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克俭：品读北京二题

品读北京二题

欧阳克俭

感悟卢沟桥

卢沟桥，作为一处名胜古迹，早已名扬中外，在我心中也仰慕已久。可是几番进京，总是因为各种所累而与之擦肩而过，遗憾至今。直到今年秋天，再次赴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因会议地点移至宛平的邻地大兴，去卢沟桥已是举手投足间的事，才得以一了夙愿。

在参观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后，我们步出宛平古城门。此时，朝阳斜照在如虹的长桥上，布成一幕金光。连桥端两侧的“卢沟晓月”碑及碑亭、华表，也都镶了一层如翼的金箔。石桥两边望柱上高踞的群狮，更是呼之欲出，列队披辉来迎。虽然已错过了晓观沟月的时辰，但看到了朝暾沐浴下的远山、近水、石桥于肃穆中透尽壮丽，浑然一体，蔚成大观，心中已全无憾意。

西上卢沟桥，抚栏眺望，水来卢狮，路入京华。西岸一带的茫茫原野和西北面的莽莽山体，南来北上的火车声，渐渐将人带入“畿辅咽喉”的历史回溯之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千多年前，华北平原腹地的中原文化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方长驱直入，当来到北京小平原跟前时，足下蓦地腾起了一条湍急、宽广的河流——卢沟河，形成一道绝然的天堑。“草草舆梁枕河坻”，置小桥或造浮梁以渡，岁以为常，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由于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日益发展的交通。到了十二世纪初叶，以中都为京城的金王朝在此修建了这座如今健在的十一孔的联拱石桥——卢沟桥。使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在最容易中断的地方得到了畅通无阻的保障。

啊，八百年卢沟，长桥如虹！然而，自然之虹犹有尽时，惟你这人类智慧的结晶之虹至今仍坚挺恒在，如初如弓！你的身上曾奔走过马背民族横扫六合的弯弓铁骑，曾呼啦啦铺排过清光绪皇帝殡葬队伍如云如盖的车辙人迹，亦曾漫卷过揭竿而起的明、清农民起义军的猎猎战旗，更响彻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名人于这座名桥分别从延安和庐山发出的那如鼓如钟的声音：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南北，年龄无长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湘潭与奉化的口音，无疑都带着很浓重的乡土泥味，但丝毫也不影响平津、华北以及整个中国的收听。由此，坍塌中的卢沟桥又高扬起生命头颅的旗帜，一夜间成为民族苦难与希望的制高点。每一个挥舞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士，都光荣地成为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幸福的人们共同崇敬与景仰的反法西斯英雄。

卢沟桥因抗战而新生，因抗战而壮美，因抗战而神圣！卢沟桥因享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辉煌起点的殊荣而成为地球上永恒的一景！

卢沟桥的圣火，不仅锻铸了二十九军年轻将士的永恒生命，更振奋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鼓舞了一支数十万穷苦人组成的队伍，书写了一部二万五千行的巨型史诗。古老的卢沟桥也因凝固了抗日将士和民族的鲜血而发出永远年轻而灿烂的青春。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汉白玉基座的浮雕上，浓缩了这一历史的画面……

一幕幕历史的章节就如此沿着二百多米长桥，淌过那279间石栏石板，281根望柱、498只石狮，东西而过，南北而过，使翻阅者的心情无以平静，一如卢沟桥下奔腾不息的河流。

如此立之于桥，兴之于桥，感赋于桥，这桥在瞬间便以乎于人有了某种哲学的辩证关系。一座名桥，在它千百年的历史岁月中，注定要与许多名人照面。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能被名桥所铭记，也只能够以名桥的态势与特质来观照升华自己的思维高度和拓展自己生存时空的名人才配称为真正的伟人。

卢沟桥无疑是一座名桥！名人背桥而去，伟人赴桥而来！芦沟河上的人桥关系实在发人深省。

前者如那位身著长衫、头顶礼帽，吃着“皇粮”，拄着“文明棍”，号令“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是他自己放弃了对卢沟桥履行“诺言”的权利，使那纸发自美庐的“抗战宣言”成为一件赝品，同时也使那一口光鲜一时有特定份量的奉化方音成为历史的笑柄。

而后者如那位从延安走来，脚穿草鞋，吃过树皮草根的毛泽东，不仅用延安的“宣言”坚定了卢沟桥的理想和信念，并且用他“持久战”的思想武装巩固了抗战圣业的每一块基石。于是，名桥的威仪与精神不倒，伟人的气节和人格不倒。毛泽东到底是一位历史的伟人！终能以桥梁的高度与态势而崛起！

踏步长桥，抚今追昔，我清楚自己不再是为了瞻仰一座历史的名桥而来，也不是在为一座名桥的壮丽风貌而慨叹。我原是因了憧憬一个国家脊梁的写意而来，为了礼拜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化身而来，为了探索一个政权成败的真谛而来，是为了1931年那个特定时空里特定的战争遗物而慨叹。

