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落花知多少

梦里落花知多少

笔耕潇湘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窗外肆虐的北风扫荡起来，刮过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尖锐的呼啸，田野空荡荡的，在灰蒙蒙的天幕下显得更加萧索。不知为什么，每当遇着这种景象，我就特别容易想起大伯父来。

在我的父辈中，父亲是排行最小的。过度劳累才五十岁就死了的爷爷，集合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他养大了五男三女八个孩子。父辈各自成家，多有子女。到了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聚集起来，数一数起码有三十多个，真可谓人丁兴旺。大伯排行第二，年少时家境尚可，爷爷让他读了几年私塾，大学中庸春秋子曰学会了不少。青春的脸庞刚刚退去懵懂的气息，平添一丝书生的灵光，弟妹们接踵而至，家里急需劳力，大伯的书就读得有点勉强了。这种望子成龙和踩着火屎要水浇的矛盾令爷爷内心非常纠结，常常睡不好觉。不久，“走日本”开始了，鬼子进村，疯狂杀戮，村民逃避深山，兼遇天干年旱，瘟疫流行，命都难保，那里还有闲心读书？此后，大伯的春秋大梦就做不成了，和许多站在十字路口的年青人一样，实际上他面临着无奈的选择。遁着前一条路子走下去，迢迢召唤他的是升官发财，荣宗耀祖——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上演了二千多年，依然演员不腻，观众爱看；回到家里，就只有重复祖古老子耍泥巴的命运。不过，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避免了从书斋直接回到田间的碰撞，以软着陆的方式操起锄头来，倒也淡化了内心的失落。

当上农民，就等于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乡村社会还有其他一些相对体面的职业可供心存灵慧的青年进行尝试。比如木匠、砌匠、弹棉花、裁逢师傅……许多传统技艺可以给那些不安生的灵魂别样出路,不至于淹骞在收入低微的农活中心生绝望。后来，爷爷求了人，让大伯跟礼生学起徒弟来。在那个文盲遍布礼仪犹存的时代，对于喝过几年墨水的人来说，“礼生”实在是一个恰当的职业。这个行当所要求的能说会道和主持场面的本领，正好可以将装在肚子里的“之乎者也”发扬光大，不至于白白沤掉。

经过两年跟班，大伯以他禀性的机敏学熟了当一名礼生的全部套路。婚丧仪式上，他言辞响亮地唱喏起来，往往出口成章，大有盖过师傅风头的可能。一时间，大伯成为乡下操办红白喜事的新兴主持，成为人们争相邀请的嘉宾。这样风光的日子给他带来了响亮的名声，许多媒婆给他介绍对象。大伯风头正盛，心比天高，那些媒婆介绍的柴禾妞儿竟然没有一个入得他的法眼。这样一拖，渐渐三十岁了。不知不觉间，同龄玩伴的孩子已经学会煮饭打猪草，两两组合到村头的井眼抬水吃了，可他还是光棍一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母的怨责和独守空房的寂寞使他隐隐感到一丝危机。就在他决定放低姿态准备娶亲时，全国解放了，破除一切封建迷信，婚丧仪式从简，再不兴吹吹打打那一套，大伯因此失业，陷入无比焦虑中。这时候的大伯就像一坛过气的老酒，一块烧过的煤球，当年是何等红火，现在仅剩下渣渣，再也没人上门提亲了。奶奶怕他绝后，央了媒人，以死要挟，半强迫地给他娶了山里一名女子为妻。那女子性情温和，瘦小怯弱，一张脸盘偏偏长得丑陋，一双裹得畸形的歪脚更是引起大伯的嫌恶。新婚之夜，他连沾她的边都没沾。这样冷落新娘半个月，令这个可怜的女子伤心欲绝，以致要死要活闹腾起来，伯父的丑事便张扬了出去，成为村民茶余饭后嘻笑的谈资。眼看徒劳的抗争也无法改变他既成的婚姻，他只好叹息一声，接受了这个温柔女子的怀抱，同时也接受了自己屈辱的命运。然而，失意的人生，压迫的婚姻，令大伯了无生趣，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大伯不但学礼生，还学中医。礼生做不下去以后，他对医学的钻研更加专注了。以他的刻苦和勤勉，两三年内很快成为一个医术熟练的郎中，背着药箱给周围乡邻看病，每每药到病除，赢得良好的口碑。在当时的家乡，大伯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了，是祖辈务农大字不识的人家改换门庭的兆头。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新生的人民政府慕名邀请大伯去县人民医院当医生。突然降临的机会令他平静的胸怀起了波涛。当时正好搞土改，家里分了一些田地，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大伯沉浸在满心的喜悦和雄心勃勃的奋斗激情中，对土地的依恋让他难以做出抉择，因而犹豫不前。刚刚成立的县立医院缺医少药，急于把框架支撑起来，见大伯迟迟不去报到，乡里干部放出话来要整他的材料，将他打成封建余孽落后分子抓去批斗。大伯心里害怕，只得屈服当了医生。

