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情可结,而勿自作茧

08-19 作者:大江斜横

张国语

一篇《归去来兮辞》揭开了桃源梦幻的序幕。“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从此后陶贤士真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吗?待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时仍旧“觞至辄倾杯”而又自叹“愧我非韩才”,人与我恩却无以回报,这难道不是大丈夫之耻吗?于是乎只能“缘溪行,逢桃林,得一山,从口入”发现了个世外桃源,以此来寄托,欺人欺世,但终而“未果,后遂无问津者”,美好的理想便彻底破灭。当他长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时,不知是否已有悔意。因为洁身自好而不能忍辱负重,因为抱残守缺而不能园转有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济苍生之才就这样抑郁而终。“一事无成惊逝水,半生有梦化飞烟。”叹哉,惜哉!人杰匿迹,华才零落。

“桃源文化”自陶渊明作本,后世便竞相推崇效作,以此为师法,务以清高脱俗为本,不与世同流合污,贫而乐道,孤芳自赏。但当他们双鬓雪染,自发依人时才知一世无为,愧对先祖,辜负平生夙愿,不禁悲从中来,泪湿沾襟。陶渊明因为耻于“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挂印辞官,回归故里。其中不乏有可歌之处,固然有不可凌犯的气节。然而“不为五斗米面而折腰”言外之意是甘为万户侯而折腰了。这不是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了吗?但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又焉能致万户候呢?又何以伸大志济天下呢?然而我们后世之人不辨其伪,多以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为高,相慕相惜,但如何又可以掩饰住他们思想上的幼稚,精神上的脆弱呢?更有甚者,盲目效仿,清高自许,拘于陈规,泥于古法,不知变通,遁志缩手,消极懈怠,而置天下大义于不顾,专事清谈,自视高行,终而蹉跎岁月,枉过一生,不能和日月争光,就必然与草木同腐。几千年来,后世的“文人学士”,因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便种“豆南山下”、“采菊东篱边”,过上了高雅自在的生活就对此羡慕不已,争着推崇学习,遗风日盛,积习愈深,在我们现代某些人的身上也掩不住对他的垂羡、钟情。这大概就是“桃源文化”的情结吧。怀着桃源文化情结的人恶世弃俗,他们标以高风,视富贵如粪土,看名利如敝履,大谈天下之道,为人之要,然而只徒于“桃源式”的构想而已。爱其行,蹈其辙,立足于世外,冷眼常观,明哲保身,袖手偷闲,如此为人做事,那要将天下之治乱,民生之安危置于何处呢?

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自身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有多少人为了民族大义舍身忘死,为了国富民生而矢志不移,义无反顾,洒汗沥血,写下了不朽的生命篇章,也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利于当代,功在千秋。但如果一嗅血腥味就掩鼻远遁,见烈火则畏烧身,没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度,那壮丽的人生诗章又何以写就。历史是那些甘于付出的人执生命之笔书写的,他们不避艰险,不畏牺牲,在血雨腥风的战阵中冲锋陷阵,勇于蹈死,开辟着人类精神的荒园,开拓着文明的前途。尽管他们已是遍体鳞伤,面对荆棘丛生的前路仍然不会退缩。他们从来都是社会革新的闯将,历吏进步的功臣。而那些以洁身自好为由的人,“耻富贵蔑高位”,甘于平庸,不为世用,无视民生,这才是为人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先生说在看中国人的时候;一定不要被他们搽在表面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而要看看他们的筋骨和脊梁。“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不往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请看一看这些中国真正的脊梁的筋骨吧,他们的骨头是硬的,而他们的韧性也是有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为济天下苍生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爝火燃回春浩荡”。“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工部“穷年忧黎庶,叹息肠肉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等仁人志土,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他们同样遍览圣贤书,穷尽天下义,但不会小不忍而弃大义,稍不如意就怨天恨地,看破红尘,一走了之。他们那一个不是含垢忍辱,委屈负重,用行动和血汗在书写着光辉的人生诗篇,收功于身前,流芳于身后。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仰学习的人杰典范。

当我们看到“大丈夫三十未富贵,安得终日守笔砚”的豪情壮语时,我们胸中难道会不为所动吗?君子以闲生无为为羞,志在建功立业,树碑于心,青史留名,耻于生而与平庸为伍,死而和草木同腐。汉时的班超投笔从戎,最后封侯于万里,成为了后世的美谈,同时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投身于社会改革的火热洪流,击楫弄潮,扬帆猛进,为人生添彩,给历史增色,行标高风,恩泽万古。