啊，卢沟桥！这就是让我在阅读你时不经意中而感受到的历史以外的东西么？

难怪，当毛泽东于1949年立马卢沟，入主北京时候，他所阅读的视角便别辟一径，他的感悟便也独具见地：能拿一座名桥、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命运视如儿戏，说话不算数的人，不是敌人真正的朋友也是人民真正的敌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于是，这位吃惯辣椒的湖南人，便以辣椒的风格，盛气之下一鼓作气，用小米加步枪命令蒋介石先生像当年逼他离开井冈山那样逃下美庐、出走金陵的“总统府”……

在告别卢沟桥前，我们特意在桥的西段留影纪念。解放后，卢沟桥修葺一新，桥面上惟一保存了一处在“七七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炮轰枪击的弹痕供后人凭吊。

战争的烙印深深地烙在名桥之中，历史的屈辱也深深地烙在一个民族的徽帜之上。那是让每一个中国人没齿不忘的创伤和永恒的疼痛！

啊！卢沟桥！你太古老沉重，你太深邃博大了。你是一部由历史铸成的长卷石刻经典，我不具备完全读懂你的时间与学养，余下的，只有留待今后慢慢地感悟与印证……

谒文天祥祠

相隔整整十年，再次踏上燕京元大都故地。

十月的古都，阳光穿透历史自南宋跨元、明、清、民国烈烈昂昂而来，挥洒着威威皇城的龙廷岁月，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压抑的冲动与一种渴求沟通的深切意念。

无法拒绝，就了秋阳，溯了曲曲盈盈的历史长廊，我执意去赴会那个710多年前的蒙元“大汗之城”，还有一个囚之于城，名之于城，并被后人传颂了近七个半世纪悠悠岁月的生命。

读解元蒙，需要有一种宏大壮阔而丰富多彩的心理准备与一种立于整个国家、民族发展的高度来观照历史真实的时空意识。

当年的“元大都”，城围达60里，城基厚20多米，顶部厚亦不下16米。城墙的位置，东西两面相当如今北京内城东西城墙，南抵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抵今德胜门、安定门外的“土城旧址”。城池的格局是皇城拱宫城，大城卫皇城，萧墙、角楼，威威王气，四海为驱，八方听命……

可是，曾几何时，一座辉煌无比的“大汗之城”转眼间便倾圮得只留下一段不足20里长的“土城遗址”肃卧北郊。而今，历史遗物，土山横陈，草木萋萋，蹊径无人，一条被称为“小月河”的土城河沿着它喑喑流淌，向来人戏说一段当年元大都内一间矮窄、幽暗的“土牢”与它的“囚人”文天祥磕磕绊绊的往事。

为了寻找那间“土牢”，在偌大的都市疾步奔走，遇车搭车，逢问道，几经周折，总算来到一条冷僻的胡同——北京府学胡同。

胡同坐落在安定门内交道口南大街的东侧，清代“顺天府学”即在这条胡同里，现为北京市府学胡同小学。在其右前方，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囚禁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的那间“土牢”，已于明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建成了纪念文天祥的“文丞相祠”。

逼仄的胡同，逼仄的门楣，逼仄的房舍。环顾左右，祠中空无游人。幽雅、寂然的小院冷落得有些出人意外，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冷寂，只有堂前那株相传为文天祥亲手所栽的枣树，枝干与地面形成45度角向南大幅度自然倾斜伸展，似乎还确如人们臆想的是象征着它的主人“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指南录•扬子江》）的“南归”情怀和至大至刚的精神，给人平添了些许活意。

立于枣树之下，飒飒叶语，有风如诉。于是，冷寂渐释，故事已起。

那是一段令人遗憾伤感，而又必须从从容容去认读和审视的历史。

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事游牧部落，崛起于塞北，在文天祥出生的前两年，即公元1234年灭金后，立即兵入洛阳，与南宋王朝仅隔一条淮水。从此发动了长达46年之久的灭宋战争。

战争的结果，先是南宋的皇帝赵显向元俯首称臣，宣告了延续148年的南宋临安王朝的结束。至于当年益王赵罡在福州即位，二年而亡，赵昺继于广东称帝，那已是亡宋的行朝史了，也终于随了赵昺的投海自尽而寿终正寝。

又至于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自1275年正月应诏起兵“勤王”，但在“内而庶僚叛宫离位，外而守令委印弃城”（《宋史纪事本末》）的危势里，其抗元斗争却屡遭失败，英雄末路，随着127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的到来，也终于在广东海丰县北的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10月初被押抵元大都燕京即今之北京，囚于如今脚下所在的“文丞相祠”的故地，四年后，遇难，享年仅47岁。

作为一代封建皇权的“忠臣”楷模，文天祥从骨子里希望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一心守护所效忠的南宋千年江山，哪怕是以身赴死也在所不惜。“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更希望文天祥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与将倾。可是，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文天祥终未能也无法挽回赵宋王朝覆灭的命运，“南归”未能实现，反而被元人掳了“北去”，囚于“土牢”，将殷殷热血付诸一场毫无希望、毫无意义的战争。

