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 的 父 亲

顾忆人

父亲老了，瘦弱的中等身材，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从年轻时的对我严厉再严厉，转变成了现在的平和而慈祥。

父亲十八岁和我母亲结婚，十九岁生养了我这个大儿子。在以后的十年里，父母又生养了大妹、弟弟、小妹。因为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否则我会有八弟、九妹的啊！

父亲是一个老工商业者。他从川沙中学毕业后，就在川沙县城老街我爷爷私营的棉布商店里学生意，站柜台；二十岁时，他离开了爷爷、奶奶，到上海市区徐家汇开了一家修理电器、自行车的店铺；两年后进了上海红光塑料厂，后转到了松江机电厂担当技术员和车间主任。1960年，父亲把七岁的我从浦东农村的外婆家接到了松江县城永丰小学读书。我们借住在一家全是格子门窗的四合院内，很是气派。家里有一张精美的铜床，是父亲从古董店辅里买来的。夜里，我在这张床上依偎在父亲怀抱里听他讲故事。四合院北门外是一条横穿松江城的潮水河，父亲买了一张扳针网捕鱼。有一次傍晚，捕到了一条15斤重的大草鱼，放在一个大水盆里，我围着这条大鱼直转转，家里的地砖被这条大鱼的尾巴把水泼湿了一大片。当时，母亲和大妹、弟弟居住外婆家，父亲多次努力也没能把他们的户口从农村迁到松江城里来。故而在1962年，国家鼓励工人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时，父亲就申请下放，带着我回到了浦东的老家（当时称：上海市川沙县孙桥人民公社长园沟生产大队顾家生产小队）务农。后被东邻的黄楼人民公社请去搞副业生产。于是，我们家居住在老家宅子里，而全家的户口落在了黄楼人民公社栏杆生产大队徐家生产小队。

父亲回农村后，曾辉煌了一阵子，但更经受了“大四清”“小四清”“文化大革命”的磨炼。特别在“十年文革”期间，父亲挨批斗，家里被抄家，我们兄妹四个连饭也吃不饱。家中口粮缺了半年多，无米下锅了，父亲被迫拿出了从松江带回的那张扳针网，深夜里出去捕鱼，凌晨把鱼拿到上海市场卖，卖掉后就到大饭店里买议价米饭带回家给我们吃。他和母亲经常这样整夜不睡。父亲说：这是他做爹的责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有一次，我被老家所在地的民兵连长抓到了大队部，冤枉我敲碎了那里学校的门窗玻璃。父亲闻讯后，急急赶到大队部，向那个连长和大队长拍桌子争论，终使他们理亏而无奈地释放了我。

1976年，我的大妹夫（当时未婚）从百里外的宝山县刘行乡来到了我老家，这是毛脚女婿上门来啊！半夜里，那个民兵连长把我大妹夫从我家里带走到大队部里去讯问。父亲非常愤怒，说他们是公报私仇。这一次父亲可惨了，被那个连长伙同他们的大队长等，关进了又潮又暗的地下防空洞。现在偶而说起这件事情，父亲说：他们是“四人帮”的爪牙，也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并告诫我们待人处世不能太“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辞去了黄楼乡工业公司属下羊毛衫厂的供销科长职务，下海经商。他在本乡本土开办了一个“农民商店”。

父亲经商捞到的第一桶金是：正值农村分田到户第一年时，他从上海粮食局批发来了十几卡车价廉质优的粮袋，零售给了丰收后急需粮袋装稻谷的农民。父母的这个“农民商店”小商品有千余种，为千家万户农民带来了方便。为此，1985年1月1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我父亲顾文辉，身为农民进城镇开店经商的新闻。

父亲对那些借了钱还不出的人，不予索讨；对那些赊了好多货品，但将临倒闭的企业，欠款全部免了，他说：“我们要做一个积善之家。”父亲向有困难的群众捐款，向学校捐款，向川沙公园的翻建捐款等，他说：“为了子孙我们要尽力地博施济众！”

现在，父亲仍在川沙镇老街，经营着一家古董店，他是上海市收藏协会会员，父亲更热衷于筹建“文联”等社会工作，八十高龄了，还被聘为川沙“文联”顾问。

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父亲是我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2013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