两千多年前的史家圣手司马迁,作为读书人却能够客观地提出积极用世的主张和积极作为的人生观点,“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而非世而恶利,自托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司马迁以身作范,以行张本,忍辱负重,在辱之前志在书史立义,辱后犹能负重前行,不辱先人之托,不负平生之志,这才是真正的伟丈夫,于人于己,于现实,于将来都是功不可没,名不能灭。而其成功的背后,绝非用清议美谈所能道尽,其中有太多的顽强需要体会,太多的酸楚需要品尝,太多的艰辛需要理解。他饱受了凌辱,但是这没有浇灭他胸中的信念,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是他让人们看到了比气节和清高更可贵的东西—忍辱负重,屈中求伸的精神。在我国儒家文化思想里“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一直被视为精神中的国粹,因此才有了“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的倔强而被人津津乐道。但如果深挖我们民族精神的精义,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才显得尤为可贵。这其中蕴含的深意正是一种民族勤劳仁义,宽厚包容精神的沉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危当能顾国难。真正的斗士为了大义奋不顾身,而不是像一些“名人贤士”为了一己之私的颜面和尊严而置国家民族的大义于身外,奋而顾身,急流勇退,归思匆匆,一走了百忧。做人并非伸张难而屈曲易,屈需含辱,含辱而需韧性,只有韧性才会使一个人无坚能摧,才能积聚力量,卧薪藏胆,“苦心沥血而独饮”,只有这样才会使其意志更加坚韧,智慧更加纯熟。只有善屈才能善伸,“屈之久者性必烈,伏之久者心必决”,身屈而心不屈,身辱而心不甘辱,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里精义中的精义。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人与人高低贵贱有别,事与事相错交杂难解。位低而心不自低不为贱,临辱而心能止辱方为贵。但如果徒抱一时之意气,发匹夫之怒,纵能够不弯而折,碎身粉骨而得名节,但于事无补,于功无收,徒留后人扼腕感叹,赚一把同情泪而已,而又能于人于己有何补益呢。

陶渊明生于名门,其祖父陶侃常以行自励,以其行励己,闲则运甓,急则奋起,不惰其身,不衰其志,终于建功立业,位列三公,身荣当世,名芳千秋,为后世之人敬仰学习。而陶渊明亦少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图求建功立业,济世利民,但终因小辱而弃大功,半途而归,从此改道易弦,一任自然,寓情于山水之间,纵情于洒中杯前,徒以唱诗自我安慰,而不能留寸功于世,又不能勤耕励俭,用心经营产业,以至于生活境况日下,沦到酒常赊,甚而食须乞的地步,靠朋友接济,依同情度日,“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度日如年的生活居然降到了一位大诗人的身上,惜也、悲也、恨也。唐代大诗人王维对于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渊明兄就颇有微词。“一惭之不忍”,而招致“屡乞而多惭”,并且着意批评了陶渊明以一时之意气,忘却了君子应有的“布政施义,治国济人”的使命。

在我国古代的君子、士人之列中,大多都能以安国济民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然而仕途艰险,有些人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失意,中道而归。他们不以半途而废为耻,却百般回护自己的软弱,掩饰自己智慧的不足,以守洁不辱为名顺坡而下,一滑到底,放弃了理想,甘于无为,安于贫贱,这难道是君子、士人的所为吗?君子主张自助而助人,自强而强人。要自助就要百战而不殆,要自强就需愈挫愈奋,要自富就要屡败屡战,善始善终,干出一番事业来,如果自贫自贱,要如何助人济天下呢?

纵观历史,大凡成事者无不有忍辱负重之精神,含垢饮恨的胸怀,承受失败挫折的意志,面对困难和危机的勇气。孔夫子作为千古师范,我们学习他的不仅有他留下的至理要言,而且也要效其表里如一,矢志不移的笃行。他言能醒人,行能照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宣扬自己的主张,四方奔走,不辞劳顿,不畏险阻,临危而自若,用他的行布仁,用他的言传义,虽经挫跌而矢志不移。孔子虽有声名,但屡遭嫌弃,他曾困于陈蔡绝粮三日,面有菜色,几遭毒手。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宋司马忌孔子之来,遂使人伐树欲求杀之。孔子又先后待鲁、卫,适宋、郑,去晋、楚,均遇失败,不能为用。但他那积极济人用世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需要的。师承前贤,白乐天一生仕途维艰,初拜翰林学士,左拾遗,后几经贬谪,先后远放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简政爱民。在杭州励精图治,修堤挖湖,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在西湖的白沙堤上种桃植柳,使民受益无穷,后人于是为了纪念这位父母官便把“白沙堤”更名为“白公堤”。与之并行的柳宗元,亦是一位身经多难的矢志不渝的贤臣巨匠。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的改革,欲除弊政,解民于倒悬而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远放柳州刺史,身在蛮荒之地,但心系民忧,在当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施恩布泽,深受人们的爱戴,也为后人所念,“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至今他的遗迹犹存,遗风犹在。

