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恶
我本是信奉孟子所谓“性本善”的，可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信仰大受冲击，转而信奉荀子之“性本恶”了。
对于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我总抱有浓烈兴趣。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奇怪：我非文革生人，为何会兴致于斯？这一疑惑，我未曾深思，但浅虑是有的。后来我塞给自己一个看似答案的答案：文革的余伤，在我那生活的穷乡僻壤与小小山城里，并未随文革的落幕而尽褪，于是我是吸着文革残烟而长成的一代，携染了悲情感伤的一代。
当然会有“77”后的同龄人反驳我的观点，认为他们并没有吸食“文革的残烟”，更没有染上“悲情感伤”。那我只好说：“那是因为我是特殊的一个罢。”
有些时候，对一些事，一些人，争辩总是苍白且徒劳的。既然这样，我便不说也罢。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很清楚：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他们，不过是身在其中而不觉罢了。
我确乎感受着那一份本不该属于我的文革“余情美”。是缘于我初高中时接触的“伤痕文学”么？是缘于我忧郁敏感的性格气质么？我不知道，不清楚，也不愿深究。不是所有事都值得深究，不是所有深究都有答案——正如，不是所有的真爱都须追求到手——若是，我又何必徒添烦恼？
但我又确乎觉得，文革的创伤一直都在，只不过，它敛了疤痕，隐在人们的心头罢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对于“伤痕文学”，无论是篇名、作者乃至情节，我的记忆都已模糊忘却。但那阅读时的悲郁情绪，却依然深刻如昨。这些文学作品里的人物，都在一种笼罩整个社会的压抑里挣扎或不挣扎地活着，或是放纵邪恶，或是坚守良善，或是扭曲灵魂，或是绝望捐世。而主人公，又多是善良的，弱小的，受残害的。这些作品里流淌的深深哀伤，是那样自然地化作了我年少天空的云雨。
余华的《活着》，我看的是原著，而非电影。可这一名篇，文革仅仅是其某一部分内容，算不得“伤痕文学”。古华的《芙蓉镇》，我读了却没能记住多少。电影版的《芙蓉镇》，倒让我记住了姜文与刘晓庆扮演的秦书田与胡玉音。看来，还是声光电艺术更容易为观众接受啊！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地偶尔观看了另一些文革题材的电影，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我11》，我都看得颇为动情。那银幕上氤氲的哀伤情调，我一如既往地熟悉。
可这些，于季老看来，大底是隔靴搔痒罢。季老说：“若干年前，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
由此言而反思，写“伤痕文学”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在文革里淬炼过，他们所抚忆的，是他们荒芜的青春，是他们失落的爱情，是他们忧郁的华年。而这类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把文革作为时代的背景去处理，于是就浮显了勃郁的“余情美”情调。如《我11》，就是以一位十一岁男孩的目光去“看见”文革时小人物的悲剧；《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描写了一群少年在文革中的青葱岁月。这样地把文革背景化去处理，必然是很大程度上淡化（甚至有点美化）了文革的狰狞面目——狂热，血腥，残暴，阴暗，丑陋……
唯有季老的《牛棚杂忆》，是真正直面文革淋漓鲜血的文学作品。季老以自身不堪回首的经历去叙述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虚美，不隐恶，客观、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他扯下了文革迷离的面纱，让我们清楚看见它丑陋的嘴脸。于是我们会大声惊诧——哇，人性，原是如此丑恶的！
王蒙的《半生多事》也用了大量笔墨写文革。可那时他人在新疆边陲，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且他本人并未被批斗，所以他笔下的文革，并不是惨酷的残害，相反，更多是以旁观的冷静及吹呼可触的温情去追忆那一段岁月。
而季老，身处政治运动的中心——北京，身在运动中心的中心——北大，身为运动中被批斗、被打倒、被迫害的一员，故而他才是真正的文革躬行者，他的经历与反思才更加真切与深刻。
依季老回忆，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在文革中的表现实在糟糕。它颠覆、摧毁了泱泱华夏文明所同恪的一切美德：仁爱、廉耻、良知、真理等。它宣扬、鼓吹着漫漫人类历史所共唾的一切丑恶：阴毒、凶残、虚伪、无耻等。一句话，就是泯灭了人性，使人禽兽不如。
尽管季老说：“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受害者。”尽管他将此归结为“派性”之毒害，说这种派性使人中了邪，失去了理性。可我更愿意将此理解为人性本恶的酣畅表露。想想，当一大群人以戕害别人为乐事，以别人的痛苦为己欢，这到底是一时糊涂还是人性中最深藏的“恶”所致呢？
人性本恶，只要它遇到适合的土壤，便会蓬勃滋长漫天盖地的恶之花！
文革，正是“恶”之最佳沃土。荀子说，人性本恶，故而亟需后天教化。可文革，不是“教化”而是“教唆”人心，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不是处处恶花开吗！
季老在书中写到一些童稚小孩对其掷石头、砖块等。我们想想，若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无恶善，斯小孩何忍对一凄惨老头痛下“打手”？我们再想想，若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无恶善，那些“革命派”、“红卫兵”们，何以丢弃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与人道主义，而犯下比日本鬼子更惨绝人寰的暴行？
人性本恶，无论怎么教化，一旦失去有力的生态约束，它便毕露其邪恶的本质来。文革，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恣肆邪恶的温床与沃土。季老说：“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没有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他指的是文革中的“派性”现象。）我想，因性泛滥而灭亡的古罗马城，大约与中国之文革有得一比吧。不过，古罗马是直接灭亡了；而中国，则因丑恶人性的泛滥、猖獗而整个地崩塌、摧毁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季老在书中痛心疾首道：“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我们的民族与政府，从来没有对文革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历史书中对文革的陈述与评论，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如同日本至今没有对其二战罪行深刻反省与真诚道歉一样，这是一件极可怕、极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有实事求的深刻反思，便不可能彻底医治文革的余毒。为了不重蹈覆辙谋，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本恶，更必须把本恶的人性关进法治与德育的铁笼里。
王蒙在《半生多事》中提到，他在新疆伊犁，文革对当地的冲击并不如内地那样大。相比于当局的政治指示，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更遵循他们的宗教信仰。我想，宗教信仰的缺失，也是我们国家在文革中陷入罪恶之癫狂的深度原因吧。人心若没有了信仰，恶性便没有了教驯。兽性便会大发。我们国家贯彻“无神论”，看来，是多么的错误。“无神”，没有赖以引人向善的“神”，人间极可能会“妖魔狂欢”。
人性本是恶的，我们不必讳忌于此。掩饰它，不若承认它。找出办法来把它锁进大牢里，才是我们该做的。
对了，初看《西干道》时，我误以为它是一部反映文革内容的影片。可是，谁能说，那描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事里，不是文革余毒的投影呢？
要知道，季老也说：“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
文革，照出我们本恶的人性。文革，它并没有过去。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