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论文中的悖论

医学论文中除了剽窃、抄袭、作假等等，还有一个悖论问题，主要是论证方法学方面的错误，造成了似是而非的结论。尤其是在“学位晋升”或“拜金主义”影响下，医学论文中的悖论有上升趋势。悖论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本文仅举六方面的悖论加以论述。

因果相关

一项病理报告表明：北美印第安红种人大肠癌中，O型血者占77。7%，A型血者占20。2%，B型血者占2。1%，AB型血者占0%。能不能得出结论：大肠癌与血型密切相关呢？不能。

医学研究的设计是十分重要的，必须经得住推敲。常用的对照组、双盲法、数理统计等等一般来说是可用的。上述结论不能成立的原因是，没有“非大肠癌组”中的血型分布数据。其实两者的血型分布结果基本一致，所以大肠癌与血型不相关。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某两个事物密切相关，也不能做出因果关系的结论。一项研究表明：吸烟组、二手吸烟组和非吸烟组的肺癌发病率有显著差异，属于密切相关，但不能说是因果关系。数学家们证明：相关性论述联系到因果关系时很容易造成误解，并且认为，现代广告尤其是许多电视广告，常常是以这种误解为其根基的。

数理统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两个医院接受一项新药试验，采用了双盲法。甲医院新药组900人中603人有效，占67。0%，297人无效，占33。0%；对照组1400人中863人有效，占61。6%，537人无效，占38。4%。统计学处理，X²=6。802，P<；；；；0。01。乙医院新药组1100人中502人有效，占45。6%，598人无效，占39。4%；对照组700人中276人有效，占39。4%，424人无效，占60。6%。统计学处理，X²=6。717，P<；；；；0。01。新药研究单位十分高兴。

当他们把两组数据一合并，奇迹出现了。新药组2000人中1105人有效，占55。25%，895人无效，占44。75%；对照组2100人中1139人有效，占54。2%，961人无效，占45。8%。统计学处理，X²=0。423，P>；；；；0。5（不仅仅P>；；；；0。05）。

这个悖论说明：要设计一种试验，使其统计分析结果总是可信，这是多么困难啊！

假如新药研究单位把试验结果分成两份分别发表，就有欺骗病人之嫌。

中立原理

概率论的“理由不充足原理”：“如果我们没有充足原理说明某事的真伪，我们就选对等的概率来定每一事物的真实性。”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在著名的《概率论》一书中把它更名为“中立原理”。它在科学、伦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等等多种领域中的应用历史长久。一个硬币落地，国徽面和字面出现的概率各为1/2。但是，“中立原理”常常出现悖论。例如：法国天文学家、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经用“中立原理”给出了一个古怪的关于太阳会升起的概率的方程，他声称这个概率是（d+1）/（d+2），其中d是过去太阳升起的天数，并计算出太阳在第二天升起的概率是1/1826214。拉普拉斯声称“这个公式可以应用于所有我们不认识的事物上，或是在我们已知，但由于我们不知道的事物而陷入泥潭的事物上。”

错误应用“中立原理”，致使它声名狼藉。而医学论证中应用“中立原理”，常常会导致错误结论。例如性比值问题。现在许多农村规定：每对夫妻头生男孩后终止生育，头生女孩后可生第二胎。这是不是会出现人群中男多女少的性比值失常呢？这是一种错觉。人对男孩的偏向期望并不能改变性比值。64对夫妻生32个男孩、32个女孩；第二胎32个中，男16女16，并不会因为第二胎而增加男孩的比值。

但是，这种以为夫妻数量越大，男女孩子比率的极限是1：1的结论本身却是“中立原理”的产物，是错误的。国内外大量的人口统计表明：男婴和女婴的出生比率是51。2：48。8。生理学研究证实：X精子和Y精子进入卵细胞的机会不同，造成了男婴的出生比率大于女婴。而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不是生理学家，而是法国研究概率论的数学家拉普拉斯。这就是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

