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听书

曾写过一篇题为《看书》的小文，发表在《散文百家》2003年第12期的“千字文”栏目。今天偶尔翻出来，看到这个标题，突然就想起听书的事来。

故乡人都管听书叫“听大鼓书”。其实，我小时候听到的“大鼓书”，跟耳熟能详的“京韵大鼓”和评书是不同的，似乎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即说、唱、演结合。那时，农村人也不追求什么艺术品味，甭管说书人是哪来的，谁能把大伙逗乐，谁就是高人。

而能把大伙逗乐的，主要是“荤段子”。这很让说书人头疼。因为他们学来的放在心中的“脚本”，是较为正统的。为了提高收听率，不得不预先或临场编排一些带色的故事插进去，叫做“插楔子”（那些爱起哄的人专门为听“插楔子”而来）。还要用高密方言来演说，就跟我们高密的“猫腔戏”一样，土的掉渣，出了高密几乎没市场，但在故乡却很受欢迎。

我记忆中的听书总是在夏季的夜晚，地点在第一生产队打谷场的大柳树下。每逢有说书的来，支书就在喇叭上吆喝一下，家家户户晚饭就吃的格外早。天刚擦黑，人们就提着马扎或蒲团或小板凳陆续赶到一队的大柳树下。上些年纪的人往往还带一把蒲扇，主要用来驱蚊子。而我们八九岁十多岁的小孩子什么也不带，总是去的最早，为的是占据有利位置。听大鼓书不能太靠前，仰着脖子看，久了累人，也不能太靠后，否则听不清书词，看不清说书人的手势和表情。我的经验，坐在说书人正前方四五米远的地方，最合适。

说书用的道具很简单，在柳树上挂上一盏“气死风”，树下摆一张桌子，桌上放一个小牛皮鼓，一个水杯，一把三弦琴，还有一对铜片做的、说书人夹在指间弄出“叮当”响的玩意儿，至今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说书的上场后，都跟支书上会台一样，先“扫视”听众一圈，好像看看人到了多少。为此，有人曾讥笑他们：你说你一个瞎子，胡撒麻（胡看）什么啊？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乡亲们便哄堂大笑。但说书的并不感到难为情，依旧看，看完后拿起鼓槌，“咚咚咚”敲三下小鼓，就开始说书了。

说书最有名的是临镇的老郑。当时他已五十多了，长得又瘦又矮，眼窝深深地凹陷着，晚上看像两个黑窟窿，怪吓人的。但他的书说得真叫绝，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配合，那真是学什么像什么，方圆几十里提起老郑都竖大拇指。记得有一次，他说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让全场的人都哭的呜呜的。家在一队边上的王会计说，那天夜里散场后，他正准备上炕睡觉，突然听到大柳树下有两个小孩哭。心想，这是谁家这么大意，孩子都忘记带回家了。于是，提着马灯去看，谁知那两个“孩子”一见人来，“嗖”地一下蹿到树上去了，把他吓了个半死。原来不是孩子，是两只“野狸子”（学名叫猞猁）。故乡人很迷信，把“野狸子”、“黄妖子”（即黄鼠狼）、狐狸都当成仙类，这让乡亲们对老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恁看看，这书说的，感动的神仙都来哭，除了老郑谁还有这本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记忆最深的，是老郑说的《武松传》。尤其是“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的段子，说的极精彩。我那时不太注重书的内容，主要是图个痛快、过瘾。而老郑模仿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如人喊马叫，砸缸摔碗，风鸣虎啸，鸟啼，打斗……仿佛真的一般，我听的大气都不敢出，就怕一喘气的功夫把好东西漏掉了。

说到荤段子，老郑也避不过去，每次不说上两段有人就起哄。但他不说，而是唱。一边唱一边根据情节用手比划，也蛮有情趣。他唱的一些小段子我至今还记得好多。如“尼龙袜儿，小皮鞋儿，后面跟着个小青年儿。走一走，跟一跟，走到半路结了婚。走到高密住了院，一生生了个小鳖蛋儿”。“大嫚大嫚不用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别看老头胡子黑，一样领你闯东北……”还有那《十八摸》：“……再往下摸，再往下摸，一摸摸到大姐的肚脐眼儿，好像日本的小铜钱儿。再往下摸，再往下摸，一摸又摸到个老鼠窝，这窝老鼠可真叫苦啊，打边儿猫（毛）围着……”乡亲们便开心地大笑不止。

后来改革开放了，土地承包了，生产队解散了。那棵大柳树也被砍倒，做了新村委会的房门。家乡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娱乐方式渐渐多了起来，先是收音机，接着录音机、电视机走进各家各户，听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说书的瞎子们混不下去，便大都改成算卦的了。

而我却时常怀念听书的时光，真想寻个机会，请老郑单独为我说一场。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