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纪念品——缅怀父母
难得的纪念品——缅怀父母
程正渝
2016年10月，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1957年11月28日的《新疆日报》刊登的报道我父程元宇被打成“右派”的那篇文章，立即要女儿把那张《新疆日报》网购回来——这是难得的纪念品呵！
上图：1957年11月28日《新疆日报》
我父程元宇那时只是一名科员，《新疆日报》用如此大的篇幅报道他，岂不是抬举了他？但之前不久，《新疆日报》头版头条还刊载了我父写的长篇反右文章，相比之下，第三版还是逊色了一些。
欲加人罪，何患无辞？该文（《程元宇坚决反共的罪行全部揭露》）洋洋洒洒2500余字给我父罗列打成右派的罪状；而20年后，我父右派改正的结论仅仅是一句话：“在座谈会发言主要是给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该文称，在说理会上揭发了程元宇的丑恶历史。却不敢提，1938年4月，还是交大学生的我父程元宇创办了全国知名的宣传抗日的杂志《今天》十日刊！该杂志在长沙出版时，得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特立先生的支持和指导；还得到翦伯赞、吕振羽、程潜、蒋百里等各界名流的大力支持。
该文提到我的父母是“民革成员”，却故意不提他们在解放前就加入了民革、并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后来全国政协出具证明，我的父母办了老干部离休手续。
重读这篇奇文，缅怀我的父母。
1
1948年春，母亲张国华带着我们从半岁到十岁的五弟兄从湖南老家回到上海旧居（复兴中路496号），与正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父亲和祖父汇合。我的祖父程一中在1946年就加入了民革，任上海组织委员兼民革联络工作。（此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姑姑程哲宣和姑父黄建平，受组织派遣去湖南做策反工作。
我们来上海不久，一天，身着深色中式长袍的祖父带我和三弟正湘到复兴公园去玩滑滑梯和跷跷板……之后，深沉稳重的祖父又带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感到特别稀奇……在回家的路上，祖父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电影中的中国运动员楼文敖（1）那样坚持到底。
民革领导人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夫妇就住在我家二楼，他二老受周总理的委派在上海领导地下革命工作，郭春涛先生当时被称作上海“地下市长”。——这些当然都是后来知道的。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戴一顶罗宋帽（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有过非同一般的政治阅历：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在三十年代他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我的祖父程一中是实业部秘书主任。
秦德君女士容貌清秀，衣着华贵，举止优雅，——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传奇式的“火凤凰”？
秦德君女士和我母亲是四川同乡，彼此很谈得来，秦女士循循善诱地给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还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尤其是，秦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恽代英等的培育下，她如何从一个彝族小女孩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生活历程，——这给土家族的我母亲很大的启发。
我们常见到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小贝贝进出，我们称郭春涛叫“郭爷爷”，称秦德君为“郭嬢嬢”。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的女儿小贝贝，六岁左右，白皙漂亮，总是笑嘻嘻的。
郭先生一家搬来之后，早出晚归，白天很少在家，也难得有客来访。
不久，我的父母经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的介绍加入了民革。
秦德君女士对我母说：“国民党如此专制独裁腐败透顶，就要完蛋了，你何不也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为将来找一条出路？”我母听了不禁愕然，说：“我从离开学校的门进了小家的门，十多年从没有在社会上做事。我能做些什么呢？”秦女士说：“你可以对你那位在国民党炮艇大队的亲戚做些工作嘛。”
原来我母的表弟杨沧活这时正担任国民党海军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 。
按照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的指示，我的父母开始作杨沧活的思想工作，并通过他在国民党海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作策反工作，从而做争取吴淞炮艇大队的起义工作（2）。
一天，我正在弄堂里跟小朋友们踢皮球，只见表舅的那辆咖啡色的小汽车开进了弄堂，一直到弄堂里我家原来的汽车房停下来，高大魁梧的表舅杨沧活身着神气十足的海军军官制服走了过来，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从我家的后门直接上楼，跟我的父母会面。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表舅杨沧活跟我的父母在商量争取吴松炮艇起义的事。
父亲当时以输出入委员会里的一名科员和“青年军中校教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按照郭春涛先生的指示和要求，通过交大同学张震搞到孔祥熙宋子文两大家族在上海的房地产及仓库等财产的书面材料；通过祖父的挚友、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治处处长温广彝，搞到青年军202师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及防卫工事图；并营救了在运粮工作中被敌人逮捕的解放军运粮队的陈棣三、叶仲运；等等。——同时把有关材料也交给了挚友、中共地下工作者陈伟斯。
