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厂长之死---广州印象之一百二十四

副厂长就是副厂长，不是姓付的正厂长，也不是姓郑的付厂长，我还没有兴趣玩这种文字游戏。这个人已经故去了，但他的兄弟还是我的老朋友。我知道我的一支臭笔写不了锦绣文章，再好的人从我的笔端走下来，也是满头癩疤，所以，在这里我依然把他的姓名隐去了。以后与他的兄弟见面，也可以一笑两个酒窝。我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我照样能够推脱说，这是文学的塑造虚构。

副厂长身材魁梧，像个关东大汉，一顿能吃一整只红烧猪蹄膀，练武的三节棍从不离身，他常说自己是常山赵子龙后裔。我一笑置之，对这种八卦家谱向来不信。他大我十岁，地位又有悬殊，与他交往密切主要是他对我青睐有加。

我调到丝绸厂后，接触到了两款丝织机，都是三十年代日式机型：K76、K251，那时国家落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喷水织机、喷气织机没听说过，仿造的K型织机就是我们的最好设备。在熟悉挡车、修机环节后，我多年干的是平车工作。我发现，踏盘装置的斜纹布布边不牢，改成平纹边既要添边道龙头，又增加了故障率，于是用几截旧帆布带做了个简单装置，省了这个设备，非常容易地解决了问题。全厂推广了，特别是省丝绸学会发表了我的论文后，同事们看我的目光都不同了。副厂长三番两次找我，要我到他管辖下的设备科任科长。

我不愿意操那些劳什子的心，他就把我拖到厂门口一家低矮的餐馆里，大酒大肉的款待我。尽管我知道他自己不会掏一分钱的腰包，最终还是签单，但是我仍然感到受宠若惊。他是一个老党员，却从不以大道理说服人，像梁山好汉一样，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在我的目瞪口呆之下，五分钟不到，整只油腻腻的红烧猪蹄膀只剩下两截筒子骨，而我举着筷子还没来得及伸出去。他放声大笑，说这就是我告诉你的道理，先下手为强。你礼让，你就要挨饿。你不愿意管人，人就要管你，管死你。像我这样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还是像寄人篱下，受不完的窝囊气。吃吧，你只有萝卜白菜吃了。

以后的恩怨不想多提，十几年后，倒闭潮席卷全国，泥沙俱下。副厂长拉我一道去见管工业的区长，他委屈万分地抱怨说，难道我交了三十多年的党费，党说不要就不要了？

区长扶了扶金边眼镜，站起来严肃地呵责道：糊涂。党现在给你的任务就是养活自己，不给国家添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于是，我在207、318国道交汇处开了家书碟店，副厂长凭借着从实际中摸索出的技术经验，到南海西樵一家私营大绸厂里当了副厂长，千年老二不变。他告诉他的亲弟弟待遇很好，一日三餐都有老板陪着。他照样不管生产，只负责技术。南方那时候已经很活了，在把内地的丝织厂挤垮之后，又开始自相残杀。一是价格竞争，一是人才抢夺，都惨烈到了白刃化的程度。

我在他弟弟那里看过一封信，字里行间喜气洋洋。

这里摘录一些：么弟，这里很繁华，一个小村庄热闹程度像内地的县城。你看那些穿戴很朴素的当地人，提着脏兮兮的人造革包，急匆匆地穿街过巷，就以为家境不会好到哪里。你想错了，这个破包里就装着几万现金。他们是去买配件或羊角的。这里的工厂分工很细，我们的准备车间，这里分为羊角厂和纡管厂。缫丝厂、印染厂还在一边，绸厂只管织造这个工序。这个厂有五六百台丝织机，规模与我们的老厂相当。

我主抓新产品开发，每设计出一个新品种、新花样，设计人员可以得到销售额百分之一的提成。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厂，只要你设计开发的品种还在销售，这个提成就会每年打入你的年终分红里。我结合方兴未艾的港台风，设计出了一种款式新颖的花色品种，在境外卖得飞俏，国内市场也是供不应求。订货单已经排到明年春节。我在老杨的厂里干了一年，拿的钱比我当十年厂长拿的都多。

你来不行，还是留在家里贩鱼吧。在这里干机修工，和挡车工一样每天要做十二个小时。周末转班，更要工作十八个小时，不是人过的日子。小白来还可以给我帮下忙，我每天都是圆钟过后才能上床休息。可惜小白不会来了，他开个书店正和他的意，只要有书看，饿不死，再多的钱他也不会放在眼下。

我看了信，确实没有动心，我一辈子都没有把钱当成很贵重的东西。但离开了这个影响中国几千年繁荣的行业，心里到底还是有点惆怅。不过想到许多权高位重的大人物，为国家所作的贡献还是负值，也就释然了。大环境所趋，我献身于中国丝织业，只有发明一个小小的边道装置就到顶了。小人物，管不了国家的大事情，斐声中外的荆缎销声匿迹了，我又有什么办法？不过，我对副厂长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是感到由衷地高兴。不是能管千儿八百人就有成就感，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也是一种成功的体现。