任职期间，大伯父念念不忘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好在医院离家不远，下班之后，他就回到家里，摸起锄头拱在地里忙活。那一年风调雨顺，种什么长什么，除了分得的土地喜获丰收以外，他开垦的五分荒地也硕果累累——打下五斗麦子，挖出六七百斤红薯。而当医生的工资只有十多块钱，这附带的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就相当于半年的工资。经过两年的折腾，轰轰烈烈的土改结束了，热情高涨的政治运动也告一段落，不太兴开会斗人那一套了，炊烟落日的余辉中，鸡鸣狗吠的乡村重新回归宁静安谧的氛围。性格耿直的大伯虽然医术精湛，却不会做人，骨子里缺乏阿谀逢迎的基因，某日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忤逆了独断专行的院长，从此成为院长的眼中钉，屡屡被穿以小鞋。不如意的处境令他无比烦恼，况且这个职务又是被压迫着去做了，心底存着抵触的情绪。年末的一天，当又一双小鞋送到他的面前时，大伯愤而慨之，公然和院长翻脸，挑着被窝弃医回乡了。

大伯看似愚直的性格使他错失了人生第二次获得发达的机会。我们可以轻易哂笑他狭隘的思想、他的愚昧和短视，却难以明白深层的原因。除了表面上和院长的矛盾，小农意识无疑是他人生道路上潜在的绊脚石。一个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草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身份使他在与外界发生联系时会本能地加以防范，防范强势的压迫和奸诈的欺骗。对农民来说，生活的意义往往压抑在争取生存的维度，此外的目的，因为从来难以实现而变得飘渺。没有非分之想，因而没能锻炼出投机取巧的思维，他们只认定一个朴素的真理，民以食为天，只有凭着自己的双手从土里刨出来的粮食才是实在的。正是这种直观的安全保障，让他拒绝了心身俱疲的勾心斗角。

1968年，为了解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应运而生。作为一个闻名乡里的土郎中，大伯父自然被举荐成为生产大队（现在的村）的赤脚医生。从此，大伯父成为官方认可的“半正式”的医生，除了耕田种地，随时接诊大队的各种病人，有时半夜三更来人敲门，也要义无反顾地爬起来，背起药箱出诊。那时候没有电，农村的夜晚黑漆漆的。无边的暗夜里，远远望见一支火把在田径小路上晃悠，很有可能就是大伯去应诊或者诊治归来。赤脚医生的身份，无论地位还是收入，远不及县医院正式医生们红火。那个被他放弃了的身份，纵使不能升官，熬成老中医的牌子也能让他安享晚年。大伯默默地在乡村奉献自己的医技，一干就是二十年，给乡里乡亲解除无数病痛，成为守护一方的救死扶伤者，赢得人们心底的感激和敬佩。这种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否给他落寞的生活以些许慰藉呢？

关于大伯从医的经历，更多的只是道听途说，留在我记忆里仅存的一幕，是我痛苦至极时骂了他的娘。小时候，我闹肚子痛，或生个感冒什么的，爸爸就带我到大伯家里去诊治。那时候，赤脚医生有上级医疗机构配置的器械和药品，看病主要是用西药，最常用的就是青霉素，小病小痛，一针扎下去就好了。我吃过几次亏，深怕了打针，那又长又亮的针头高高举起来，猛然往屁股上扎下去，想来就觉恐怖。尽管浑身难受，我还是边哭边和爸爸谈了条件：“只吃药，不打针！”爸爸答应了，我顺从地爬在他的背上，来到大伯家的堂屋里。“只吃药，不打针！”我再次向大伯声明。大伯一边答应着，一边从容不迫地配制药水，然后让爸爸将我按在腿上，退下我的裤子，凉丝丝的碘酒药棉在屁股蛋上涂抹起来，我知道恐怖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果然，一阵尖锐的剌痛，长长的针头扎进了皮肉深处。我“啊”地大喊一声，痛苦和愤怒同时暴发：“说好了不打针的呀！狗日的呀！”然而没用，片刻工夫，针头已经拨了出来，该打的还是打了。不久病就好了，我又能和玩伴们生孽，满地里疯跑起来。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各种小诊所应运而生，大伯的从医生涯随着“赤脚医生”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而宣告结束。到了2004年，乡村医生实行从业管理，经过相应的注册及考试后，可以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这对于行医多年的大伯父来说，不啻一个绝好的消息，那也许是他人生复兴的第三次机会。但这次机会明显来得晚了一点，大伯父再也没有雄心谋求类似的发达，此时，他已经长眠黄土垄中十有余年矣。

我初中毕业那年，才十四岁，尚未发育，瘦小的身子常常要分担家里的农活，中考的紧迫和繁忙的农活矛盾着，常常成为我挨骂的原因。一次光顾看书，忘记了母亲吩咐要做的事情，母亲忿怒之下骂了起来：“先生不像先生，书生不像书生，整天捧着一本书，坐着有吃的？晓不得你屋里祖古老子犯了哪门子孽，一代一个，代代不脱！”

