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清一色与混一色哪个好?”

09-27 作者:陈宣章

闲话“清一色与混一色哪个好?”

陈宣章

说起清一色与混一色哪个好?老麻将们一定会说:“当然是清一色好。”其实未必!

我们的世界是四维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于是,就产生“世界真奇妙,越看越不懂;历史很诡异,越说越糊涂。”

世界真奇妙,因为世间有“万物”:除了没有生命的各种各样物体,植物约有37万种,分九大门;动物约有150万种,分两大类。据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动物中,脊椎动物身体背部都有一根由许多椎骨组成的脊柱,一般个体较大;无脊椎动物的身体没有脊柱,多数个体很小,但种类却很多,占整个动物种数的90%以上,例如:苍蝇、蚊子、蚂蚱、蝴蝶等昆虫。脊椎动物又可分为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五大类群。鱼类包括海水鱼和淡水鱼2.5-3万种;两栖类有2千余种;爬行类有3千余种;鸟类有9千余种;兽类有4.5千余种。世界上还有许多种动物还未被发现呢。

最新研究表明:全世界昆虫可能有1千万种,约占地球所有生物物种的一半;但目前有名有姓的昆虫种类仅100万种,占动物界已知种类的2/3- 3/4。由此可见,世界上的昆虫还有90%的种类我们不认识。按最保守的估计,世界上至少有300万种昆虫,那也还有200万种昆虫有待我们去发现、描述和命名。现在,世界上每年大约发现1千个昆虫新种,它们被收录在《动物学记录》中,所以,该杂志是从事动物分类研究人员必读的检索工具。昆虫不仅种类多,而且同一种昆虫的个体数量也很大,甚至大得惊人。一个蚂蚁群可达50万个体。一棵树可有10万蚜虫个体。森林里,每平米可有10万只弹尾目昆虫。蝗灾时,个数可达7-12亿,总重量约1.25-3千吨,群飞覆盖面积可达500-1200公顷,真是遮天盖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每一种物体有多重属性,例如:一个人可以是自然人和社会人;某人和全家坐火车,可以同时是男人、成人、父亲、儿子、丈夫、乘客、顾客、驴友、医生、病人……一个人的档案上有各种类目,例如:籍贯、出生地、出身、成分等等。籍贯指祖籍;出生地指本人出生之地;出身指父亲的成分;成分指本人参加革命工作或入党以前的个人社会地位,应当按照个人参加革命工作或入党前从事较久的职业。所以,世界是十分复杂的。

文革中有句话:讲了一辈子唯物辩证法,一做事情就形而上学泛滥。例如:解放后定阶级根据家庭出身。父亲是地主,这个人就是地主出身,一定对新社会不满;后来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好听一点,总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工人出身者就是天然红,就是专门改造别人的。其实,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取决于经济地位。一个地主出身者,当了工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分先后”,为什么就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一辈子呢?一个工人出身者,当了老板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就戴“红二代”帽子一辈子呢?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江青要当女皇,就说:“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其实,母系社会(又称母系氏族制)前期属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后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它在原始社会中已经消失,而现在竟然有个大名鼎鼎的易中天说:“世界末日的说法虽未必可靠,全球问题成堆却是不争的事实。战争、污染、核泄漏、能源危机,等等等等,不可胜数。谁干的?十有八九,是男人。”“人类社会的早期,也是和谐的,因为女人当家。其特点,是‘管理’而不‘统治’。”“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因为女人并不要权力,那时也不存在权力,只有安排和安顿。我的主张,是叫‘母爱社会’。”“总之,只要是‘男权社会’,那就一定虚伪透顶,贪得无厌,还刹不住车。唯一的办法,是返璞归真,回到‘母爱社会’,男人干活,女人当家。”(《世界是女人的——2012年3月8日有感》)他还有惊人之语:“天下迟早是女人的。”(2009年06月18日《现代快报》)这是什么历史观?

我们回到“清一色与混一色哪个好”的话题。一个人打麻将“混一色”已经挺张,为了赢得更好,打掉风向做“清一色”,结果出冲。你说“清一色与混一色哪个好?”一个社会,只有清一色的男人或女人则必然灭亡。一个官场,只有清一色的一帮人,必然灭亡。所以,毛泽东提倡“五湖四海”。毛主席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所以,“清一色”并不好;而且,“清一色”总是相对的,你看:日本自民党内有多少派别?在“私利”高于一切的社会中,没有绝对的“清一色”:不同阶级有不同利益;同一阶级中也有利益冲突;敌对阶级的斗争与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虽然处理方法不同,总归不是“清一色”。

另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更加不可能“清一色”。任何社会里,思想最五花八门。这是无法用强制手段“统一”的。对于各种错误思想,唯一的办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发表也允许批评。既有言论自由,又有真理标准和法纪法规。伪科学的东西总是要垮台的,以为它们禁不住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后台再大也白搭。

这里有一道有关“清一色”的智力题:有没有13张万子组成的挺张牌,能够胡任意一张万子的?答案:有。例如:一万、一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万、八万、九万、九万、九万。不信,你就试一试:一万到九万任意一张牌都能胡。那么,还有没有第二种答案呢?13张万子的排列组合非常多,要证明这是唯一答案或者找到其它答案都是难事。因为正确答案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考验,不管你是谁都行。

“世界真奇妙,越看越不懂”是因为世界太复杂。那么,“历史很诡异,越说越糊涂”是因为历史记载和真实历史常常有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对同一历史事件,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相信谁呢?

