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民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我初中时的老师刘保民，现在我要记的人叫刘佑民。但他们不是兄弟。刘保民是江苏徐州人，而刘佑民是江苏兴化人，1962年考入我地师范专科学校。我认识他是在1984年，他时任我市石油公司职教科科长。不久，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有文凭的人，兽医、护士，都当了领导，他一下被提拔为市石油公司经理。1985年，体制改革，石油公司脱离商业部门，成为市政府直属单位，由正科级单位升为副县级单位。但刘佑民却没有随着体制而上升，仍留在商业部门，到市糖烟酒公司当了书记。那时，企业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书记已不再是一把手。他感到大权旁落，很不舒服，和经理争权闹矛盾，拆台，搞小集团，凡对经理不满的人，都成了他的亲信。1989年，公司经理换届，他竞选经理失败，又失去书记位置。闲置两个月后，报纸上突然出现了他的名字：市纪委换届，他“当选”新一届市纪委常委。用糖烟酒公司的人的话说：“他科级干部还没有当好，却当上了县处级干部。”后来得知，他和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徐某，是师专同学。徐某的两个女儿，在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刘佑民通过他的哥哥帮她们安排了工作――刘佑民的哥哥时任南京市人事局局长。作为交换，徐某就将刘佑民安排到市纪委当常委。

1990年，我到市纪委工作，开始和刘佑民接触。他分管宣传教育，还协助书记分管干部工作，因此大家对他都很巴结。他常对我说：“我们都是商业部门过来的，你以后听我的，有我呢！”说是分管干部工作，其实，提拔干部，他是一点儿也作不了主。某年年终提拔干部之时，有一个干部，按照论资排辈的惯例，根本还没有轮到他，但可能是刘佑民平时在他面前说足了大话，所以那个干部以为这次提拔肯定有他。未料没有，他大发牢骚，去找刘佑民。刘佑民这时不再说“有我呢！”了，直说：“这事我又做不了主。我在会上提你了，但书记不同意。”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爱人在医药公司，给我买点人参。”我将人参给他送去时，他说：“给你钱。”我客气了一下说：“随它吧。”他就不再给了。后来，他又陆续请我买过三次人参，都没有给钱。有一年发大水，机关党员交特别党费，他过来对我说：“今天我没带钱，你帮我垫一下。”以后他也没有将钱还我。

1992年，我 市兴起大搞经济建设热潮，市委要求党政机关，“言必谈经济，行必为经济”。我在市纪委宣教部门，接到一个任务，为我市某企业家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造势。文章写成后，先在我们自家刊物上发表，我们部门的领导对我说：“你将刘常委的名字也署上。”我不以为然，说：“这又不是领导文章，署他的名干什么？”在我们机关里，领导经常要在报刊上发表工作文章，但那些文章没有一个字是他们自己写的，都是由秘书代笔，稿费由写稿人所得。此前，我曾为刘佑民写过三篇文章，稿费也给了他。但这次写的是报告文学，署名是“本刊记者”，我就没有署他的名字。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我们书记很高兴，表扬了我。可当我见到刘佑民时，他一脸的怒气。我是个敏感的人，立即就想到了文章署名的事。他气冲冲的走进我们办公室，说：“把手上工作都放一放，过来开会。”他足足发了半小时狠，说：“今后不许犯个人英雄主义错误，不许个人抢功劳。文章――他说文章叫‘蚊帐’――写得好，不是哪个个人的功劳，是集体的智慧，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说完扬长而去。我对我们部门领导说：“真没想到，他会在乎这个！”部门领导说：“我叫你署他的名，你不听。他这人我知道。”

后来，文章向外投稿时，我就署上了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个，还署上了部门领导的名字，我的名字放在最后。文章在多家刊物发表。每次发表，我都将寄来的刊物送给刘佑民，他也不再生气，很仔细地将刊物放在一个橱子里，那里面放着很多署有他名字的文章的刊物。文章还在《经济日报》上刊载了，整整一个版面。有一次，他问我《经济日报》的稿费来了没有？我说没有。不久他又问了一次，我还是说没有。他显得有些不高兴，说：“那你要催催呢！”我没有去催。第三次他再问我时，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但稿费没来，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我还听说，他让人到邮局去查，稿费究竟来了没有？这让我很是生气。

1994年，市纪委换届，他想在这次换届时，提拔副书记。但这根本不可能，一是他已超龄，二是书记对他很不满意，书记曾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过他，这也是很少见的事。结果他被调到市物价局当副局长。临走之时，我们为他送行，那天他发了很多牢骚，后来酒喝多了，反复说：“纪委有什么好的，清水衙门。到物价局有吃有喝，最起码以后喝酒抽烟不要花钱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找我。”

到物价局后，他还打来一次电话，问稿费的事，但稿费还是没有来。有一年年底，市委组织党风廉政检查，我随一个检查组到物价局。接待我们时，物价局领导和我们一一握手。当握到我时，刘佑民没有和我握，而是把手伸给了下一个人，弄得我很尴尬。我想，他还在耿耿于怀于稿费的事吧。又有一次，他到纪委来，我见到他，和他打招呼，他又没有理我。第三次，我到机关医院看病，与他迎面相遇，我真不想理他，但面子上过不去，就跟他打了个招呼，但他依然没有理我。我非常恼火，我怎么你了？一而再，再而三，从此，我遇到他，就再也不理他了。《经济日报》社的稿费来后，我没有给他，交了公，，我为什么要给他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97年，市里开展清理干部多占住房工作。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纪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一个党费证，狠狠地摔在负责清房工作的廉政办主任面前说：“我是国家干部，是党员，今天，你们就是开除我的公职，开除我的党籍，房子我也不退。”他原先在石油公司时，曾分有一套住房，后来到物价局又为他买了一套住房。最终，他多占的石油公司的住房还是退了出来。市委主要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曾在市纪委当过领导，差点通报批评他。

后来，他查出患上了喉癌。动手术那天，我们部门的人去医院看他，从我上交的《经济日报》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送给他。部门领导喊我去，我说不去。部门领导说：“他都这样了，你还和他计较什么？”我说：“我没有对不起他，他一再那样对待我。不去！”

大约10年前，我又见过他一次，脖子里围着一块白布。那时他已退休，精神还好，骑着自行车。听说他已于201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