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童话：九、最后一次班会

记得天已经很热了，可能是六月初，班主任王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三年同窗，三年风雨。今天大家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开最后一次班会。今后要想再聚在这间教室里，可就难于上青天了。同学们谈谈今后吧······。我们明白了，这最后一次班会是让同学们对高考的结果——考上和考不上大学——要“一颗红心，两套准备”。

想考大学的同学多。叶同学极富抽象能力，酷爱数学，希望进大学数学系。张同学想当医生，要考医学院校。虽然都愿多学专业知识，但有把握考上理想院校和专业的不多。此“不多”者，须满足两个要求：政治条件好；学习较好。当时是先报志愿后高考，多数学生对高考结果并无多大把握。也有自感考上考不上大学关系不大的：反正城市知识青年都给安排工作，上不成大学就工作，怕什麽。——当然还是考上好。这些准备参加高考的，都说自己已有“一颗红心，两套准备”了，但究竟“准备”得怎样，还得看高考之后。

观棋比下棋轻松，因为观者在局外，局不关己。最后的班会上就有“局外”“观者”。那年召跳伞员，我班两同学竟幸运入选。他们的发言，豪壮里充溢着荣幸与欢欣。

肖同学的话，我印象极深。他说，他家工人多，是个工人之家，父亲、叔、伯他们还都是地道的产业工人。“我不考大学。我觉得进工厂也很好。我就想当个工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我的“印象极深”，其实是候来的回忆印象，当时并不觉得他特异。工农兵学商，工为首，属领导阶级，社会地位高。够七级、八级工标准的工人师傅受人尊敬，收入也好。官职也不过是一种“职”，一种工作，并不特别为时人艳羡，考上大学又有什麽了不起？况且大学毕业即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有位工人讲过一句白话经典：“现在给自己干活，还能偷懒吗？”另一句经典是“以厂为家”。这是当年中国工人的处境和精神。

班里另有一个数目极少的人群——家庭成分高的同学。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谙事起就生活在出身的阴影里：年龄渐长，阴影渐浓，言行渐慎，自卑渐重，直到“文革”乱后，再到“拨乱返正”，阴影才散去。虽然他们对突放的光明还不适应，但那惊喜之情，感恩之心可想而知，正象屯积之水冲出大开的闸门，汇入大河，滔滔滚滚，激涌远去了。这是后话，在那最后的班会上，他们听多说少，出言谨慎，四平八稳。他们不仅对考大学，更对个人前程忧心重重。

人们不忧经济：干活就有饭吃，一般都有活干。农家子女、城市贫民子弟上学、参军、进工厂，都有机会改变自身乃至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但忧政治：“运动”就要整人，时有政治运动。于是有整人者和被整者。前者可能飞黄腾达，后者必然身败名裂。两者都可能改变自身乃至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三年风雨”，耳闻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亲历了一九五八年的“整团”。“三十而立”吗？经历过“整团”的团员们怕已经提前“而立”了。对我们这些青年来说，虽然前路陌生而修远，但都愿踏上去，朝前走，真正“走向生活”，走进生活，正如鸟儿不知飞起来会怎样，却都要飞一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记得那时高中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门课。文学课按中国文学史选编教材，头一课就是“关关雎鸠”。班主任王老师教文学课，从高一教我们到高三，又到今天，送我们毕业。他告诉过我们，他曾是研究古汉语的，所以教古代文学较得心应手，教时文则功力稍差，必须更用功。敢于向自己的学生道出自己的不足者，在极重师道尊严的当时是少见的。可见王老师的坦诚、勇气和师生互信。最后一次班会上，王老师送每位同学一个书签。书签系一彩线，正面彩印画，背面为王老师签名的励志语。给每人写的勉语都有针对性，书写着王老师的又一番心血。这是教诲我们三年的班主任老师对我们最后一次教诲。给我的书签后来失于“文革”之乱，但书签后面的话我仍记得。每忆及此，似乎又看见王老师正两手据案讲课，又听见他讲课时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