陈伟斯身高一米八，五官端正，体魄健壮，留西式分头，着咖啡色西装，穿着打扮像个小开（3）。他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帐子公司的掮客，住在隔壁弄堂我家过去的汽车房。他是新四军派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他的弟弟林路是新四军的一名师政委。
1949年2月，我祖父一中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和平起义，做老朋友程潜、唐生智的策反工作去了。继祖母和曾祖母也同时离开了上海。
1949年5月中旬，吴淞炮艇起义的事泄密，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下令通缉杨沧活，我的父母在陈伟斯的帮助下，通过地下交通线把杨沧活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受到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的接待。
也在5月中旬，秦德君女士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受尽了各种酷刑，上海解放那天，还因受酷刑晕死过去。敌人逃走时以为她死了就没管她，同监的难友才把她救活过来。
1949年6月，“民革”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举行庆祝上海解放胜利会师大会。郭春涛先生作报告，我的父母因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受到郭春涛先生的大会表扬。
2
上海解放后，我父元宇在华东贸易部工作，因为工作积极，1949年12月当选华东贸易部工会委员；1950年6月被提拔为华东贸易部调研科科长（处级）；他的业务著作《外销猪鬃实务》一书同时出版发行（此书后来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收录）。
我的祖父一中解放后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常委。
解放后，我的母亲也是上海街道工作的积极分子。
我们弟兄姐妹受父母追求进步的思想影响很深。早在解放前父母就在看《新华日报》，以及《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等这些书报了。共产党的宣传深入人心。我们那时候就听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还听到了《你是灯塔》等解放区的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解放后，大姐正江在上海民立女中参加了青年团，并担任团支书；我和大哥正海也在磐石小学参加了少儿队的筹组会议（4）。
还有一件事在这里也值得一提：我和大哥正海进磐石小学不久，全校分年级进行作文比赛，每个年级（约有100人）只取一人获奖，我和正海分别在三年级和四年级获奖。我们弟兄从湖南乡下到上海的时间并不长，能在作文比赛中脱颖而出，这说明父亲经常从上海给我们带（或寄）到湖南乡下的范泉先生改写的十二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以及《小朋友》《儿童时代》等杂志书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3
1951年镇反，因郭春涛先生在京去世，秦德君女士蒙冤，我的父母解放前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未被上海当局承认，而我父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202师中校教官及输出入委员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有历史问题，并因此于同年9月，调入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这一期的学员大多是“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人员，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员。
1952年5月，“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结业。华东局应新疆党委王震将军的请求，号召革大这一期学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一期1200多名学员争相报名支边，大家认为，上级让他们支边新疆，就是对他们的信任，就是让他们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具体体现。这批学员大多是带家属支边的（我的母亲当时对支边新疆也很热心），他们一路上情绪高昂，尽管从西安坐篷布卡车到迪化用了十多天，带着风镜、锅盔和竹水筒……
汽车在茫茫戈壁、漫无尽头的公路上奔驰着，“华东革大”的学员们（包括我的父亲）常常不约而同地引吭高歌，他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
年轻的心在跳跃
满腔的热血在燃烧
听祖国呼唤我们向前进
我们要响应她的号召
让我们走 走向最前哨
让我们走 走向最前哨……
另一首歌是：
年轻人
火热的心
跟着毛泽东前进……
“华东革大”的这批学员大多不年轻了，他们唱起歌来也不那么铿锵有力了，但是他们齐声唱这首歌时很认真，很投入！——甚至感染了我们这些孩子。
4
来到新疆后不久，我的父母被安排在新疆畜产公司工作。一家八口人（5）住在十多平米的低矮的小屋里，父亲用两块砖架一块木板，依次上叠，做成书架，摆满了《资本论》《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以及《四部精华》《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书，后来，书架都碰到纸糊的顶棚了。——家里再穷，父亲总会省下钱来买书，他用行动教导我们，生活离不开书籍。父亲还在陈设简陋的小屋的墙上贴上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花卉虫鱼图；父亲高兴时还常常调嗓子唱京剧（他在北京读中学时曾受到京剧大师余叔岩的照顾和熏陶）；在工作之余，父母还一起唱诵过《孔雀东南飞》；——生活也离不开艺术。
