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 舅
姥姥一生生了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最小的那个女孩儿就是我的母亲，那个男孩儿就是我唯一的舅舅了。舅舅如果还活着，应该有百岁了，依稀记得他死在1970年左右，死时只有60来岁。
民国时期的姥姥家是一户很殷实的庄户人家，居母亲后来的回忆，姥姥家在张北县有几十亩的土地，养着一挂三套胶轮大皮车，驾辕的牲口是一匹大健骡，两匹边套都是纯种的蒙古马，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了不起的家产。皮车除了自用外，还兼营运输业务，往返于张家口与张北、康保、尚义之间，间或也承揽到内蒙草原深处的营生，姥爷和舅舅就在口里口外这条运输线上经营着生活和憧憬。
由于社会动荡，常年兵荒马乱，那时的运费是不以货币结算的，一般以粮食为运资，根据所运输货物的重量、价值和远近，确定多少石多少斗小麦或莜麦为结算价格，多年下来，就挣了不少粮食，加上自己田地里的收成，姥姥家就有了上百石的存粮。
上百石存粮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那个年代，粮食与黄金一样，是真正的财富的象征，而最不能代表财富的则是货币，不论是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还是边区政府的边区票，都与废纸差不多，是不受百姓欢迎的。
赶车的车官儿是绝不亚于今天的汽车司机的，车官儿常年奔波在人烟稀少、道路崎岖的坝上高原，每运一次脚力，少则十几天，多则几十天，所有生产生活的事体都要自己解决，因此，他们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要懂得车辆构造和维修，能够预测天气得阴晴冷暖，要有娴熟的驯马养马的能力，要精通装卸和保护货物的方法，还要具有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因为他们要经常野宿。舅舅从小就耳濡目染，加之其勤奋好学，很早就掌握了赶车的技术，不到二十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车官儿，用其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半的家业。
1946年冬天，快要过春节的时候，舅舅受雇从张北县向万全县拉运一车粮食，出张北向东南，四十华里左右就到了坝头，横亘在坝头的一道山岭叫野狐岭，坝头有一个小镇叫狼窝沟，从狼窝沟往南，是一条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的山道，直通万全县和张家口，这条道就是人们通常称的坝了。所有的车官儿到了坝头都像到了鬼门关一样，格外小心谨慎，长达十几里的坝，坡陡沟深，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特别是重车下坝，危险更大。就在舅舅集中精力赶着马车下到半坝的时候，车祸没有发生却发生了人祸，他被土匪堵截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劫道的土匪叫宋殿元，绰号小五点，当时是坝上地区最大的杆子头，具《康保县志》记载，宋殿元1941年二十岁时拉杆子当土匪，1951年被政府枪决，从匪的短短十年间，就杀死了100多百姓，强奸300多女性，被其伤害者不计其数，是一个十足的恶魔。舅舅就落入了他的手里。
按照小五点的秉性，舅舅肯定是九死一生了。小五点有两大生活恶好，一是女人，二是折磨被他帮了票的票人，他折磨人的手法无奇不有，他把活人的颅骨打开，欣赏完大脑的形状后，再用木杵把大脑捣碎，称之为“捣蒜”，他把人四肢上的肌腱挑断，使四肢肌肉松弛而失去全部行动能力，称之为“擀面条”……至于皮鞭、烙铁、竹签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舅舅落到他的手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当小五点得知舅舅是富裕人家的独子时，破天荒地没有折磨他，他把舅舅押回了张北，要家里以土地、皮车和存粮为代价交换舅舅的一条命，姥姥姥爷毅然同意了。小五点怀揣着舅舅家的地契，用舅舅家的车拉着舅舅家的粮食，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就这样，舅舅捡回了一条命，但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了灰烬，从此，舅舅一家开始了贫困的生活。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世间的事特别是大事，绝对不是工于人算的，人算永远赶不上天算。
舅舅家破产了一年后的1947年，张北、康保相继解放，1951年4月，藏匿于包头的小五点被逮捕，在康保公审后被枪决，政府为舅舅以及被小五点施暴的人们报了仇雪了恨。