沧桑岁月，星移斗转，由“土牢”而“丞相祠”，不知是为了纪念一段光荣还是为了标志一种屈辱？当年的英雄早已作古成灰，一切都留待后人评说。不管是对其“至大至刚”的夸耀褒扬，还是对其狭隘与短视意识的批判或否定，也都交予了后续的历史。而历史总是勤勉地沿其所选择的轨道嬗变着。人类社会的浩浩长河，正是在这种嬗变中得到不断自新，变得愈加壮阔和伟大，这是历史之道，人类文明进步之道。正是赖于此，文天祥这个亡宋忠臣的灵魂才得以在元大都的故地从容纵观自元世祖忽必烈以降到清末宣统皇帝溥仪先后37个皇帝650年皇权的相继更迭与演绎。尽管有千丈之长的厚实城围、百丈之深的护城河流、九梁十八柱、七十七条脊的城角哨楼，又怎地挡得住历史前进的矫健步伐？先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尔畏于朱元璋北伐大军的威逼弃城逃往上都而身亡，既而明毅宗朱由检不敌李闯王的队伍仓惶逃上景山将身家性命托付给一株老槐而明覆，紧接着清雍正皇帝慑于努尔哈赤的铁骑而暴崩，咸丰出走、慈禧光绪西逃、溥仪出宫……啊！当文天祥吟过那悲壮激昂的《正气歌》，又读过这奔腾如流的历史，倘若果真在天有灵，将会作何感喟，又将作何选择呢？

偏安一隅的临安南宋小朝廷，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充满忧患与屈辱的匆匆过客罢了。当政者，不忠言纳谏、选贤任能、惩治污吏、关心民寞、重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反之极尽亲佞臣、近宵小、腐败奢侈、纵情声色、骄横跋扈之能事，如此昏庸之君、无道之世，既已不能善始，又何冀之于善终呢？惟可死，不可生！仁师而攻之，囚于阶下，取而代之，那不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义举义事么！也因为如此，文天祥的“勤王”之举，其历史意义便自然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其真实形象也就难显其足够的光鲜。

事实上，文天祥自“勤王”之举一开始便将自己置身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以致当他被元人囚于大都的“土牢”并不时劝其降元时，连自己曾经以死捍卫的“皇上”赵显也亲自跑来劝降，南宋贰臣留梦炎来劝降时，被文天祥痛骂不已，但对降元的胞弟文璧、文璋却予充分谅解并从理论上予以开脱，谓为“各行其志”。如此“气节”、道德观，无论在理性认识还是在实践意义上，显然都落入了一种“悖论”的漩涡。实际上，翻开任何一部古老的“中国史”，也无非是一本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华夏史”。长期以来，这种狭隘、浅薄的民族观造成一个泱泱大国的短视心态定势，文天祥身为汉宋天子钦点的状元、一品重臣，自然难以逾越这一历史的鸿沟。殊不知，此时忽必烈所率的“胡人”已被历史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也因此，到了后来，文天祥的“坐牢”乃至“殉节”，充其量也不过是作了一回悲剧王朝的“殉葬品”而已。这实在是文天祥的一个悲剧！

而以忽必烈论，自1271年迁都燕京定国号为“元”之后，1279年终于消灭了腐败透顶的南宋王朝，实现了元代中国全面的大一统。元代的统一，不仅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鼎立的政治局面，从而奠定了元、明、清600多年国家的长期统一，还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同时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而且，统一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国家的全面统一，元朝的天文、地理等科学就达不到如此高度水平。无以否认，一统大元建立起的是一座超越旧中国所有历史辉煌的物质与精神的圣殿，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所罕见的奇迹。

啊！当文天祥为南宋王朝抛却了自己的头颅，又读过这看似严酷却中正光明的历史，倘若果真在天有灵，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定势下超脱出来时，又将作何感想，如何为自己重新定位呢？

于南宋，文天祥作为一个“殉国忠烈”已确然无疑。然于大元呢？文天祥又被视作亡宋的一个“愚忠顽臣”。而于历史呢？于历史面前，曾煊赫一时的未必便是稀世珍奇，便是日后的瑰宝。而那些一时不容于当世的，也许正是江河的中流砥柱。人们更愿意从现实的意义与历史的真实性去判别它、筛选它。或许，这正是应了近代意大利学者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那句话？原来，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所具有的不可逾越的伟大意义啊！

相对立交桥、地铁、光缆，通衢纵横、广厦林立，人流滚滚、车马萧萧的北京城，眼前的“文丞相祠”的确已肃穆、冷寂到了荒凉的地步，它只是北京市一个不起眼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尊半身石雕塑像以及画像或肃坐堂前或孤立壁上，尘土垢面，那株“手植枣”斜依祠檐已显示出了它的老态与颓唐，石壁上的《正气歌》在风吹日晒下日渐剥落模糊……今日的“丞相祠”与当年南宋宰辅的深宅大院已不可同日而语……

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于“文丞相祠”的甬道上，秋日的阳光已显得几分清凉，一种历史沧桑感涌动在心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为开罪于已亡之人，而是以这种穿越了百千载的历史沟通，渴求一种认同和辩证体验，重新叩问一段生命的价值。无须想象，无须创造，直面宏大、超越时空的历史，令人怅然，也令人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