我的母亲出身于四川一个小县的地主家庭、毕业于南京法政学校，婚后一直在家抚养孩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今，一群孩子上学，只靠两个人菲薄的科员薪金维持，生活十分拮据。而她又生性好强、讲究整洁。她白天上班，晚上缝缝补补，把大点的孩子的衣服，改一改给小点的孩子穿；有时甚至给我们弟兄洗衣洗到半夜，总要每个孩子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有一次新疆省一中召开家长会议，地点设在西院大礼堂。我父元宇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父亲因在北京读过几年中学，所以能讲一口普通话；又因为他也当过中学教员，所以讲起话来声音高亢响亮；再则他这位三十年代的交大学子怀才不遇，借了这个机会表现了一下自己，——结果他的发言引起了学校的重视，还在《新疆日报》作了报道。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正江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新疆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7个人都团聚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我们弟兄姊妹都低着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嘈嘈切切的声音，谁也没有作声，使这个短暂的时刻显得格外凝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大姐在新疆一师读三年级了；大哥正海在才成立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一；我在省一中读初三；三弟正湘在省一中读初一；四弟正潭在九小读三年级；五弟正洲进九小读一年级……
后来，1955年夏，大姐正江果然考取了陕西师大中文系，——这一次新疆一师只有5人考入师范大学，大姐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考入师大的女生！
诚如父亲所说，我们弟兄姊妹就再难团聚了！
5
1955年“肃反”运动时，——我父因前面所说的原因，1951年镇反时受过审查，——而再度受到隔离审查。新疆外贸局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上海找陈伟斯、杨沧活调查，也不派员到北京找秦德君女士调查——故意抹杀我的父母在解放前就加入了民革、并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于是，在1956年我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7年反右时我父又因历史问题等被定为右派；1958年5月我父再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0年，判决前没有对我父审讯，也没有找我父落实所谓的罪行的事实。
我母以“同情”历史反革命的丈夫为由被开除公职，虽经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处分而被新疆外贸局拒绝执行。——我家于是遭灭顶之灾！
6
1957年11月28日，《新疆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报道我父程元宇被打成“右派”的那篇文章后，我班教室后面照例悬挂的《新疆日报》，特别在《程元宇坚决反共的罪行全部揭露》上划了红杠！同学们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当时团支部正在讨论我的《入团志愿书》，自然也就没有下文了。不过，团支部和班委会还是鼓励我站稳立场，和家庭划清界限；继续向组织靠拢。
1958年5月的一天，我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兼右派被捕。
学校先得知这个消息。当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书，学校和团支部安排我们不要回家，还说，你的父亲虽然被捕了，但是你们是党和人民培养长大的，应该跟你们父亲、跟家庭划清界线，应该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由于党、团组织分别给我们弟兄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跟父亲断绝了来往，以示跟他划清界限。
翌日，放学了，我们才不约而同地回到家里。
母亲见我们弟兄回来，悲愤地说：“昨晚你们为什么都不回来？难道不怕家里出事吗？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呀，难道不是你父亲养活你们吗？”
平时我对父母的话是不敢回嘴的，当时我竟然用团支部干部的口气回答说：“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的！”
母亲顿时大怒，破口骂道：“放你娘的屁！我们的饭碗都被人端掉了，谁还管你们呀！
我父被捕以后，诚如母亲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王子纪马维华（6）们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
“党和人民培养教育我们”真的成了一句空话！
党在哪里？人民在哪里？谁给我们一碗饭吃，谁给我们交伙食费？
为了全家不至于饿肚子，为了孩子们不至于中断学业，体弱多病的母亲很快就找到给某单位洗工作服和拆洗棉被的活儿，独自拚命干起来，挣钱买粮食……
那时我和大哥正忙于高中毕业和高考，没能帮上母亲的忙。三弟在高一，四弟在读初一，五弟在读四年级……
大姐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后，毅然中断了大学学业，参加工作，在西安市34中当上了高中的老师，同时她又开具证明将母亲及弟妹等五人的户口转至西安，又托人安排母亲到西安28中管理图书。但是好景不好，当西安28中根据母亲填的履历表从新疆外贸局调档，王子纪马维华们强调我母是被开除的，于是我母便被解雇了！
