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死死得活该

屈原之死死得活该

傅伯勇

两千多年来，每到端午节，人们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吊念屈原。几年前，本人也曾写过一篇《端午感想》，追忆和吊念屈原。马上又到端午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看法，觉得屈原之死，纯属活该！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一种看法瞠目结舌，甚至可能还会恼羞成怒。客官且慢，容我慢慢道来。

屈原为何而死，我们先来探讨这个问题。

屈平（约前340年－约前278年），字原，通常称为屈原；芈姓屈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他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大大增强。后来，因政治斗争，屈原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此可见,屈原之死，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抛弃群众路线。政治斗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真理，取决于潮流，更多的时候则取决于实力。屈原“屡遭排挤”，说明什么？应该是属于后者，是实力不足，是势单力薄。屈原同志的确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却缺乏统筹协调能力，缺乏与人斗争的艺术。所以，他就是掌握了真理，也不会让人产生共鸣，只能是无人问津，只能是束之高阁，根本不能变成千百万人的行动。作为一个政治家，你掌握真理，如果不能唤醒别人，不能变成千百万人的行动，则一切等于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不但唤不醒民众，反而会遭到别人的反对，甚至攻击，往往还会造成巨大的悲剧。这方面，屈原同志应该与毛泽东同志多交流，学学毛泽东同志的一招半式。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之前，他被王明、李德等排挤，虽然当了一个苏维埃主席，几乎被排挤得“无所事事”。尽管如此，他还是展开魅力攻势，在长征途中，他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反复给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做工作，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客观分析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积极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这些大腕级人物，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既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同时也挽救了他自己。屈原同志为什么不学毛泽东同志呢？为什么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人心齐，泰山移”嘛。

二、过于罗曼蒂克。屈原既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但是，他更倾向于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是理想主义诗人。“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何其美哉！但是这只能是诗人，只能是浮想联翩的诗人！屈原提倡“美政”，这和当年提出的“超英赶美”有何区别？又和GDP增长速度16%或者20%有何区别？屈原不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却偏偏寄托在楚怀王、楚襄王两父子身上，这两父子如果真是千古一帝尚可，但却偏偏不是，而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卖“国”求荣之辈。这样的两父子，他却满怀激情、望穿秋水，那不是“愚忠”吗？而且，屈原性格耿直，以为世间除了“白”就是“黑”，就幼稚地黑白分明，这岂不荒唐吗？因为世间除了“黑白”，还有五颜六色呢。真正成功的政治家，无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就像孙悟空，九八七十二变，变幻莫测，讳莫如深，但又始终围绕一个目标步步前进。像屈原那样刚正不阿的政治家，历史上有几人欤？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太浪漫，太天真，太傻冒，太二百五。

三、缺乏革命精神。你看，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遂揭竿而起；你看，程咬金“爷爷的奶奶的爷爷”，大怒之下，就将宣花斧劈了下去；你看，李逵听到“招安”，就不幻想，就大闹东京，还扯了御笔诏书。你再看，1927年，当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将屠刀架在共产党人头上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狂风暴雨般爆发了。这些壮举，何其痛快！屈原呢？成天心怀天下，念念有词，但却忍而不发，毫无动静。当楚襄王听信谗言准备炒他鱿鱼的时候，他却甘为鱼肉，任其宰割，没有半点先炒楚襄王鱿鱼的意思。当楚国政权摇摇欲坠、当楚襄王昏庸无道时，他不敢替天行道，顺应潮流，振臂一呼，“取而代之”。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改变楚国的命运，吟几句诗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写几篇文章改变得了吗？也改变不了。如果不能和风细雨地改革，何不疾风暴雨地革命？当时的楚国，必须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嘛。即使败了，杀头也不要紧，大不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四、自暴自弃。“投汨罗江而死”，这是什么死法？我们这里对这种死叫“寻短见”，叫“凶死”，是特别没有志气的一种死法，人们常常不屑，常常嗤之以鼻。何苦？我突然记起《战国策》里《唐雎不辱使命》的句子。“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我就特别欣赏唐雎，欣赏他这种壮举。所以，在我看来，屈原如果真要死，上上之策应该是：如果能够遇到楚襄王，完全可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如果遇不到，就组织几个哥们，推翻这个没落的政权。而且，我还认为，屈原完全没有死的必要。为什么呢？他那么有才华，何不去教书，去“传道授业解惑”，去撒播革命的种子？他何不去调查研究，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篇章来，鼓舞一下民众？他何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时机一到再杀一个回马枪？何不……唉，屈原毕竟是屈原，屈原也只有屈原的命。死很容易，而生更难；他没有生了的气概，所以只有选择死了，而且死法都特别可怜。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有人可能会忽悠你，说你的死，“重于泰山”；但是，我觉得，你的死，“轻于鸿毛”。不信你看，端午时，人们吃着粽子，赛着龙舟，名曰纪念你，但是我们时常看到的情形是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一点没有悲哀的意思。屈原同志，你说，你冤不？你说，你活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