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书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说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少年时期在沈阳上学的事儿。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胸怀：“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孩子，要多读书，长知识以后才有出息……”哺育我们成长的亲爱的父母们“唠叨”最多的可能就是这句话。我想大多数孩子在幼儿园时，大概还不认识多少字，但是仍喜欢一种叫“书”的东西。所以对书的理解应该首先是几张图片加上一些简单的文字组成，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吵着让父母讲故事。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是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的苦难、身为革命人的父母还是把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寄托在我们孩子们身上，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却“不惜重金”为我们订刊物、购买图书进行智力开发。

我的童年是红色的。因为那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太阳、红像章、红宝书、红袖标、红领巾等等，还有与红色相关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斗争。谁都没有选择地深深地迷醉在那神奇的红色气氛里----到处是革命宣传画、革命标语、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大批判专栏上的贴满革命的大字报小字报；高音喇叭里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有亢奋激昂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不过，孩子们最喜欢的当然是革命的小人书----《刘胡兰》《黄继光》《鸡毛信》《小兵张嘎》等等。

1968年，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成为一名革命的红小兵，带上红袖标，背上“红宝书袋”（《毛主席语录》），父亲还用木头给我制作了一把红缨枪。那时学校要求每名学生必须订一本叫《红小兵》的杂志，每册0.10元，其实就是连环画，每期都是英雄模范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比如红小兵在田里发现了狗特务的发报机，搞破坏的阶级敌人充斥了每个城镇、矿山、牧场。于是，我们的英雄就是那两个为保护羊群而冻坏了脚的龙梅玉荣姐妹，我们的偶像就是那个为救火车而英勇献身的欧阳海……

1970年，我们家下放到农村，那里远离城市，交通不便，去那儿不久才通上电，百十户的村子只打了一眼饮用水井，所以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化生活了，听广播看电视更是天方夜谭。幸好细心的父母将我们平时看完的小人书、《红小兵》杂志都收藏在一个大纸箱里带到农村。这些书一下子使我在村里的孩子们中提高了地位，甚至有的人时常给我送些烧玉米、烤鱼干之类进行小恩小惠，目的就是要多借他几天小人书。村里的大人们也很喜欢我，常常对着自家的孩子说：“看看人家城里人，多爱学习，有知识懂礼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小学4年级那年，国家将红小兵又改为少先队，我是班里的第一批队员，那红领巾是免费发给的。当我们被叫到操场上那个简易“舞台”（实际就是土墩子），当着全校人举起右手向队旗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一刻，真的无比激动无尚光荣。

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他讲话时本地音特别重，大家时常学着他的音调嬉闹。不过，同学们还是挺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朴实，讲起课来绘声绘色的，于是像《王二小》《小英雄雨来》《马背上的小红军》《雷锋的故事》那些红色经典，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一次，他上课表扬我写的一篇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作文将敌人坦克比作“乌龟壳”很生动，这时，一个虱子竟然大摇大摆地从内衣里爬到脖子上，他急忙用手拍打，同学们已经笑声一片。

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那时学雷锋做好事绝对是自觉的行动，大家都是挖空心思琢磨要做些什么。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别出心裁”半夜起来去学校打扫卫生，当我们打着手电悄悄地把教室打扫了，把老师们的办公室打扫了，正准备打扫公共场所时，只见其他班的同学也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大家会心一笑，互不吱声，而后悄然离去。第二天，老师在黑板报上写道：昨晚又有几位无名英雄把学校打扫得干干净净，全体同学要向他们学习致敬……

1974年，我们家返城来到盘山城里。那时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是砖瓦房坐落在最繁华的街道，也就是城里唯一的盘山电影院对过，我们的学校离那儿非常近，有的是机会逃课去逛街放松心情，大家自然要经常光顾电影院和书店。可是，看电影吧，翻来覆去就是那8个革命样板戏，再有就是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革命战斗片。书店里的图书种类也不多，除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书籍，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革命小说，反映战争题材的有《桐柏英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反映农村生活的有《艳阳天》、《金光大道》、《创业史》等，还有描写知青故事的《征途》、《分界线》、《我们这一代》等。说来十分可笑，我以为那时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以为“熟悉”了作家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马烽、李准、管桦、浩然、郭先红、张抗抗就是响当当的文学青年了。不知道我国还有文学大家“鲁、郭、茅、巴、老、曹”；还有什么《彷徨》、《复活》、《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外国文学；还有更为经典的四大名著（那时《水浒传》被当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书批判，仅供内部传看）；还有……

那时的图书做工都比较粗糙，一本小说一般就几毛钱，不过，很多看书人还是买不起。由于数量有限，书店往往是将一些新书先进几本出租，小说押金是每本书2元，租金是每天2分钱。一次，书店进了高尔基的《童年》，我好不容易租来后爱不释手，竟然不顾留下“窃贼”的骂名，更不顾及高额押金而给“密”了起来。当然，还要感谢那位负责租书且默默关注我的阿姨“网开一面”，那本书我一直珍藏。

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十分简单的年代。

那是一个只能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代替丰富人生的疯狂年代。

于是，人们学会了背诵《老三篇》跳忠字舞。

于是，人们彷徨消沉，一张张本来善良纯朴的面孔变得如此严肃如此狰狞，甚至张牙舞爪……

其实，在那个畸形社会里人们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渴望着那些纯真的情感。于是，一本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以手抄本的形式悄然传开。小说主人公丁洁琼说：“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这句话成为名言，整整影响一代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小说正面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那时，很多人为能够借到一本《第二次握手》而激动不已。于是，便偷偷摸摸地抄写，那过程绝对是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还有人抄完后，在扉页上自己画了个一男一女握手的图，使这本“书”更像似是从书店买来的……

我们是一代被红色诱惑的人。心灵深处有着许许多多解不开扯不断的红色情结----曾经怀揣着“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梦想的涩涩甘苦，一路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去体验“夜半山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的壮美。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无奈也罢，心中永远有一盏不灭的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常会想起明代思想家顾宪成的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些荏苒的光阴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我们的年轮，翻开那些沉箱却依然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籍，静静地回味那些尘封却依然美好的记忆，不管文字如何的模糊，依然像夏日里的一道道突兀的光线，还有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主人公……

2013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