易中天教授今年六十六岁,因为在百家讲坛“品三国”而飞黄腾达,突发奇想要改写中华史,而且自语:“以一己之力重写中华史”、“这是我在65岁的时候做的决定,在66岁这一年来完成”、“我在写这部中华史的时候,特别強调个人的感受”(他能感受到以前三千七百年,而且断言以前所说五千年中华史是错误的)、“除了现代科技手段可以节省时间外,司马迁也不是不可以超越。”一个鼓吹“母系社会是最佳社会”的人,在《中华史》中会是唯物历史观?难道易中天有历史观(精神)分裂症?

我常常感慨:现今狂人(比较雅一点就称为雷人)之多胜过牛毛。四大历史名著都要“超越”,所有历史记载都可“超越”。反正,上嘴唇顶天,下嘴唇立地,还要脸干什么?只要有人出钱,什么事情都能干。不是有名人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吗?易中天就是典型:思想解放到推翻以往所有史学;胆子大到“以一己之力重写中华史”;步子快到“在66岁这一年来完成”。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不断。按理,农民起义首领应该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但是斗争胜利后,一个个都成为新皇帝,成为地主阶级头目。这是为什么呢?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农民只能从新皇帝那里借光,被剥削、压迫得轻一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虽然有“联共联俄辅助农工”,但是斗争胜利后,得利的是资产阶级,农工只能借光,被剥削、压迫得轻一些。从“解放生产力”来看,农民起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正能量。改革开放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正能量,但是,改革的红利属于哪个阶级呢?反正不是农工民众。只要看一看谁对改革开放最卖力,就能知道答案:是“三个代表(老板、明星和官员)。”

最近网上有消息:“身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今天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4.8万亿美元,约为30万亿人民币。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和南亚。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现金/房产/股份/基金/收藏证券等)的三分之一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100万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625年!”这里有三种可能:1.有人借斯诺登的名义造谣;2.斯诺登造谣;3.这是真实的。如果是前两种可能,政府应该追查谣言的责任,并予以澄清。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政府应该追回这些民脂民膏,充实国库。但是,30多年来被追回了多少?

中国历史上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当然,对之有三种态度:1.“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关百姓屌事,百姓什么时候都是苦主。2.虽然和珅倒台后,大多数家产被嘉庆收入国库,嘉庆国库一下子变得充盈。但是,嘉庆吃的是金银财宝,改变不了社会腐败的现状,清王朝开始衰退。3.和珅的家产顶上清朝十二年收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是许多被纳入嘉庆的内务部,成为嘉庆的皇家财产。

网上,叶麟说:“如果王歧山书记每年抓贪官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那么近几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无忧已。”但是贪官还在新生,没收贪官的财产有再入新贪官私囊的可能,而且很可能被转移国外。而且,新老贪官已挥霍掉的民脂民膏是无法追回的。所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彻底清算老贪官罪恶的同时,杜绝新贪官产生的源头。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就的拜金主义不被彻底批判,很难杜绝新贪官产生的源头。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1976年6月15日,他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于文革,毛泽东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人贵有自知之明。”“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具有“政治遗嘱”性质。

毛泽东从来不赞成“清一色”,他既支持左派反对右派,又主张左派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但有人别有用心地曲解说毛泽东惯用“权术”,在左派、右派之间搞平衡。毛泽东晚年脑子很清晰,他的“划分三个世界”理论形成于70年代,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一战略思想指明了两个超级大国是当时造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从而激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也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不满。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人从自身私利出发全盘否定毛泽东,数次刮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毫无根据地诬蔑“60年代中国饿死数千万人”。这种对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视而不见,将中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发展菲薄为“连蒋介石治下的民国都不如”,是为了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事实上,蒋介石治下的民国史几乎是五千年中国史最黑暗的一段:被多国殖民、被日本蹂躏、被军阀割据、民众命如草芥、国家四分五裂、工农业陷入深渊、国家经济病入膏肓……现今有些人无日无之攻击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指责中国“不民主、不普世、接轨不到位”的喧嚷甚嚣尘上。当赞美华盛顿诋毁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尚,当叫嚣“回归毛泽东的公有制”竟还不如直接回到祸乱不断的“民主又普世的民国”时,中国是不是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反对思想界“清一色”的同时,应该鼓励辩论,而不是“混合”。同样是对待毛泽东,李敖说:“毛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或者说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贡献是文革。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是一面旗帜,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经验。中外历史和古今历史上,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态度。而聂绀弩评价毛泽东:“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观点的对立是一回事,关键是要阐明道理。

李敖说:“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我不想,也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有那样深遂的思想才能发现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或回避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超越历史就是悲剧。”(《我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1.传统西方政客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首先是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前苏联、东欧就是这样(包括他们自己否定自己)。2.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即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3.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无论在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真理总是在辩论中越辩越明。为“清一色”搞文字狱,不让错误思想发表是徒劳的;在错误思想发表后,听之任之也是不对的。201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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