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伯父
我 的 二 伯 父
二伯父大名田丰，是我们家族里，甚至是我们泾川方圆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古董知识分子之一。求学一生，在外闯荡大半生，装了满满一肚子知识，却又迂腐了一辈子，固执了一辈子，既没成就荣华富贵，也没能光宗耀祖，临了终究还是潦倒一生。唯一留给后辈的记忆，只有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生活的风风雨雨改变的“洋楼头”，以及村里各个庙宇牌匾上那一幅幅的潇洒飘逸的毛笔字。相信再过几十年，随着岁月的迁延，世事的变迁，甚至连本家族的后辈们都不会再忆及他这个先世的先生了。想想人这一生，轰轰烈烈是一辈子，庸庸碌碌也是一辈子，甚至浑浑噩噩也是一辈子，而二伯父的一生确实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真是难言的一生。要了解他还得从我们家族的兴衰史说起。
我们家族在我太爷当家的时候，曾经是我们泾川城方圆百里有名的大财主。据老辈人讲，县城以北有几百亩土地都是我们家的产业，光马车就有几驾，清油都装了满满十几大缸，当时确实算得上富甲一方，所以我的太爷人称“田买主”。可正当我们的父辈们可以风风光光的被人们称作少爷，安然成就求学成才、安身立命之梦的时候，我的爷爷和我二爷兄弟两个却相继成为鸦片烟鬼。为了满足自己的烟瘾，先是卖地，地卖完了，又卖房产，可怜我太爷辛苦一生积攒的偌大家业，不几年就被我的两个爷爷挥霍一空，最后几乎连个栖身之所都差一点都没有了。那时我的二伯正在外地求学，突然没了家里的经济支持，爷爷不管不问，他自己也没有财力和精力谋生，求学路上的艰难可想而知。好在那时候正好兰州有一个人称“田胡子”的泾川老乡，他贵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确实有钱有势。走投无路之下，二伯只得去求人家能念在是同姓乡亲的份上给予帮助。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田胡子还是挺仗义的，爽快地答应了二伯的请求。在他的接济下，二伯终于顺利完成了学业。后来，二伯又进入国民党黄埔军校重庆分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工作，每天和达官贵人相交，尽享佳肴美食，也算风光一时。没曾想时运竟是如此捉弄人，二伯工作仅仅八个月后长春就被解放了，他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之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因为二伯从事的工作隶属于国民党军统属下，所以他就被当做战犯关进了监狱。好在工作时日不多，并未做下太多恶事，十年劳改期满后就被释放了。本来他可以留在当地的国营农场就业，可六十年代末硬是被爷爷叫回了老家，而这时的二伯已然是孑然一身、落魄潦倒，还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至于他当年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也许是政治运动的因素，也许是二伯心里有个死结的缘故，没人主动去问，他自己也很少主动谈起，因此了解这一切的人少之又少。至于我所了解的这些，也是他老人家摘掉“四类分子”帽子，解除了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压力，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加之我年纪稍长，对世事有所了解，他这才在闲暇的时候，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他的陈年往事，故而脑海中存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年二伯和二妈婚后不久，二伯就独自出门求学，而后整整十年没有一点音讯，家里人以为他早已死于战乱之中，只得让我二妈改嫁。二伯回乡之后，由于和我爷爷处理不好关系，加之他还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家的事情就一直被搁置起来了。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他已经五十九岁，考虑到晚年无依无靠，曾经有热心人为他介绍过适合的人家，终究因为他不会庄稼行里的手艺，又满身迂腐的旧知识分子习气，所以一直到去世还是孑然一身。
当年由于历史成分的缘故，唯一的姑姑担心影响他们家的政治前途，就断绝了和二伯的来往。拨乱反正之后，几位表兄到我们家拜年，见了二舅竟然跟陌生人一般，惹得二伯气急，掂着扫帚准备教训外甥，幸亏我们及时报信，表兄们才慌慌张张地溜出门去。说起来，这样的尴尬状况既有历史的原因，又似乎与我们家族亲情关系淡漠的传统有关。据老人们说，我的爷爷一辈有三个姑奶奶，可不知什么原因，有两家许多年都没上过我们家的门，以致打小在我们的印象中压根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亲戚。到了我的父辈这一代，唯一的姑姑也不太上门，所以亲情就在这样的疏远中慢慢地淡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家族的一大缺憾。
我们家族的人脾气都比较倔强，二伯父因为家里的事情和父亲多年没有搭过话，见了面犹如陌生人。包产到户以后，虽然父亲默默地为他的兄长做了许多事情，晚年的时候还叫我大哥一家伺候二伯父，但是直到去世两人还是没怎么好好说过话。想起这些事情，至今我的心里还是为我们家族固执的个性而感到遗憾和困惑。二伯父也是因了这个倔强的性格，一生中既没有领略到家的温馨，事业也遭遇历史的纷争而变得一塌糊涂。(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年我念书还是比较有天分的，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吧，二伯比较看重我。每逢年节，一有空他就带着我去县城文化馆看书画展，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则时至今日我在书法上一无所成，但是对书法的厚爱却依然如故。二伯毛笔字写得相当潇洒，那些年经常有人请二伯撰写对联或者在白红事上书礼，每每一天的辛劳只有一瓶酒几盒烟的回报，二伯也是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有人请他那就是看重他这个人，认同他的才能，这样他的价值就不知不觉的通过这些辛劳得到了体现。改革开放后农村一时兴起大修庙宇之风，而二伯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村里大大小小的庙宇里书写了很多牌匾，他那龙飞凤舞的书法艺术引来了乡里很多文人的褒奖。二伯去世已有十几年了，岁月的流转，社会的飞速发展，对现今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对二伯的记忆，大概也就只有那些在风雨中已现斑驳的毛笔字了吧。
二伯对古诗文有比较深的造诣，那些年他的炕头上摆着的书籍尽是些唐宋诗词集和古代散文选之类的。一有空，他就戴着老花镜默默地读书，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时不时的还用笔在书页上写着什么。据他讲，当年他几乎把俄文学通了，能与人用俄语交流，还能用俄文写信。可惜岁月的洗礼使得他把外语的基础忘了个八九不离十，只有时不时的说几句外语时，才让人记起他原来曾是一个大知识分子。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的古文基础和对外语的浓厚兴趣，与二伯的启蒙是分不开的。
二伯最终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则到死也没个至亲之人披麻戴孝，但好在我们这些侄男子弟都很重视伯父的丧礼，在全村人的鼎力协助下，二伯也算是风风光光地入土为安。下葬时，依了我的心愿，把二伯父晚年爱不释手的半导体收音机，以及伴他一生的眼镜、毛笔放进棺木里，好让他在天国里也能及时了解时事新闻、轶闻八卦，时不时也能即兴挥毫、一诉胸臆，不至于太寂寞。至于那些古今典籍之类的，我们兄弟几个各自收藏几本，算是对他老人家有个念想，也让我们的后辈知道，我们的家族里也曾出过一个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