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仍河东

三十年后仍河东

吴明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晃我在三尺讲台上已经站够了整整三十年。如果说三十年前我算是在河东的话，不知我现在是在河东呢？还是在河西？前几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号，学校领导打电话给我，要我接手八年级的两个班的数学教学，我迟疑一下表示不同意。

我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这几年都是中途接人家的班。谁都知道这样的班要么是人家想丢手，要么是学校让他（她）丢手。这几年工作中的辛酸、真有点苦不堪言。何况在之前有同事告诉我，这两个班中有一个是年级最差的。学校领导在电话中说：还有一个班是好班呢？我还是不同意，我愿意象其他老师一样从九年级下到七年级去，从七年级的新生带起。

过了一阵，又有一个主要领导打电话过来做我工作。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本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人，心里虽然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也不好再坚持下去了，毕竟还有一个重点班嘛！时隔多年我也能尝尝教好班的滋味，我这样宽心我自己。

到二十七号下午宣布这一期的人事安排时，我发现那个好班并没有如领导们说的给我教，而是把另一个倒数第二差的班分给了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气愤啊气愤，我除了气愤还是气愤。

如果我是一个不负责的人，如果我是一个不好好教书的人，学校这样安排，那是我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可是？可是？写到这里，我本来已经平静了的心仍然堵得慌，有点写不下去了。

我的第一个反映是，我要抗争，抗争，抗争，抗争……

另一个声音在我耳边想起：你拿什么抗争？

是啊！我拿什么抗争呢？我总不至于把我的气愤转嫁在我未来的学生身上吧？那样，不但有违教师的职业道德，连最起码的人格都要离我而去呀？以前每每遇到心里有火，我都是把这些火放到教室门外，从不带进教室，在教室里讲课反而是谨言慎行，轻言细语，生怕学生受冤枉气。

要不我就混日子。说到混日子，在二十七号的晚上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混吧，混吧，混到初三毕业，两个班同学的数学都打零分才好呢！

可是，我做不到啊！面对那些渴望成长的孩子，我经常告诫自己“你可没有理由不好好教书哦！”我怎么能混呢？记得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总也没有考上，其实也不是这个人没才，反正没有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只好沦落到以教书为生。由于不得志，教书也不负责任，不久就得病死了。他觉得很冤屈，就到城隍庙找阎王爷理论，说阎王爷对他太不公平了，人世间那么多贪桩枉法，祸国殃民之徒你不收来，却把我收了来。阎王爷说：“你这样下去，还会耽误更多的孩子，你比那些人罪孽更深重，不收你收谁？”

我一直记着这个故事，也确信天底下没有比误人子弟更深重的罪过了。

是啊！面对那些无辜的孩子，我怎么又能混呢？我只有认真工作，和三十年前走上讲台一样好好工作，才能心安呀！

不过这件事倒是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另外一件事，这两件看上去有点风马牛不相及。过去三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我也不知道偏偏就想起了那一件。

那是一九八三年，学校食堂喂了好几头猪，到年终，请人屠宰了分给同事们，也算是一种年终福利吧，分完猪肉后，那些猪头，猪脚，大肠什么的，按抓阄来分。我抓了一个大家最不喜欢、也是我最不想抓到的猪头。由于我所在的学校距家里较远，又快天黑了，我准备第二天一早把它送回家去。那天晚上学校总务主任敲开了我的门，一阵寒暄后，总务主任吞吞吐吐地向我说出了他的来意。

“小吴，小吴，你、你能不能把、把这两只猪耳朵割下来给我？”

“两只猪耳朵？”我有点不明白，“主任，你把整个猪头都拿走吧。”

我可不是说气话，而是真心实意地想送给他。因为我从上学读书到参加工作，真的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加之我生性胆小，一个带血迹的猪头已经让我心有余悸了。况且我的住房还不足十平米大，再让一个没有耳朵的猪头放在房间里，恐怕会做恶梦的。

“不，不”总务主任说，“我不要猪头，只要两只猪耳朵。”

“这？”

“小吴”总务主任看到我的不解，“并不是我想要呢？是校长说我们局长喜欢吃猪耳朵宴酒，想把这些猪耳朵收上来，明早送去。”

可我还是害怕没有两只猪耳朵的猪头会让我睡不着觉的。

真的想不起来，我到底有没有给他。要是现在？要是现在，我坚决不给。

由于我刚才有不给的想法，幻觉中我看见两个猪耳朵，马上跳到了我的头上，并长在我头上，在我头上摇来摆去，我成了真正的猪脑袋。

原来过去的三十年，我一直长着一个猪脑袋，只可惜到现在才明白。

让我困惑的是，我不知道这时候的明白是早了还是迟了？是好还是不好？好在有一点让我感到欣慰，那就是我这猪脑袋上还有两只猪耳朵。

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