白化病受累概率

掷硬币5次都是数字面，问：第6次出现数字面的概率是不是比国徽面小呢？许多人想：“连续6次都是数字面的概率很小，出现国徽面的可能比出现数字面大得多。”这是个悖论。因为硬币是没有记忆力的。第6次与前面5次毫无关系，出现数字面和国徽面的概率各是1/2。这与直觉完全相悖。

两个非白化病又无受累亲属者（AB）结婚，所生头生孩子受累概率为1/4万；当一方是白化病同胞（AC）时，概率上升为1/600；当一方是白化病人（AD）时，概率上升为1/200。请问：当头生孩子受累时，在三种情况下次生孩子受累概率各是多少？

有些人认为：概率不变。因为头生孩子受累本身仅是概率发生的实际情况，是种巧合（小概率事件）。事实上，这个问题与上述悖论正好相反》头生孩子受累排除了父母都不是杂合子的情况（占99%），于是概率就大大上升：AB为1/4，AC为1/4，AD为1/2。有趣的是，AB都肯定是杂合子，与AC完全相同了。

假如头生孩子未受累，次生孩子受累概率各是多少呢？计算较复杂，AB为3/16万，AC为1/800，AD为1/400。但如果父母基因型是已知的，对于任何一个子女的概率预测都不受已生子代类型所左右。这就是上述的硬币悖论。

肠化生治疗

肠化生不管发生在胃体还是胃窦，都属于胃的癌前状态，尤其是不完全型肠化与胃癌发生关系密切。于是许多临床医生就试图筛选出治疗肠化生的药物，也就有许多对肠化生有明显疗效的论文发表，其中不乏有治疗前后病理活检的对比。看来证据确凿，但问题是论证方法是错误的。

胃粘膜上皮细胞破坏后，再生的上皮成为肠型上皮称为肠上皮化生，简称肠化生或肠化，包括被覆上皮肠化与胃腺肠化。这些肠化上皮不可能逆转为胃型上皮。因为它们已经失去再分化能力。只有胃腺颈部未分化细胞（干细胞）才有这种能力。肠化生是点状、灶状或区域性的。第一次胃镜钳取的肠化生组织已经离开胃粘膜。第二次胃镜钳取的胃粘膜组织有无肠化生与第一次活检无关。如果无肠化生，说明该处原来就没有肠化生，决不能证明治疗后，原来的肠化生发生逆转为胃型上皮。所以，所谓的疗效就是空穴来风，更不用说那些经过“病例筛选”的所谓论文。

非驴非马的病理诊断

在医学界，病理诊断历来被视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尤其是针对各种癌症。肿瘤是什么细胞来源、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原发灶在哪里、肿瘤恶性到什么程度等等问题，都必须依靠病理诊断。因此精确的病理诊断是临床医生进行有效治疗的基本前提。

人体所有的细胞来自一个受精卵细胞。在基因的指导下，不断地分化，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机体。其中大多数细胞是已分化细胞，少数细胞保留分化能力，进行人体的新陈代谢。在不断的分化中，少数细胞发生异常突变。正常的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可以清除异常突变细胞。一旦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下降，异常突变细胞不受控制地增长，形成肿瘤。

肿瘤细胞往往有部分分化，这就是所谓的“细胞分化来源”。以往就凭显微镜下的形态学特点来诊断肿瘤是什么细胞来源。这就是肿瘤的名称来源。

随着免疫病理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非驴非马的病理诊断：成骨性黑色素瘤、actin阳性的梭形细胞瘤、伴有内分泌分化与黑色素分化的肝母细胞瘤等等。同种细胞来源的肿瘤也有良恶交界的非良马非劣马的中介；不同种细胞分化的肿瘤是非驴非马的中介。临床医生往往是形式逻辑思维，A就是A，B就是B。对这种非驴非马的病理诊断难以接受。但客观世界却偏偏这样。因为某个异常突变细胞可有两种以上的分化产物，在一代代肿瘤细胞分裂产物中，还可以发生不同的分化倾向。

可以预测：这种双重性、三重性肿瘤将越来越多地被发现，还会有多重性肿瘤的发现。病理分类正面临一场危机。

综上所述，阅读和参考医学论文时，应该仔细考察该论文是否有悖论。否则，常常会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20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