也就在这一年，政府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按照政策的规定，“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舅舅正好满了一年，本应当确定无疑被划为地主的舅舅在初审时自然的被划为了贫农。但在上报审查时，有一位知根底的干部提出了异议“他家划成贫农太便宜了，解放前他家一直是地主，而且还不是个小地主，剥削了贫下中农几十年，后来虽然让小五点抢了，但还有五间上房，就按这五间房算，也不能划为贫农。”但不管怎样，政策是硬道理，最后，舅舅家被定成了下中农，仅比贫农高一档，而且属于贫下中农范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舅舅还被确定为大队的车官儿，重操旧业，赶起了皮车。
那时的阶级成分远比解放前的几十亩土地、几匹骡马重要得多，他承载着一家人甚至五代以内旁系血亲和直接姻亲家庭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前景，一家人一旦被定为地主，那就等于全家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之后的几年内，舅舅为自己能够被划成下中农而飘飘然了，他渐渐淡漠了对小五点的仇恨，莫名其妙的是，他尽然流露出了对小五点的感谢之意，他说：“我的这个下中农呀，其实是小五点给的，小五点要早抢我几年，我就要在解放前多受几年罪，他要晚抢几个月，我就得划成地主，小五点抢的我呀正他妈的是时候。”
舅舅的这次算计还是没有算过天。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政府对每个人的祖宗八辈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如同磨面一样，粗筛子筛过不算，还要细箩箩，直到把小时候吃过谁的一口奶也查清为止。本是被人嫉恨的舅舅更是审查的重点对象，剥削了几十年贫下中农的人，尽然也成了贫下中农，天理何在！但政策不能改变，下中农就是下中农，但这个成分是不能决定一切的，在当时的阶级敌人队伍里，除了地主富农外，还有反革命、坏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审查小组很快有了审查结果：
一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把他划成了下中农，他却不感谢，反而感谢小五点，其骨子里就和贫下中农不一条心；
二是小五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逮住谁都杀，为什么不杀他，甚至都没打他，这是为什么？审查小组找到了当时小五点手下的一个喽啰，证明舅舅当时确实非常配合，没有对小五点这个坏蛋进行任何反抗，并且还给小五点倒了好几天夜壶。
结果有了，结论也就有了，舅舅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同时取消了其车官儿资格以及大表哥的生产队会计资格。
这个时候的情况我已有了清晰地记忆。每天早晚，舅舅都要被勒令与其他几个地主富农分子一起扫大街和掏厕所，隔三差五就被戴上报纸糊成的，写着“坏分子”并且打了红叉，足有一米高的尖帽子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去游街和接受批斗，人们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我们也被父母告诫不能再到舅舅家去玩儿，母亲也只能在半夜里偷偷地去看望舅舅。那年的端午节，我家吃炸糕，夜里我发现母亲端着一大碗炸糕出了门，我好奇的悄悄跟着她来到了舅舅家，看见母亲一边看着舅舅吃糕，一边在偷偷落泪，当他们发现我也跟来时，一再嘱咐我不要和任何人讲。
一年多的时间，舅舅就变得异常衰老，原有的哮喘越发厉害，胃里还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硬块，加之贫穷导致的缺医无药和坏分子两顶大帽子的压迫，不久就病入膏肓了。
记得是舅舅去世的前一天，母亲做了一碗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在白天去看望舅舅，这是舅舅被定为坏分子后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我去看望舅舅，他躺在炕上已不能起来，身下铺着一块褐色的破毛毡，没有褥子，盖着一条补了补丁的兰花被子，喉咙里像卡了东西一样艰难地喘着粗气。看见母亲和我进来，他的眼里立刻流出了眼泪，母亲要他吃点东西，他低哑地说道：“不吃了，我得早一点死，不能再连累孩子们了……”母亲要喂他，他却怎么也不肯张嘴，急的母亲痛哭不已，这是我记忆中母亲最撕心裂肺的一次痛哭。
舅舅终于没有再吃东西，第二天的黎明时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