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二十二）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四十二、差一点被批斗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里业务教学照常，正面教育只是政治学习时间的读报、讨论。当时，全国地方的大专院校停课搞“四大”，已经造成部分师生与学校党委、工作组对立的局面。二军大没有停课搞“四大”，同样来了总后勤部的工作组，任务是“抓小牛鬼蛇神”。

文成*一看，机会难得，就在年级中内定了三个“小牛鬼蛇神”：(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我的罪状有三：用学习马列原著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四好五好运动；反党，与党支部大唱反调。

2。周瑞*的罪状：学习《愚公移山》时说，愚公真笨，不会搬家啊！外国有个笑话：教堂门口有滩狗屎，众人一起拉教堂，要把教堂搬到别的地方。

周瑞*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后来是“上海梅山集团公司医院”副院长。

3。洪*的罪状：把军裤的裤管改小。洪*毕业后分配到潜艇当军医，后来是上海纺二医院内科医生。

我的材料报到学校政治部，副主任施宁批示不同意，因为他在蹲点时了解我。

但是文成*还是要组织批斗会，小组的三驾马车是具体的执行者。在批斗会前一天，学校传达中央指示，不准把矛头指向学生，不准抓“小牛鬼蛇神”。于是，学校工作组匆匆撤离，所有抓“小牛鬼蛇神”的行动停止。我大难险些临头但终于逃脱。

1966年5月19日晚，北京大学党委传达《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传达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身为党委委员的聂元梓听后，于5月25日伙同另6人贴出那张受到毛泽东热捧而轰动全国的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引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并形成两派对立，局面相当混乱。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大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学生们愤怒地喊道，“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在陈伯达、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错误地把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当作“黑帮”来批斗，乱批乱斗乱揪之风，无政府主义之风迅速蔓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很快就陷于瘫痪。“中央文革”两大头目陈伯达、康生玩两面派，要还没有正式公布的北京市委新书记李雪峰去“灭火”，华北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擅自把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北大工作组坚决制止，结果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于是，部分学生与工作组对立，支持工作组的学生和工作组就与反对派发生了辩论，甚至把矛头指向学生头头。这就是所谓的“抓小牛鬼蛇神”。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决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邓小平代为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局面混乱，一发不可收。

在这种形势下，二军大内“搞四大”的倾向开始在暗中膨胀，终于发生了“逃兵事件”。我与“逃兵事件”毫无瓜葛。“抓小牛鬼蛇神”时我的所谓“罪状”，本来就站不住脚。可是，那位“抓小牛鬼蛇神”的干将顾国*却是“逃兵事件”中的积极角色。

对我来说，当时一旦被批斗，被打成反革命，就面临“开除军籍，押送回家劳动改造”。这是什么下场？“军属”马上变成“反革命家属”。

如此经历，叫我怎么面对原来的女友？我还敢以后与她恢复关系吗？我心中知道：不平安毕业离开二军大，我决不能去见她。

四十三、四大

二军大的“逃兵事件”是这样的：学校里有一批高干子弟，他们得到内部消息，中央有个《五·一六通知》。于是，他们对二军大校党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不满，集体到北京去告状。各学员队发现学生失踪后报到校部，校党委就搞了一个“抓逃兵”的风波。回校的“逃兵”被整，矛盾激化。其中一个是叶剑英元帅的干女儿钱信*，被整最严重。

我们年级的“逃兵”就是我们小组的顾国*。他有个亲戚是高干。有了这个资本，他后来自封“老造反”，一度担任年级的造反组织头头。

1966年9月下旬的军委会议上，就军队院校怎么样搞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

国庆节，军队院校学生到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典。我们乘“军列”直达北京，住在解放军后勤学院。由于南京长江大桥未竣工，车厢分批在浦口由摆渡船过江。

9月30日22：00，军车把我们运到天安门广场。虽然是集体入场，每个人还是有“入场券”。我们进入各人的位置，并进行“组图”训练：不同的哨音举不同色彩的牌子。国庆盛典从上午开始，直到游行队伍全部离场。我们还参加晚上的烟火晚会。毛泽东走到金水桥边与群众握手。我遵守纪律一直在原位不敢离开。有的同学就去了金水桥，近距离见到毛泽东。我们只是在庆典中，用望远镜看主席台，才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烟火晚会结束后，回到住宿地已是深夜，我们一个个筋疲力尽。接着，学校组织参观北京名胜古迹。

10月6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公开传达了军委“10。5紧急指示”：军队院校与文工团体开展四大（大鸣、大放、打字报、大辩论）。于是，全校学生各奔前程：回校、大串联、游山玩水。我一天也没有耽误，马上回校投入“停课闹革命”。

