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干部-选自橹泳散文集
杨是生产队的会计，他不喜欢干活，整天净是闲转，捧着一个工分账本，也不知道叨咕啥，就那么咿咿呀呀地念着，冒充是个有文化的人。
生产队认字的不多，但凡能认些字的都不需干活，队长总会安排他们去记工分。杨读过扫盲班，记账这种事原本轮不着他，他能干上会计那还得亏他哥哥是队长。
杨的权力不小，不仅负责记工分还负责打上工铃，他的铃声一响队里绝对没人敢待在家里，全得扛上锄头往田里跑。杨倒是不用干活，只是在人群中监督，说是监督，其实就是闲转，看谁不顺眼了骂上几句或是扣他们些工分。
他想扣谁就扣谁，没人敢跟他较劲！自上任以来，他不知扣了多少人的工分。譬如庄前的三上子，那天跑得匆忙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收工时就被扣了一上午的工分。庄后的二傻子曾骂过他一句，年底分粮食时仅分到几个大沙芋其它啥也没分到。
东庄的大疤是个倔强之人，那天他把杨告到了公社，说杨以公夹私总以记工分要挟别人。这无异于捅了个大篓子，很多社员都跟着站出来指责，他们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诉说着藏在内心多年的委屈。
公社领导找杨的哥哥谈话，要求他立即撤了杨。杨这才慌了，他磕磕绊绊地跑去大疤家赔礼，还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只是此事终究闹得太大，即便大疤后来去公社解释了三四趟也无济于事，最终杨还是被撸了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没了职位，杨就像一个泄气皮球，整天低着头下田，叹着气收工。回了家也不串门，只闷在屋里睡大觉，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人。
我记不清是过了一两年还是三四年，国家有个政策，乡下没回城的知青都可以就地安置。杨才开始得意起来，因为他老婆茹就是下放知青。
他从村头宣传到村尾，从生产队宣传到大队部，逢人就说自已当年竟有如此卓越的眼光娶了茹，一个既漂亮又给他带来幸福的人。
茹的上班手续刚办下来那天，他特地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还请来公社有头有脸的干部，踏踏实实地显耀了一番。他说队里的会计算啥，还能比得上自已老婆这个铁饭碗？
那段时间，我常看到杨美滋滋地，嘴上叼着烟到处显摆。他会去粮管所老兆那里听书，或是到刘家剃头铺看人下棋。他原本不喜欢听书，也不喜欢下棋，只是觉得那地方汇聚的人较多，他有优越感。
分产到户那年我初中毕业了，父亲怕我在家待坏了便托关系把我也弄到供销社上班，恰巧就与杨的老婆在一个柜面。
茹比我大十几岁，我管她叫姐。她为人随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譬如南京中山陵，夫子庙，中央门等。我们常天南海北地闲聊，有时还能聊上一整天。除非是杨过来了我们才不聊，因为杨一看到茹和别人聊天，脸就拉得老长，阴沉沉的，一点笑容也没有。
一次我问茹，她当年嫁给杨是否是因为自已种不来地，还是厌恶干活的缘故。她沉默半晌也没言语，许久才忧伤地说，那会儿杨是会计，管着记工分，是队里最有权力的人，她若不同意，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说到这她还会抹起眼泪，我也不好再问。
其实也不须问，街上早就传开了，说茹原先倒是打算嫁给街后大疤做媳妇的，最初相亲也是跟大疤见的面，只是结婚那晚不知怎么就换成了杨。
茹的工资不少，却很难维持家里的开销，她有二个年幼的儿子不说，每天还要管着杨的喝酒抽烟。好在供销社的领导知道她家困境后也还给杨安排了一份工作，只是杨恶习难改，不管分到哪个柜面上班，哪个柜面都会短款亏空。
常在河边转，哪有不湿脚！一日，杨在仓库偷香烟时被人抓住。这可是件大事，领导们都慌忙赶过来处理。杨却无所谓，他死皮烂脸地反驳说，自已压根就没想偷，只是觉得好玩，烟既然被你们搜了去，还能有多大事？说完便撸胳膊挽袖子要跟领导干架，一点悔改的意思也没有。
领导当然很生气，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把杨和茹都开除！这下杨更堕落了，整日无所事事，净是喝酒打牌，茹也不敢劝，只有随他去。
茹曾央求杨去做泥瓦匠，一天赚上十几块，孬好也能贴补点家用。杨总是不愿意，可他一时间也想不出啥好办法来。为了生活，他只有硬着头皮去。可是每晚回家，他便会没事找事，说自已累的半死，腰也疼得要命，时不时还会打骂茹，说当年要不是自已瞎了眼，哪会去娶她这个扫把星。