但鱼贩子动心了，放下每天上百的贩鱼收人不要，要去西樵为老哥子打下手，搞不好设计，描图也好，打小样也好，总之要换一种活法。一年后听说他做通了老哥子的工作，风风火火去了南方。我感到迷惑，南方的钱真这么好赚吗?打工的工资多年来只有七八百元。

一晃又是多年没有音讯，去年年头，我也到了南边。其原因在那篇（于是，我们到南方）里谈到了，不再赘述。但广州离西樵还是老远，也就没有联系他们两兄弟。去年阴历年底，做过鱼贩子的朋友，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的地址，灰头灰脑地找到广州鹤南。那天，北风呼啸，不耐寒的榕树秫秫发抖。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闯进货场，张嘴就问，老白在吗？

我正在点货，回头一看喜出望外。老兄，你怎么找来了？我这里比桃花源还难找啊。尽管没有桃花源的优美风景，也没有桃花源简单快乐的生活。好些朋友电话打了几十个，我到车站还是接不到人。

鱼贩子咧嘴一笑，他们下错了站？我现在为一个小厂跑销售，什么样的地方摸不去？

你没跟老哥子干了？

一言难尽，走，喝酒去，慢慢再讲。

已经过了中饭时间了，我把他领到一个小酒馆里，陪他喝酒闲聊。我没有再主动问起他们两兄弟的事，怕是两兄弟反目引出尴尬。谁知他打了几个哈哈后，脸沉下来了，自己提起了此事。他说，你知道次信贷风波吗？我点点头，不就是美国的金融风暴吗?地球人都知道。

他实际上并不是问我，而是挑起话头。他继续说，那几年，欧美的买主违约拒收的不少，港口机场的货仓快堆爆了。西樵很多老板陷入困境，规模小的关门了事，规模大的苦捱时日。那一年又轮到在老杨那里工作，老哥子去找另外两家要提成，那两家借金融危机的名义赖账。说他设计的产品积压满了仓库，没找他算损失都是看的老面子。我们提出到仓库看看，他们又百般推诿，又说提成是以头年十二月份的工资表为准，人不在厂里上班了就算是自动放弃。

当初设计了几款花色品种，副厂长名声大震。老杨赚了大钱，其他老板不高兴了，一方面拼命仿制，另一方面找老杨要人，甚至直接找到副厂长。副厂长不为所动，说做人要有原则，老杨在他困难时帮了他，他不能过河拆桥。对方又搬来黑社会，扬言不去就废了他的双腿。他恼火了，解下腰间的三节棍，一阵挥舞吓跑了来人。好在对方是要人，不是要的废人，没有后续的报复发生。黑道不行，又请白道。副厂长是在党的人，也赞同当地政府出面调解。三家上千台织机的大厂，副厂长每家轮流工作一年。老杨心里不痛快也没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副厂长虽然只能在一家拿工资，但三家都承诺给他提成，好事成了坏事，而又变为好事，最终还锦上添花，他也觉得是命里有福星高照。

如今遇到了难缠的事，副厂长首先想到的还是找组织解决，没料到，组织在面对资本时软弱不堪。他找到镇政府，以前那个当官的双手一摊，说管不了企业内部的事，要他去找劳动仲裁部门。劳动仲裁部门裁决，如果是工资，可以帮他去工厂协商，提成的事，在现在的大环境下爱莫能助。

老杨与你哥哥关系很好，他也不给钱？我插嘴道。

他倒给了一部分，他的货后来都是走美国的，亏损累累，对老哥也算得善始善终。另外两家走欧洲和东南亚，并没有多大的损失。不给提成，老哥一口气难以咽下，心里很不舒服。但事情还是得做。一台织机有错花，修机工几次修不好，反映到他那里，他就站在皮带盘旁的井字梁上，仔细查看横针直针有没有变形。哪知挡车工没有配合好，推了开关，摇杆砸了一下他脑袋，老哥子就两眼发黑，栽倒地上。本来没有多大的事情，我们都是这样站在机子上解决提花龙头故障的。可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有提成的事郁结于心，几夜没有休息好，引发了脑血管破裂。我背着他拦车赶到医院，已经救不过来了。

什么？我猛地站起来，不敢相信地问，副厂长死了？

老朋友默默地点点头，不再说话，只是接着又独自灌了两杯浊酒。半响，他又告诉我，那两家怕摊上人命官司，不仅欠的二十多万提成如数拿出，还一家多出了两万慰问费。老杨更是重情轻利，陪我把老哥子的骨灰一路送回荆州，有钱人也有心肠很好的。我现在的工作也是老杨帮忙找的，干了两年了，觉得没有意思，今年干完了，明年还是回家贩鱼。酒烧脸，他感到浑身发热，解开了上衣的纽扣，一个三节棍在他腰间显示出来。我看出，它正是副厂长从不离身的防御武器。

屋外的寒风呼啸起来，带着豆大的雨点敲打着雨篷，沉闷地砰砰响，一下一下锤击着心房。

（我做了几十年的工人，写出的文章工业题材的较多。但工业种类数不胜数，我所接触的不到万分之一，因情节需要涉及到一些专门的术语，如有不确之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