王子纪马维华们真是比蛇蝎还要歹毒呀！他们公然不顾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开除我母的通知，执意要把我们这一大家人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好在苍天有眼，人不报天报。没过10年，王子纪就在“文革”中被压抑已久的愤怒的群众批斗死了，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他的妻子马建萍，一位高挑白皙、相貌姣好的米脂女人，就改嫁他人了——王子纪也落得家败人亡的下场。而新疆外贸局局长马维华也在文革中被批斗后失踪了，尸首一直没有找到。
7
父亲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就如同高悬在我们家庭上方、高悬在我们弟兄们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一整得我们程家几代人几十年来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剥夺工作的剥夺工作，不准升学的不准升学，坐牢的坐牢，丧命的丧命！
三弟正湘在这次家庭灾难中，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7）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得，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则是弟兄中最侥幸的一个——我在父亲被捕后不久的高考中，被录取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当时全国每年只有二十多万学子能考入大学，我成也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在我的身上兑现了。
当然，我能读大学也可以说是属于侥幸，因为两年后，1960年的暑假，据说彭真（8）在北京讲过一番话，意思是说，教育也要讲阶级路线，取消“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升学资格。于是，当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六O级毕业、高考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的三弟正湘，和当年在西安参加中考成绩拔尖的四弟正潭，均被取消了升学受教育的资格。15岁的四弟正潭只好跟着母亲在西安卖冰棍谋生了！三弟正湘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
我能上大学也是母亲对我的一份恩德，因为那时如果母亲叫我工作的话，我是不会不听她的话的。
大哥正海在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师，后因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下放农村。
父亲被捕时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又体弱多病，在王子纪马维华们的残酷打压下，为了子女，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她义无反顾地在社会底层挣扎奋斗，干一切力所能及的重活，脏活，像洗衣服、卖冰棍等，以后又被赶到农村干农活，接着又是“文革”，一干就是二十年！尤其是她始终不向邪恶低头，勇于跟命运抗争，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顽强拼搏，终于带领全家走出漫长的荆棘之地！
在“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文革”开始，三弟正湘虽然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受到农村孩子和家长的好评，但因为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打成“黑帮”，遭到批斗、关进牛棚；后遭铁路上的暴徒毒打几乎丧命，九死一生逃到哈密；1968年10月，为庆祝革委会成立，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时又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而遇难！
我在文革初期即因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在某县拖拉机站被打成“反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受到迫害；后因躲避暴徒的追杀（9），遭到诬陷而身陷囹圄。
大哥正海在农村遭到残酷批斗被迫四处流浪。
大姐正江在任教的中学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母亲和四弟、五弟、小妹在陕西农村的动乱和贫困中挣扎！弟妹们因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自然属于黑五类子女、过不了大队的政审关，任何升学、就业、回城的路都被堵死了。
8
父亲虽然在1968年刑满出狱，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当时正值文革，他依然是个劳改释放犯。然而，在劳改队十年，他却因祸得福：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劳改队食堂当管理员，没有怎么饿肚子；文革开始，他在劳改队也没怎么挨批斗。但是，就在他出狱不久，他的最聪明的三儿正湘就在文革中遇难了；他的也是大学学子的二儿也被判重刑入狱，而且恰恰跟他在同一个劳改队——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而我们父子竟然前赴后继，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1971年11月，也就是我入狱三年之后，由于偶然的原因，父母找到了跟父亲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的我。在得知我的冤情之后，母亲和五弟正洲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四处上访奔波。
1972年3月，我母来到乌鲁木齐八楼，打听到新疆自治区首长在此开会的契机，趁会议结束，赛福鼎（10）走出大厅准备上车的时候，头发花白衣着素净的国华突然出现，拦路喊冤，向赛福鼎本人递交了申诉状，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古已有之的拦路喊冤的一幕！——我的冤案才有所进展。