时间不长，杨就不干泥瓦匠了，他每天不是溜到墙根下晒太阳，就是跑到村口与妇女们瞎吹牛，只有捱到吃饭时才会回家。他可不管家里有没有生活开销，更不问老婆孩子有没有吃的，总之只要茹伺候不到他便会拳脚相加。
为了安宁，茹决定自已去做泥瓦匠，她扛上一把铁锨跟着一帮大男人后面去干活，卸沙子，拖砖头，从清晨干到日落，从盛夏干到隆冬，渐渐地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终于，茹生了大病！起不来床，也干不了活了。她娘家人闻讯也从城里赶了过来。
亲戚们见到茹面目憔悴，家徒四壁时，都难过得转过身去默默地流着眼泪。他们恳切地和杨协商，看能否能把茹接走，养她后半辈子。只是杨一直坚持说自已和孩子都离不开茹，怎么也不同意。无奈，娘家人只能凑了点钱给杨，劝他做点生意，说有了钱才能照顾好老婆孩子。
杨觉得这倒是个理，自已荒废那么多年，也应该做点事了。可做啥生意呢？考虑多日，他认为卖辆三轮车搭客倒是不错，你看开三轮的人整天在路上兜风，风景不少看，钱也不少赚。自已那天坐一趟车去县城花了三块钱。一个人三块，一车可以坐十几个，也就是三四十块，那一个月下来就是....
杨得意地算着，然而，街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刚开始只有两三辆三轮搭客，可几个月下来，整条街上却冒出了二十多辆，他们也不寻求到其他乡镇跑，就待在卢集本地，僵持到最后弄得每辆车都没生意了。
后来杨把三轮又换成了马自达，说是替人拉货。这下更倒霉了，这种车空间小，也没力气，三天两天头出毛病。杨虽说能赚上几块钱，可除去修车和喝酒的钱，一点结余也没有。
马自达最后被杨换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汤做了下酒菜，他又变得啥也没有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回到村里。此时，他已与村里的村民没有多少区别，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再也没有原先那份孤傲之气。
他开始变得麻木了，遇上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端着饭碗走门串户去聊天，有时还会蹲到墙根和老头老太太聊，一聊就是一下午。他似乎接受了农村的一切，接受早出晚归的劳作，接受清汤寡水的饭食，接受补了又补的衣衫，接受了这些简单枯燥的日子。
那天，他的二个儿子和茹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日子便偷偷地跑了，这一跑就再也没了音信。
其实，杨也想去城里找儿子，只是他觉得没脸见茹的娘家人。为了掩盖自已的羞愧，他常故作姿态地对人说，人孤单不要紧，只要有地种，还不照样活着！嘴上虽是这么说，可当听到别人说他的儿子已在城里定居不可能回来时，仍旧会跑回自家的屋里偷偷地啜泣。
近些年家乡的土地已被大户承包，乡下早没了种田的人。一些没地可种的老人和孩子，每天都在村头徘徊，遥望着荒芜的田地叹气。杨却很幸运，他是村里唯一留有土地的人，他家那块责任田的位置比较偏僻，是一块又窄又长的河边地，承包人不愿种那些零零星星的地，因此也就放弃了。
杨年轻时混混沌沌，也没学会其他营生，只能老老实实地种地。只可惜他家的土地不是太多，收成自是有限，即便他已认识到往日的过错，甚至还学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每到年底他依旧还是赶不上趟，总变得饥一顿饱一顿的，过的既窘迫又狼狈。
去年的麦口，我回乡时遇见了杨，他推着一独轮车的麦子，一脚光着一脚穿鞋，正蹒跚着往前走。我看到他的脸被晒得发糊，腰也弯得厉害，像一枚枯萎的落叶。
他看见了我，远远的就放下车子，微笑着迎过来跟我打招呼。他得意地跟我说，村里现在没几个种地人，许多地荒了也没人管。这不，村委会让他出来做了队长，害得自已除了种地还得关心大家的事。
我们是老熟人，虽说过去没啥交情，可终究多年未见，无论好坏，我也应该敷衍几句.......
我随意问了他一句，问他为何总抱着这点地不放呢？现在种地的早就没有什么利润了。他显得有些失落，怏怏地看了看我，而后叹口气说，自已年轻时不安分，现在也该醒醒了。更何况自已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不种地又能干啥呢？说完他又长长地叹上一口气，复又推着独轮车慢慢地往前走。
我看到，他的肩上勒着一根由烂布条编成的车攀，脊背的衣衫早已湿透。他推的那辆独轮车是多年前的旧车子，高高的麦子压得车子摇摇晃晃，时不时就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在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