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劳动改造”
闲话“劳动改造”
陈宣章
明天是国际劳动节，昨天说了劳动光荣，今天说“劳动改造”有点煞风景，可是，这其实是与劳动密切相关的大问题。这是许许多多人非常厌恶的课题。
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一大批应判刑的犯人。为解决监狱、看守所拥挤和犯人坐吃闲饭的问题，国家组织犯人从事生产建设劳动，并促使犯人在劳动中得到改造。1954年8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使这项改造犯人的政策法律化。
指其实，在解放初就有一批战犯在抚顺战犯监狱劳动改造。后来抚顺战犯监狱一分为二，一边是战犯管理所（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所用），另一边就是抚顺监狱（对外称“新生机床厂”）。还有，土地改革中确定的地主分子在原地劳动改造。再后来，地富反坏右都是劳动改造对象。与此相应的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的变相劳动改造。“可教子女”是文革中对家庭出身不好（多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青年的泛称，实际含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的原罪是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他们受到“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的又被退了回去。因此，对“劳动改造”极其反感者为数不少。
我1967年底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海军第403医院传染科工作。首先被戴上一顶“臭知识分子”帽子，成为受工农群众再教育的对象，再加上“站错队”，与党委书记兼院长金某不一致，就被冠以“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1.冬天烧暖气锅炉：每天3:00-8:00、15:00-20:00上班，没有周末。每天从煤场拉两车煤（每车1000多斤，还要上坡），下班时拉一车炉灰。在医院里，这是重体力劳动，以往是雇用临时工干的。2.到盘锦农场种水稻，插秧。3.一次又一次下农村循环医疗。有一次，医院领导提出“大干社会主义”，全科除了我都报名了。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答：“传染科一个名额，肯定是我。你们知道自己不会去，所以报了名。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去所以不报名。”结果就是我去。所谓“大干社会主义”就是下农村循环医疗，去的农村大队是医院领导子女下乡知青点所在地。为了搞好关系，循环医疗队全部免费，包括医疗器械、药品等等，要什么给什么。4.凡是医院领导认为是劳动改造的机会，我别想逃过，甚至想把我调到连队去改造。1975年我提出转业，医院副政委洪某在全院大会上说：“陈宣章属于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他提出转业。解放军是革命大熔炉，怎么能够放他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是1962年考入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疗系的，我父亲不是工人，但是政审合格而入伍。我长在红旗下，除了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也没有做过坏事。只是研究马列主义，与党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到海军第403医院工作，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我是一个军医，还戴着领章帽徽，怎么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
但是在“劳动改造”中，我的确得到了世界观改造。中学下乡劳动时，我因为年龄小（我4周岁上小学，一直是班上最小者，我入伍时16周岁），个子矮（我入伍时身高1.52米），身体弱（我入伍时体重78斤），所以感到劳动很累。高中时，学校照顾家庭生活困难学生（我家12口人，仅母亲工资49.5元，加上区政府补助45元，平均生活费不到最低标准8元/人月），在寒暑假组织我们“勤工俭学”。冬天在蔬菜市场，夏天在自行车锁厂。我作为童工（13-16岁），劳动十分艰苦。每天1元钱，学校作为中介拿走一半。不是寒暑假时，所有学生每周半天到工厂“勤工俭学”，收入全部归学校。当然，这些钱被学校用来发展教育事业，并没有落入领导私囊。劳动中，我感到工人农民很辛苦。我们每天的生活资料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劳动创造了一切。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
在军医大学读书期间，学员食堂浪费粮食现象严重，常常受到学员队干部的批评。自从盘锦农场种水稻，插秧后，我真正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今30多年，吃饭时掉米粒，我一定会捡起来、洗干净、吃下去。这种习惯我将保持终身，却受到家人的嘲笑。
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是我国的罪犯管理手段，通过对入狱者强制性的劳动，来达到管理者认可的目的。其实，劳改古已有之。
类人猿进化成人类，除了手脚分工，依靠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包括火的使用），其中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原始社会中，人类生存依靠劳动；由于人类不是猛兽，所以劳动常常具有集体性。随着生产力发展，部落战争不再杀死敌人，而是留作奴隶，强制劳动。于是，奴隶主们就逐步脱离体力劳动。
儒家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庄子说：“人生是：观其始，本无生。”以牛顿定律，物体都有惯性。热力学定理，在自然条件下，孤立系统内总是从比较有规则、有秩序的状态向更无规则、更无秩序的状态演变。要改变物体的状态或者使孤立系统向有规则、有秩序的状态发展，必须作功。人类也具有惰性，只要有条件，就想不劳而获。所以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从阶级社会产生后，人类就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就脱离了体力劳动。而且，统治者还把极端繁重或特别肮脏的体力劳动作为惩罚手段强制其敌人劳动。这种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文革中，“牛鬼蛇神”常常罚扫厕所或作重体力劳动，还在饮食上加以惩罚。
我国组织犯人从事生产建设劳动，并促使犯人在劳动中得到改造，这与古代手段强制性惩罚劳动有本质区别。沈阳马三家女子教养院之类的暴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是非法行为。的确，劳动可以帮助思想改造。末代皇帝溥仪就是一个典型。
