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平反的枣红马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定性早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作出了，这次会上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因为乱，又是内乱，还是大乱，于是就生发出了无数件匪夷所思，谎诞不经的真实的故事来，本文“未被平反的枣红马”就是其中的一件。

1973年元月13日，康保县三面井牧场配种站，从河北省抚宁县配种站买回了一匹枣红色的种公马，这匹马高大英俊、骠肥体壮，远看就像一团火，近看浑身无一根杂毛，通体油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一匹从国外进口的马，具有良种马的高贵血统。配种站的工作人员为能够引进如此好马而兴奋，这匹马的到来，可以使康保当地马的改良上一个大的台阶。

枣红马作为种公马，在当时不比一个副县长的生活待遇差。

在吃上，每天的主料是玉米、黄豆和少量青草，辅料是葫萝卜、鸡蛋等；

在住上，建有专门的宽敞马舍，舍内干燥清洁，每天都有专人打扫并消毒；(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穿上，配有专用的保温被，专用的软质鞍辔和专用的护掌；

在生活上，每天洗一次澡，刷一遍毛，每早溜一次马，每次5公里左右。

对于这种高规格的待遇，枣红马似乎明白并且感到自豪，他每顿一下足，每喷一次鼻，都充分显示着王者风范，并对饲养员具有深厚的感情，关于他的日常生活用语，他都能听懂，关于他的日常生活用品他都领悟用途，只要一看到，他就会摆出用这东西的姿势。

这枣红马不仅自身血统高贵而倍受人的青睐，他还有过不凡的政治经历，正是这段让他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经历，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进行“四清”运动试点工作，之后，完成了一份工作总结，受到了河北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在桃园工作期间，王光美为了支持村里的经济发展，赠送给桃园大队一匹枣红色种公马，桃园大队将这匹枣红马上交到了县里，由县配种站来管理使用，1973年元月，抚宁县配种站将这匹枣红马卖给了康保县三面井牧场。

1973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现在推测，如果没有文革，如果没有发生刘少奇冤案，这匹枣红马也不可能卖到康保，反之，如果康保人知道这匹枣红马的政治经历，可能也不会买。总之，王光美同志赠送给桃园大队的优质种公马，经抚宁县配种站之手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卖给了康保三面井牧场。

枣红马来到三面井牧场，确实为当地做出了贡献，一年多一点时间，牧场和周边公社不少马都接受了他的配种，他的儿孙遍及康保大地。

1973年，康保先旱后涝，全县绝产，进入1974年，又迎来了狂风暴雪，还没有开春，全县民众就吃起了救济粮，一个县的春节都过得凄凄惨惨。

一过春节，全县百姓在贫困饥饿中，就开始了两大运动，批林批孔和批判《三上桃峰》。

《三上桃峰》是一出晋剧，原名《三下桃园》，是山西剧作家根据河北抚宁县一个真实故事改变。抚宁县的这个真实故事载于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题目叫《一匹马》，记述了抚宁县刘庄大队把一匹病马卖给了邻村刘义庄大队，发现以后几次追讨赎回，展现了两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友好帮助、诚实守信的精神风貌。在编剧时，作者把买马的刘义庄大队改成了桃园大队，所谓三下桃园，指的就是卖马的大队三次到桃园大队赎马并赔礼道歉。由此，这出戏及其作者甚至山西省委书记都被推进了历史的深渊。

试想，已被打倒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曾经在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并且出了个“桃园经验”，王光美把枣红马赠给了桃园大队，人民日报登过抚宁的好人好事叫《一匹马》，买卖马的双方大队又都有一个刘字，山西的剧作家居然在1974年刘少奇已经被批判的时候创作出了不叫《三下刘义庄》而叫《三下桃园》戏剧，写的竟然也是一匹马！这就给当时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当时文化部的官员认定这《三上桃峰》就是在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目的是为刘王翻案！本来在三西演出的时候叫《三下桃园》，可到北京汇演的时候又改成了《三上桃峰》，这更是别有用意。于是，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帅先亮剑，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批判《三上桃峰》大毒草的运动。涉及该剧的编剧、导演、团长，审剧，甚至山西省文化主管领导、副书记、书记无一幸免，轻者撤职反省老实交待，重者被长期关押。

仅仅一出戏也就罢了，关键是涉及了众多人员的前途和生死。要把《三上桃峰》的这一干人打成反革命，即使是那个胡作非为的年代，也是要有点证据的，不管这证据是牵强附会，移花接木还是无中生有，总是要有的，但山西的这伙文人根本就与河北抚宁无任何来往，有的甚至连抚宁具体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这证据确实难找，但最终还是被找到了。

这就是那匹在康保三面井牧场享受马国皇上生活的枣红马！

1974年5、6月间，枣红马被认定为山西文人为刘少奇翻案的证据，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枣红马被毒死并掩埋。

人与马的关系已有几千年历史，两者虽非同类，但有同类之谊。自从有了马，人的生活就改变了，马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地为人类奉献了几千年，他们为人类拉车推磨，耕田种地，百里驰骋，千里跋涉，他们只关心人的感受，从不关心人对他们的感受，在历史上，没有人为马自愿殉葬的案例，却有乌骓、 赤兔为项羽、关羽陪死的记载和传说。这马，怎么也和阶级斗争、反革命扯不上边儿，但是，枣红马却成了反革命，并被政府毒死。

据说，枣红马被毒死的那一刻，眼睛一直发着悲哀、无助、不解、愤怒和反抗的光，似乎在诘问毒死他的人们：“我怎么成了反革命？”

枣红马被毒死已有三十九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三十二年，此案中所有涉及的当事人已悉数平反，文革中未平反的冤假错案，恐怕只有这枣红马了，勿以畜类可欺辱，勿以畜类可淡漠，但愿不久的将来人们能够等来为枣红马平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