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贵州

佛教与贵州

我不信佛，更不是佛教徒，然而对佛教文化却有些兴趣。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较之中原诸省，佛教传入较晚。据学者研究，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鼎盛于明，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贵州佛教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诸宗并存而禅宗独盛。以禅宗传人入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史发展最久，故而独盛黔中。所谓禅宗独盛，实际上是指临济禅宗一枝独秀。二是佛道儒巫混杂合流。历史上，贵州僧人住持道观，兴建宫阁，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来，屡见不鲜。境内佛仙鬼神合祀一寺一庙，习以为常；佛道儒巫并存一山一洞，竟成惯例。三是寺庙建筑独有贵州民族特色、山地特色、奇异特色而别具一格。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被认为是佛教传入贵州之始。此后就有佛寺之兴建，有佛寺必有僧人住持。然于文献记载贵州高僧仅有通慧、海通、义舟、普达四人。入宋以后，佛寺几遍布黔北黔东。元代，贵州成为西南军事和政治重地，佛教亦随之发展。明代，贵州成为行省，土流并治，土司流官崇佛兴寺，高僧大德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传播、繁衍。值得一提的是建文帝与贵州佛教的关系。明初“靖难之变”后，建文帝的下落遂成为历史悬案。然据史志考证，建文帝确曾削发为僧，流亡西南诸省。其间，曾在黔中开山建寺，后来皆成为佛教名山大刹，故建文帝与明代贵州佛教之关系极为密切。佛之为教，以义理为先，哲学为基，此佛教之一大特色。故梁启超云：“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至明末清初，黔地佛教鼎盛，佛学大师接踵而出，其中如丈雪、语嵩、赤松、瞿脉、厂石等等，其人品学问，弘法业绩，佛学造诣，不仅彪炳黔中，冠映西南，即与中原佛学大师相比，亦毫不逊色。丈雪，法名通醉，其佛教活动及业绩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屈指可数的。他力挽清初禅风败坏之狂澜，第一个把破山一系的临济禅宗广传于贵州，是贵州具有深远影响的佛学思想家，其禅法和著作影响到川、陕、云乃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语嵩，法名传裔，是明季著名的临济禅宗大师。他在贵州建禅寺，育弟子，辟丛林，制清规，弘教开宗，大畅宗风。其《语嵩语录》，吐辞见道，言言透宗，深得破山精髓，其之行化，卓然冠映西南。赤松，法名道领，别号黔灵，是清代贵州著名禅师。一生寻师访道，参禅见性；创建名蓝巨刹，倡导农禅道风，弘扬佛法，利济群生，悲深愿大，心坚行苦，禅净双修，解行圆融，是弘福寺开山之祖，饮誉省内外，乃贵州佛教界的一代宗师。瞿脉，法名净和，是赤松的著名弟子，黔灵山弘福寺第二代住持。他才华横溢，悟解超群，继承和弘扬赤松一派的临济禅宗，为贵州清代禅门之翘楚。厂石，法名如圣，自幼出家，通晓各家各派禅宗语录、公案，博览佛典，钻研佛学，学问渊博，善于写作，文采优美。他十分重视佛教戒律，修持精严，六坐道场，弘扬临济禅宗于边陲之土，是贵州佛学史上一位富有个性特征的禅学大师。至晚清，贵州佛教呈现衰落之势，考其原委，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杂入外道。僧人多不愿深解佛经，研习佛学，而多在为修寺院、造佛像、治田庄、做法事而日夜奔忙。因而造成佛教义学荒芜，戒律废弛，法系紊乱。客观上是“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对贵州佛教造成重创。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人们纷纷皈依佛教，以求精神解脱，佛教呈现复兴之势。此时之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各地佛教高僧大德先后入黔宣教，因之禅宗再度活跃，居士佛教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贵州佛教的发展繁荣。民国以前，贵州无任何佛教刊物，民国以后，中国佛教界的著名刊物《海潮音》月刊由上海迁筑，是为贵州有佛教刊物之始。此时在僧尼居士的捐助下，也出版了许多佛教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