一代文豪苏东坡宦海沉浮,因“鸟台诗案”几乎断送了老头皮,他因写诗被指控为“谤讪”朝政,被捕入狱,后侥幸得生,被贬出朝廷。先后被远谪黄州、常州,七年之后又入翰林,因复行新法,再贬惠州、琼州等地。连续的打击并没有摧毁这位雄藏经略之才的文坛宿匠,政坛国手的意志,所到之处他都能与民同乐“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而且矢志不渝,“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念念不忘的是守疆报国。在南疆的惠州,他了解到民间的疾苦,仍然抑不住胸中不满的怒火,公然在太守宴席上写诗嘲讽弊政:“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虽然苏轼一生的政治报负未能施展。然而他终是一个不肯放弃自己革新时弊,简政爱民的政治主张的政治家。杭州的苏堤便是人们在心中为他树的丰碑,同时也成了这位实干家的历史见证。

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人生路上艰险难测。置身于其中,要生存,要成事,要建功,就必须知难而进,担风雨,历忧患,忍耻辱,不折不挠。“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岳飞,“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的陆放翁,何时谈起都能热人肺腑,永不为后人遗忘冷齿。而系于“桃源情结”的人们追求的是与世无争,明哲保身,他们口道“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激流中勇退,在热火边旁观,遇险而脱身独去,遭辱则思出世,作闲云野鹤,落足尘世之外,挂心者唯酒盈樽,向往者只是幽谷深涧,游目驰怀唯天地闲物,自娱自足唯兴去醉归。但真正的仁人志士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今心远地偏,又置民忧于何地。又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这话如先师有灵,地下有知,恐怕也会不齿吧。“此中有真意,欲辫已忘言”,此中的真意是自得其乐,而怎么比得上与民同乐呢,这不是有悖于孟夫子之遗训了吗?陶渊明只因一时意气之盛,小不忍而乱大谋,平生的鸿志就此飘渺,闲老山林,空负一生才情,徒有几页怨愤,只遗下一束情结,而绾住了多少幕虚名钓清誉士人的心,使他们丧志纵情!缚手缚脚,难以有所事事,枉度一生。桃源情结反而成了社会和人生进步的羁绊,让多少仰慕追随者剪不断,理还乱。

在今天,全球经济已经一体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上至国家的独立发展,下至个人的生存自强,都需要积极的进取精神,战胜自我的意志,解决矛盾的智慧。只有进步才是出路,只有进取才是生存,裹足不前,优柔寡断,或者置身事外,立足旁观,其结果必然会日穷月窘,望洋兴叹,更觉得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助。社会的发展永远不会风平浪静,只有在惊涛骇浪中“弄潮儿自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冲浪者才能驾驭新社会发展的洪流,干出一番可喜可贺的事业来。

桃园文化的情结蔓生了上千年利弊相生,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并非百无一是,当他退归山林胸中也并非真的一尘不染,怀无所思,“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从中可见其未死之心,未泯之志。作为诗人的他也能够体会到生活的艰辛,觉悟生存的正道,并诉之于笔下,“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何自安。”在他的笔下也不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清新淳朴的生花妙笔道出的闲适和雅趣。这足以供人们在忙碌之余作消遣享用。但也须知任何安逸都是基于劳动、事业的成功之上,靠得是自己主宰驾驭生活的能力,而不是逃避所能遇到的。陶渊明的山水情结对于我们今天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其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作茧自缚的情却该是终结的时候了,当桃源文化以茧自缚的情结真正作古之时,也正是我们民族真正强盛之日。只有强健的民族精神才会使一个国家长盛不衰。中国文人身的娇气,精神上的脆弱不无传染性地影响了我们的国民性,使我们民族勤劳,勇敢富于革命的精神大大打了折扣,因此,要克服这种国民性的弱点,就要从“纯情”的桃源情结中破茧而出,把智慧和力量释放出来,在疾风狂狼中大显身手,在莽原丛荒中披荆斩棘,延大道,伸坦途,为仁义张本,为道德铺路。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陶渊明不可一味地慕其“不屈的气节”,而追其桃源奇幻。既不要重新被“桃源情结”所缚,而也不应该完全舍弃他所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任何时代都应有的是直而能存,屈中能伸,当奋则奋,奋而有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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