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李伯清

最近我突然对现居重庆的民间艺人李伯清感兴趣起来，并且萌生了想要对其研究一番的念头。其实李伯清这个名号在民间所产生的影响，远比他自己作品的感染力要大得多。李伯清不过是迎合了中国最普通老百姓对“快餐文化”的需求心理，将通俗性一古脑儿地贯彻到底，他的一些被自称为“散打”的方言评书段子直接移植于市井凡俗，但说起来仿佛就同真人真事一般，从这方面来看，其貌不扬的李先生确实没有浪得虚名。

李伯清出名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因为他是从一个蹬板板车的普通劳动者逐渐成长为民间艺人和文化个体户，并且拥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热心听众，因而他被誉为“巴蜀笑星”是带有本土亲切感的。过去几年里李伯清的散打评书很是流行，走在大街小巷无论哪里都容易听到，甚至乘车时驾驶员通常会播几段来“醒瞌睡”。我不喜欢跟潮流，也不喜欢过于土俗的语言，因此在“李伯清”三个字风靡一时的年代，我甚至还觉得对这个阴阳怪气的小老头有些厌倦。一次李伯清来昭通作小规模演出，我傲慢地观看了他那小丑样的表演，只觉得他说“坐在我身后的观众你们算是来着了，因为我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背影”的喙头还有些独到。及至他说过一段小故事，我对李伯清的审视开始有了像看奇石一样的感觉。古人说“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这就难怪磁带盒上的李伯清远比帅哥靓女们要抢眼得多。那天李伯清站在台上絮絮叨叨地说，小的时候他家里很穷，上中学时要走很远的路程到县城里去读书，开学那天他背着沉重的行李走在路上，很想搭一辆顺风车，可是连招了几次手都没一位司机愿意停下来。气愤之下他竟然站到公路中央，拦下一辆货车，尚未等司机开口骂娘，他就大声地嚷道：“老子不坐！”这是一个经典笑话，未必真的在李伯清身上出现过，但自老先生口中表述出来了，这就说明此公确有一种傲骨，且精神胜利法往往出奇制胜，同时耍耍狗眼看人低的人，果真是为大家出一口恶气，尽管将怨气牵怒到别人身上有点过分。我少年时也常常搭便车到县城上学，在遥远崎岖的山间公路上，有的司机愿意对学生停车行个方便，这种好人至今谈起来都还印象深刻，而那些呼啸尘绝的车辆，很快便在记忆中淡忘了，当时怎么就没有想起来也在路中拦下一辆车，告诉司机“老子不坐”呢？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对人的友善心存幻想，而且当时的山区公路上车也太少了，基本遇不到闪过几辆车的机会。

真正让我记住李伯清的还有他创造的一个词——假打，这个词能够表达许许多多的意蕴，如今不能说、不敢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总是太多，逼得人真想到真空中去生活。懂得假打的道理就不一样了，假打就是出虚招、摆模样、假亲民、装酷作秀，以不真实的言行举止去博取丰厚回报。假打和行骗不一样，假打不是小小老百姓的个体行为，要不然早就让打假的给收拾掉了。不过善意的假打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比如医务人员对患了绝症的病人来点虚的，好言劝说趁能吃能喝享受好生命最后的余晖，往往又有着十分理想的功效。“假打”这个词是李伯清的独创，他自己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注册”了，但李伯清最不同于一般艺人的还在于脱口表演方面的功夫，他真的可以做到边说瞎话边打腹稿，“只要话筒一伸过来，马上就能进入状态”。世人多爱看名人成功后的光彩闪耀，事实上李伯清基本靠的是以勤补拙，媒体称他“瞌睡睡得少，活路做得多”一点不假，经常可以看到李伯清因劳累过度病倒的报道，这最能说明一个人的工作状态，也可以透射出发自本能的牺牲奉献精神。

某次与朋友们在一起又谈起李伯清来，好话坏话我是列举了一大堆，有人让我公允地对老先生下个定义，看看对他的评价综合指数大概能到个什么样的层次。我说李伯清不容易，他是四川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怪才，可是为了得到一个高级技术职称和一个正式单位的名份，能在50好几离开自己评书和影视三栖成长的故土到重庆去发展，这还算有几分浓血。我也曾两次离职去昆明发展，但结果都有特殊的原因又重新回到了起点，我常夸口说“39岁能走，49岁也照样能走”，对比起李伯清来，我那些誓言似乎都是苍白的。老先生虽然相貌长的一塌糊涂，但心里的小九九盘算得并不糊涂，在事业登上巅峰的时候，却不忘要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单位来依靠，挣一个好听的职称来装点门面。你可以说他是自私，然而在四川时，李伯清参加过无数的义演和捐款，是个惠中型的好公民。人要拍案而去总有其伤心之处，我当年毅然决然辞去公职，也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而李伯清的“软肋”被他的“三哭”所诠释了，有人骂他辱没了成都人的形象，使得李伯清举手拭泪；面对四川媒体的“点杀”，老先生鼻子发酸，渐感招架不住；而当言及对家乡的热爱时，他竟老泪纵横，表示自己故土难离，本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却连一点虚伪的名利都得不到保护。我与老先生不同，觉得自己还应该作一些社会贡献，还可以多少实现一些社会价值，所以我离开故土是舍弃了虚伪的名利。我平生拣回3样东西，1985年4月24日结婚，那时我什么都没有，穷的叮当响，女方慷慨地承担了婚宴的全部费用，基本上可以说是拣了个老婆；2001年7月31日，我去大理参加一个笔会，途中发生车祸死了好多人，活着的就数我伤得最重，入院抢救时诊断为肝脾破裂，我却说什么也不让大夫做手术，人们都料定我必死无疑了，岂知天垂怜见，我拣了一条命；2004年9月我辞去公职到昆明寻梦，大半年后当局惜才又把我请回来，还因此拣了一个小官。我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李伯清却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追求有所不同，因此我来评价他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

自从去了重庆之后，李伯清这张“名嘴”更是没有闲着，全国各地的演出和上镜使得他似乎再无机会清闲下来，这时的李伯清可谓“功成名就”了。不过他好象就此远离了热爱他的600万成都观众，远离了他抽枝长叶的文化土壤，假打的成分越来越多。有时我经常会想起他说的一句话：“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如果李伯清真的能够经常换位思考，他应该发自内心地对他的受众们说些什么？散打惯了的李伯清是不是还有胆量站在公路中央，慷慨地对紧急刹车的司机大吼一声“老子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