正洲回忆说，1973年他在新疆上访，班车在某公社停车就餐，那家公社食堂免费给旅客供应热面汤，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食堂，我要了一大缸热面汤，泡上自带的干馍馍，就着咸菜，美美地吃了一顿。
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母亲和正洲为我的冤案多次长途奔波上访，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每一两粮票，是多么的艰难和辛酸呵！
经过长达五年的上诉上访，案情终于真相大白——把一位民警诬正渝“跟外国人打招呼”的不实之词，当作定案的唯一依据，终归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如此断案是何等荒唐，何等贻笑大方啊！
9
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家也得以重见天日：
父母得到了平反、改正，并回到新疆外贸局。
五弟正洲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大学录取——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
四弟正潭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队长、副经理、经理和工程师。
大哥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中学任教，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小妹正泽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后来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并当上了副处级干部。
大姐正江则早就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中文系教授了。
我平反后回到W县农机厂仍当技术员，又调某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后调州技校当教员，曾兼教务处副主任和实习厂厂长。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
－－只可惜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正湘没能看到今天！
10
1985年5月，我的父母专程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看望秦德君女士，她已是八十高龄，但依然思路敏锐，气度非凡。说起话来轻言细语，言简意赅。她说，1949年8月，我和春涛奉召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但在政协筹委会召开前夕，我被诬陷解放前夕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因此被撤销政协筹委资格，并接受审查。春涛参加了政协的筹备会议，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等职。春涛深信我是遭到了诬陷，他病上加气，竟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政治审查还了我清白，但文革中我又在秦城监狱坐了八年牢，常常是独自一人，真是又聋、又瞎、又哑，出狱时都不会说话了。……在狱中我被看守从楼梯上掀下来，解放前被国民党拷打受伤的腿，这次被摔断了，一直没有康复。……
我父向秦德君女士诉说：1951年“镇反”运动时，我们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我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输出入管委会科员等职务，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反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反革命，而被列为“镇反”的对象——从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算、被批斗，直到1958年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国华和子女们都受到无情的株连……
秦德君女士听了之后，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我会把你俩在1948年加入民革并投身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的情况，向政协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的。”
此后不久，我的父母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办理了老干部离休手续。
11
2000年底，我的父母相继以八十六七岁的高龄去世，民革新疆区委会和新疆经贸厅的领导同志、程氏弟兄姐妹并孙儿们出席了隆重的葬礼。二老虽历经磨难，却是儿孙满堂白头偕老寿终正寝。
注：
（1）、楼文敖（1919—？），中国著名运动员，聋哑人。1948年到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因为第一次穿钉鞋跑一万米，被一颗穿破鞋底的鞋钉磨破了脚，发挥失常，但仍坚持跑完全程。
（2）、在《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这本书中，秦德君女士提到他们曾“秘密搬到复兴公园后门”我家住所的二层楼上；也提到是由我母张国华介绍认识“海军起义首领杨沧活”的。
秦德君女士在1998年10月写的《忆春涛》一文中，也提到上海海军起义“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
（3）、上海话“少爷”的意思。
（4）、因为磐石小学是教会学校，一直迟迟未能建立少儿队。
（5）、大姐正江来新疆后即考入新疆省一师，在学校住宿。
（6）、王子纪当时是新疆畜产公司经理；马维华当时是新疆外贸局局长。
（7）、当时中学伙食费每月是18元，家庭出身不好的只能享受⅓的助学金。
（8）、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
（9）、1968年11月底，我逃离W县不久，暴徒即制造了打死11个人的“12.6”
血案。
（10）、賽福鼎是当时新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