那时候，我们海医系学员各自到学校本部找住宿处与食堂，自由自在。每天没有人管，只有起床号、熄灯号还照常，但是可以不听。睡懒觉也好，不闭灯也好，谁也不管。

我独自办了一个刊物《向东》。从撰稿、刻蜡纸、油印，我一人全包。刊头“向东”是自制的图章，用汽车轮胎胶皮刻制。刻刀是砂轮打磨锯条制成。“向东”两个字取自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的首尾。在胶皮上刻好，撕去不需要的部分（胶皮中间有一层网纱），留下“向东”两个字。

《向东》主要是结合学校评论文化大革命具体事情，有“社论”、“短评”、“诗词”、“杂文”等栏目，还套印红色花边、图案。我练得一手钢板刻字，仿宋体、楷书、行书、草书都会。为了蜡纸印数增加（蜡纸一破就无法再印），从革命回忆录中学习地下党员出刊物的方法：刻钢板时笔画交错处断开，用电唱机的唱针自制铁笔，油墨稍稀、轻轻慢慢印刷。

为了写“战斗性”文章，我常常在校园看大字报。四大刚开始，学校内就“校党委是不是执行资反路线”形成两个阵营，接着就各自联合成两大派：红色造反纵队（红纵）和红旗战斗团（红旗）。据我观察，红纵由三部分人组成：“逃兵”，对报纸上的精神表示同意者（占绝大多数），以往对领导有意见者（尤其是文革初期被各单位整过的人）。而红旗大多是紧跟领导的，也有胆子小的。所以，红纵势力大，明示“造反”；而红旗势力小，视“造反”为反党。也有部分人是什么派也不参加，逍遥自在。

我们年级中，原来100名同学有一人因病退学，又从上一级留级（因为肝炎等原因）下来5人。参加红纵100人，参加红旗4人，而学员队干部参加红纵、红旗各2人。文成*和高文*是红旗的成员。

红纵的头头大多数是高干子弟与“逃兵”，第一号头头是陶斯*（陶铸女儿，1965年入党）。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陶斯亮退出红纵，由汪志*（父亲在南京军区工作）和钱信*领头。

两派组织除了批斗学校领导，还揪斗了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因为二军大前身是国民党国防医学院，解放后留用的人员就被剃鸳鸯头、脸上泼墨汁、挂牌子、坐“飞机”（两个膀大腰粗的青年按着他肩头，把他头下压，双手反举）批斗。

为了抓校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的证据，红纵在大操场批斗学校副政委肖进*，因为他曾经单人秘密去北京总后勤部，红纵怀疑他去请示镇压学生。肖副政委始终一字不吐。后来经过日日夜夜车轮战式的审讯，他体力不支昏过去。醒来，他在审讯者承诺“保密”的情况下，“交代”了去北京的秘密：文革初期，总后勤部派工作组进驻二军大。学校隆重欢迎，并安排在兰花村招待所。谁知工作组组长独自去延安饭店住，并从长海医院要去一名护士当保健护士。工作组匆匆撤走，而保健护士发现被骗到校部控告工作组组长诱奸。肖副政委由校党委专门秘密派去北京汇报此事。

但是，红纵仍然认定校党委执行资反路线，并且认为根子在总后勤部。一批红纵的人到总后勤部批斗邱会作。于是，红纵与红旗的斗争焦点就是反不反邱会作。我们班有些同学不但参与批斗大会，还直接看管邱会作。后来，邱会作经林彪亲笔纸条保了出去。

另一方面，红纵在上海支持“一月革命”，是“上海人民公社”的主要发起单位之一。在邱会作越来越受林彪重用下，红纵就到上海找支助，而红旗在上海就站在对立面。

红纵与红旗的斗争从文斗到武斗。在我毕业后，曾经发生红旗的人在武斗中跳楼死亡，红旗竟抬尸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游行示威。

二军大武斗最早是谁挑起的，我不清楚。1967年的一天，有人来通知：“今晚红旗要发动武斗。”我们为防身，到学校工厂准备自卫武器。我是一杆红缨枪，用2米自来水管，前端电焊一把匕首，扎上红布条缨子。当天晚上并没有事。第二天我们年级红纵就开会，一致决定“抓革命促生产”，到医院实习去，不干了！因为我们年级是红纵“浪滔天”战斗团，他们就说我们是“浪荡天”、“逍遥派”。

其实，我早就发现：红纵头头就是靠内部消息“运动群众”。一会儿叫大家刷大标语“打到***”，一会儿又要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只说：“北京长途电话”。红纵与红旗都有驻京联络站负责上层斗争的内部消息。

其实，群众组织是什么派都是次要的，最后在上层归到那一边决定命运。红旗站在邱会作一边，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林彪集团操纵的御用工具；而红纵因为反邱会作就成了“站错队的造反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组织。

经过这段时期“四大”，我们年级红纵成员的共识：这样的革命还不如到医院实习，学点医学本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