佛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并不能改造罪犯；单纯的思想教育也难以改造罪犯。儒家文化两千多年，而统治者自己就根本不遵守。“自食其力”就是改造“不劳而获”的唯一途径。美国司法机关也有让犯人从事强制工作，但是并不叫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其实还有另外两重意义：1.劳动改造客观世界。地球现在的状况就是人类漫长时期用劳动改造的结果。2.劳动改造主观世界。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单靠书本上获得，必须在三大实践（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中逐步形成。世界观改造不能一劳永逸。对于一般公民，世界观改造是靠自觉，法律只是规定公民行为允许的范围。对于罪犯，则只能靠强制性改造，包括强制性劳动。
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富人总是少数，穷人总是多数，其根源就是统治阶级属于剥削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就从外国榨取利润补充国内。为了麻痹国内被统治阶级，就要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大多数的穷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没有错。一天不讲就要人吃人。但是，阶级斗争不是乱斗瞎斗，必须搞清楚“谁是剥削压迫大多数穷人的人？”
现今社会中，一线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只是少数。他们却是穷人。要搞清楚两个数据：1.一线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2.去除未成年人、成年学生（不含在职学生）、离退休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者，其余人口中，一线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占据的比例。正是这些人养活了整个社会。
最近，《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公布了军队人数230万人：空军39.8万人；海军23.5万人；陆军机动作战部队85万，包括18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合成作战师（旅）。国防部17日就此回应称，中国军队目前有230万人，除公布的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和海空军加在一起的148.3万人外，还包括第二炮兵，陆军边海防部队以及有关保障部队、军事院校、科研院所和指挥机关等。
其实，军队还有众多的退离休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裁军前，军队官兵比例1:4；裁军后为1:8。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此外，我国还有88.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延安时代，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林伯渠根据抗战形势，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简政的精神与内容，就是要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以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他要求全体干部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
兵与政，都是一线劳动者养活的。这里，首先要抨击“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谬论。我们的一线劳动者不但要养活“未成年人、成年学生（不含在职学生）、离退休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者”，还要养活兵与政，而他们本身却生活非常艰难。这就是“工人伟大 劳动光荣”的所在。“精兵简政”更是和平时期的必需。鱼大水小，水受不了，鱼活不了。“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现在更加重要。2003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6822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866957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71436件，立案155144件，结案153704件，处分16071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34464人，给予政纪处分38487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8.3亿元。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因贪污贿赂行为处分30315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18.9%，严肃查办失职渎职案件，处分42606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26.5%。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什么公务员的数量年均增长约15万人？为什么贪官那么多？
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有2.54亿人口低于国际最新贫困线。2008年底前，中国政府确定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按照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每天0.57美元，而按美元兑人民币现行汇率则仅人均每天0.31美元。这与世行推荐的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差距极为悬殊。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而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一线劳动者。
物理学上有个学术语“合力”，并不是出力的人越多，效果越好。那些分散力抵消了部分正能量，那些无用功是“吃饱饭不拉屎”，那些反向力是搞破坏。看到越来越贪的官吏，我只有两个想法：1.这些人才是真正需要劳动改造者，而且不是在东窗事发后，而是在刚刚当官时就开始。2.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公务员，必须严厉地精兵简政。有些地方公务员严重超编，什么“打狗办公室”，什么“五官科”（一个科除了科长就是四个副科长），还有76.5%大学生争着报考公务员……公务员行业已经成为贪官的温床。
据说，一场声势浩大又轰轰烈烈的党要管党的整风运动下半年将在中国党内展开。我认为，在“整风”前，先要严厉地精兵简政。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各行其是、胆大妄为的体制中，怎么可能“整顿作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不在刚刚当官时就开始自觉地“劳动改造”，怎么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