母亲骂这话时，我无比义愤，我知道她连大伯一起骂进去了。这时的大伯已经苍老瘦弱，干缩成一个核桃般的小老头。他须发皆白，满脸皱纹，也很少说话。那时，堂兄已经儿女满堂，早已取而代之成为家庭的主宰。堂兄没能继承乃父爱折腾的聪明，却将祖上勤劳朴实的遗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农村正兴红砖瓦屋替换土砖老屋的风潮，堂兄踌躇满志，决心推倒父亲手里的土屋，重起一座红砖楼房，因而开始了繁复的准备工作。除了发奋努力做事攒钱，家庭开资也缩减到骇人的地步，伙食里除了小菜就是腌菜，一个月难得吃一餐肉；穿着更是随意，再烂的衣服也舍不得丢弃，补一补又穿了起来。大伯无声地配合着儿子的计划，发挥余热养了一群蛋鸭，每年能为家里挣得一千多块钱的积蓄。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大伯总是佝偻着脊梁，穿着破旧的衣服，松树皮一般粗糙的大手紧握一根长长的竹杆儿，呆在田野里牧鸭，寂寞得像个影子。那举杆佝立的身影和着田野风光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一幅涂满郁抑色调的乡村图画。

那时，我家办起了家庭猪场，疫病防治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天，大伯看见我给猪打针，昏浊涩滞的眼里立刻闪耀出一丝明亮的光辉，他不无激动地把我叫去他家，从尘封的板楼间摸出一大堆书籍来。拍开积尘一看，都是些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几本还是大伯的手迹。他用充满希望的眼神看着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对我说：“你把这些书拿去看看，看有没有一些用处。”

我接了书，也非常激动。我这时才明白，大伯看似沉默的表象掩藏着多么丰富的精神世界！正如母亲所言，大伯与我有着相似的气质；大伯也为这种发现而激动不已。

就在这一年冬天，大伯一病不起。临终前，我同众多堂侄去看了他。他已不能说话。堂兄跪在病床前哭泣，极力要表现自己的孝心。大伯见了我，挣扎着想坐起来，两只手向前伸直，呆滞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嘴角抽动却发不出声音。一股酸楚涌上心头，我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把抓住他冰冷的手，哭喊了一声：“大伯！”他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我说，然而终于筋疲力尽，闭上眼躺了下去。当天晚上，大伯死了，连同他的荣耀和屈辱，连同他生活过的特定时代，永远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斗转星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青壮年正好生活在一个以不择手段捞大钱论英雄的年代，像我这种心存纯粹的人自然放不开手脚，因而也没有混出什么明堂来，但那种爱折腾的天性却依然如故。一段时间，我忽然心血来潮爱上了雕塑。我用陶土塑造伟人和美女，当然更多的头像勾勒的是老人沟壑纵横的面容。我幻想有朝一日靠给人雕像谋生。但到底放弃了，只当成一种爱好罢了，因为一时的热情将目标指向了“钱途”， 而达成 “钱途”的方式有千百种，我可以经营更便捷的行当谋略生活，文学艺术却是我融入骨髓的精神追求，当两者同时向我争执时间和精力时，我不能舍本求末。

去年清明回乡祭祖，我从汽车后备箱捧出一尊塑像，立刻将所有在场的亲邻惊呆了。那略带郁抑的温和容貌，不正是逝世多年的大伯吗？这塑像唤醒了人们对大伯生平轶事的回忆，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大伯去世时连一张黑白照片也没留下，在他垂暮之年，堂兄请一个乡村画匠为他绘制一幅似是而非的遗容，悬挂厅堂后墙，权当祭祀的偶像。人们惊讶的是我在没有实物和图像做参照的情况下，能够栩栩如生地塑出大伯的容貌来。然而在我们家族甚至整个村落，有谁比我更能理解大伯寂寞而丰富的内心呢？这塑像是我对他精神气质深刻领会和把握后的复述和再现。他的一生，充满乡村人文精神的况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痕。他的一生，饱含着乡村知识精英注定被边缘化的悲凉时运。大伯晚景的凄凉正是中国抛弃精神，狂热追求物欲的时代写照。他的沧桑历程，就像风雨飘摇的百年老屋一般耐人寻味。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充斥着愚昧和贫穷，村民自私狭隘，但至少保持着传统文化中“善良”的基因。反观今日，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在不断沦陷，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集体出逃。劳力走光了，土地搁置，文化萧条，物质追求打压了文化的需要，最终导致精神的荒芜。空巢化的村落里只剩下少许老弱病残。记忆里的故乡尽管形态依稀可寻，那种让人留恋的温情却淡化了，那种优美的自然环境与醇厚的人文积淀所构成的乡村美感的内核也消失了。反而，从城市社会捡样的糟粕与传统文化中自私狭隘等消极因素结合起来，使那儿变得多少有些冷酷，甚至充斥着人性的丑恶，再也不是一块净土了。这一变化非常残忍地拆毁了我梦中的精神家园，漂泊的心灵将从此无处依栖。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大伯的怀念，毋宁说是对乡村人文精神的呼唤，是对根植于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道德精神重塑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