾晒毯子，那种枣红色的粗线毯子是每个上海知青都认识的：这是在上山下乡时凭证购买的。她会是上海人？怎么独个儿在此住着？不容我仔细辨认，车子己经开过去了。
我与来今在宋爱敏集体户住了下来。户里只留下四位女同学。小宋当队长忙得整天不着家，在大队教书的季秀云倒是顿顿赶回来给我们做饭。想不到六年后她与我的同学王枝良结了婚。
她们集体户缺少男劳力，烧的柴禾是临时捡的；厕所是用几捆东倒西歪的茅草围起来的，摇摇欲坠。我们看不过去，帮助干了一天活：半天上山砍柴，半天锯板盖厕所。临别时得到了她们授予的“劳动模范记者”的光荣称号。在采访中，我们觉得小宋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扑在生产队的工作上，与集体户的几位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回来后就以《宋爱敏和她的伙伴》为题写了一篇特写，也是受黄宗英《特别姑娘》的启示。见报后反响很大，多家电台作了配乐播出。另外，以宋爱敏为原型，我还写了一首诗歌《女队长》，被《吉林日报》采用。其中写道：
你像一丛红五月的金达莱，
你像一棵根深叶茂的青杨；
有人问起肩上担子的份量，
你总是笑着讲：
“党给了咱一副铁肩膀。”
这副“铁肩膀”，似乎更应该给另一位上海女知青。
说来也有缘分。返程的长途汽车在路上出了故障，勉强开到了哈达门公社。我便乘修车空闲，带着好奇去核实那位茅草房女人的真实身份。
还没到门口，恰巧虚掩的门推开了，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摇摇摆摆地走出来，没几步，跌坐在泥地上。小孩非但不哭，还望着我笑。我上去抱起他来。那位女人出现在我面前，尽管她衣服裤子上都有补丁，但是从那清秀的眉目里，直觉叫我想到她应该是上海人。也许上海人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沟通，她对孩子讲了一句上海话：“谢谢爷叔！”
我被让进了屋内。整个房子收拾得倒也干净，只是墙壁上千疮百孔。见她抱来柴禾要烧开水，我阻止不了她，便问：“小人伊拉阿爸是上海人？”她摇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炕上挂着的被单。
我这才发现被单后面躺着人。她解释说：“躺倒有两年多了。”凭着记者的本能，急切地想要了解明白个中缘由。然而她只淡淡地告诉我：她的男人是朝鲜族，原来是生产大队的团支书。双方父母知道他们恋爱后，都表示不同意，上海父母反对更甚，但他俩还是结婚了。上海父母于是断绝了信息往来。太平日子只有半年，她男人上山砍柞木搞副业，被倒下的树木压伤了腰椎骨，于是就躺倒了。
她说得极平静，我心里却翻腾开了：她男人没有进过医院，是因为没钱治疗？她分娩的时候是谁来照顾的？靠她一个人，怎么养活一家三口？男方父母是否会给她一些帮助？……拿着她递给我的一只遍体鳞伤、印有“知识青年下农村，走一辈子革命路”的茶缸，我的手却在发颤。此刻，众多疑虑拼成一个问号：今后的路，她该怎么走？
一连串的问题还没来得及问，听见来今远远地在叫我，想必是车子修好了。
我立起身来，考虑不出能帮她什么忙。于是摸出两只口袋里所有的钱：两张五元三张两元还有几张角票一起放在了炕沿上，还把自己书包里的一只茶缸及半支牙膏也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我听见被单后面她男人的声音：“不要这样客气……都是自己人嘛……”
我鼻子酸酸的，赶忙跑出来。
她抱着孩子气喘喘地追上来，手里捏着一把钱，显然是要还给我，而我已经上了汽车。见她无声地站在车窗外，不断地用手挽着被风刮乱的头发；她身上的孩子，则用他那两只小手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颈，也许由于风大，将头埋在里面。
我扭过身子不忍去看她母子俩。
车子驶离了村子。我将刚才立在车窗外的这位上海女知青的遭遇告诉了来今，他也叹息起来。我说：“我们只会写宋爱敏，写光明的，就不能反映反映这样的疾苦？”来今反问：“写了，又能往哪儿发？”
这回轮到我叹息了。自以为能为民请命的我一下子也没了脾气。很可惜，此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去哈达门，至今仍不知道她的姓名。
当记者，有悲苦，也有欢乐；有新奇，更有惊险。
1973年7月上旬，我独自去西架山采访。不料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原来只是一条没膝的小溪，变成了波涛滚滚的大河。天时已晚，我必须天黑前赶到，否则夜路更不安全。我用石头投试一下水深，没什么反应；我只能参照着两岸的树木枝叉，估计水深没到胸口上下。于是，将衣裤脱下，连同一架海鸥牌相机放在书包里，用双手捧着书包一步步地涉入水中。
过了河中心，水只到腰际处，我便放心往对岸走。谁知将到岸边，河水突然加深，一下子没到脸部。为了保护书包，将它放在头顶上，没走几步，河水又淹没了脑袋。我急了，我游泳水平虽然憋脚，但这点距离难不倒我，可是这108元的相机怎么能浸水？为了这108，我只有屏住呼吸，坚定着步伐，控制住上面的波涛摇摆、脚下的水力浮动，平衡着双腿，终于一步一步走出了水晶宫。
到了西架山大队，当社员知道了我是从那条暴涨的溪流过来时，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告诉我说：去年涨水就死过两个人！听这一说，我也有点毛骨悚然，暗暗庆幸着自己的化险为夷。
有了险情作铺垫，我十分卖力地进行了这次采访，仿佛是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代价，与采访进行交换。7月1O日完成了采访任务，7月13日以《西架山的人们》为题刊登在《延边日报》上；7月I8日，《吉林日报》以《西架山下筑堤歌》为标题全文作了转载，并获得好新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