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回家看看

（一）

9月2日下午,接到小妹电话，说老妈在遵义医学院检查后医生建议住院观察，已经办好住院手续，没有床位，临时安排在2号楼11层呼吸科走道。

几十年了，老妈还是第一次住进医院。

9月3号，我匆匆忙忙收拾完手上的工作，办好请假手续拎上两件衣物赶回遵义。

直奔医院，远远地给看见我的小妹做个不说话的手势，轻轻地走到老妈的床前。老妈闭着双眼挂着点滴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满头凌乱的白发在走道的灯光下折射着刺眼的白光，白发笼罩下一张瘦削而没有血色的的小脸刻满岁月的痕迹。

听到我和小妹在边上轻声说话，老妈醒啦。老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请假啦，不是叫你不要忙回来的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年初老妈刚满七十岁，年龄并不算大，看着总比同龄的人苍老许多，像近八十岁的老人。

（二）

当夜我陪老妈,就靠在老妈的病床边上。陪老妈不着边际的聊天，聊着聊着不自觉睡了过去，夜里醒来，身上盖着老妈的外衣。

前年陪老妈去医院检查，查出患老年性双眼黄斑病变导致视力明显下降，去年又检查出老年性脑萎缩，近两年老妈外出是必需要有人陪同的。

老妈是个苦人。很小的时候跟着外公外婆从四川彭水县逃荒到贵州务川县后来又转到柏村镇定居下来。老妈家自我外公的爷爷辈开始便是靠给他人做裁缝生活，也算是裁缝世家了，只是我外公把挣的钱大部分用去喝酒了。外公可以在冬天里穿着短裤就着一碟黄豆下酒，家里连一床像样的棉被都没有。外婆先后生了十二个之女，最后只留下了最小的我老妈和比她大一岁的舅舅。

我小时候，老妈时常提到她的两个双胞胎哥哥：抓壮丁的把不到七岁的双胞胎哥哥抓去后要外婆拿钱去赎，待外婆东拼西凑将钱送去却见到两位双胞胎哥哥已经在楼梯上一边一个上吊自尽了，他们知道外婆已经很苦了。

家里再穷，解放后外婆还是让老妈读书，老妈先后读到县一中，后又转到县卫校，正常毕业的话老妈将是一名教师或一名医师，谱写另一种人生。只是那时候读书实在太苦，文化课没有上多少，大部分时间都用去做“社会实践”：支农、去几十公里以外背运粮食，加之老妈从小胆小，总有同学爱欺负她，外婆知道后实在心疼的要命，便做主给老妈办理了休息手续，这一休学便没有了下文，老妈终于没能再回到学校。

渐渐长大后的老妈接过了外婆外公的手艺，进了解放后成立的集体缝纫社做了一名缝纫工，那时外婆外公也老了，舅舅成家之后便分了家：外公随舅舅生活，外婆和老妈生活在一起。

老妈二十岁那年，小镇上来了一支地质队，经人介绍老妈与父亲相识后不久也成家了。那时候地质队没有固定的基地，工作在哪里，户口和粮食关系就迁到哪里。

（三）

我出生于文革开始的那年，父亲单位闹两派斗争，父亲为了保住单位的公章把公章缝在身上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给家里带回过一分钱。

小时候的冬天好像要寒冷得多，那时对父亲的印象就是要过年之前的某一天，父亲扛着一捆甘蔗裹着满身雪花推开家门。

文革中，各地搞运动，大量田地荒废，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为了活下去，老妈每天凌晨四点左右便不得不去到两公里以外的水田边将一天生活所需的水挑回来，去晚了就没有水，要到更远的地方取水。之后，老妈便开始了一天枯燥的缝纫工作：裁剪、缝纫、订扣眼直到深夜。外婆由于眼睛看不清东西，基本上就是照顾我和比我小二岁的小妹。

我儿时的摇篮就是外婆的背，在外婆略略佝偻的背上长到六岁。六岁那年的春天，外婆因一场感冒离开了我们。外婆走的时候，因为联系不上父亲，老妈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让外婆得以入土为安。

老妈说我在外婆的坟头哭得很伤心。

（四）

外婆走后不久,父亲把老妈和我还有小妹接到了他上班的新工区梵净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印江县木黄镇一个叫芙蓉坝的地方，户籍和粮食关系也一并迁移。

那时候户籍和粮食关系就是命啊。

由于没有基地，地质队的家属子女以家为单位像星星一样散居在当地农民的家中。父亲在工区工作，一个星期回家休息一天。

到了木黄镇之后，老妈失去了工作，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属。一年后，有了弟弟。

因为文革，那时候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物资极其匮乏。居民还好，每个月每个人有二两菜油供应，不管高粱、玉米还是小麦还能按定量供应，大米极少。当地的农民家里唯有过年的时候才看到锅里参有少量大米，平时基本上是地里能有什么就吃什么：红薯、土豆、烂菜叶，甚至连地里用来做猪食的红薯藤也一碗一碗的用来果腹。房东家比我小两岁的男孩财财除了冬天穿件不见本色满是补丁的棉衣外，其他时间都是赤脚赤身的。财财光着满身疤痕的身子挺着极不协调的大肚子端着一碗红薯藤边吃边哭的情景总在我大脑里挥之不去。

老妈时不时便会把我们吃的饭给财财和他年迈的婆送点过去，然后换点红薯土豆回来用柴火烤得香香脆脆给我们吃。那时候不懂事，时间长了还真有点恨财财。

好在老妈在柏村镇集体缝纫社上班时总是起早贪黑的加班，镇上一些领导和管事部门的人送来缝纫的衣物总是及时或提前做完，所以在当地的人际关系还不错。离开柏村镇之前的大半年时间，老妈用购粮本去购粮，粮站站长总是不在粮本上下账，待离开柏村镇时领走了一家三口“余下”的几百斤全国粮票。

在芙蓉坝的三年，每到过年前，当地老乡也有杀年猪的，那时候的年猪最重也就一百七八十斤，“二指厚”的膘。听说哪家杀年猪，老妈便悄悄地拿着全国粮票去换点肉和油回来，三斤全国粮票是可以换上一斤“宝肋肉”的，一家人便欢欢喜喜地开始做过年的准备啦。

地质队三位会点缝纫的家属阿姨悄悄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对外做点缝缝补补的事,那时候做新衣服的人家不多。弟弟刚刚半岁的时候，老妈便背着弟弟去到三公里外的临时缝纫小组做点事情。农村学校放学早，我放学后到老妈那里把弟弟背回家，然后踩到凳子上在农村那个大灶头上开始洗锅做饭，说做饭多数时候就是把苞米面什么的淘过水之后放在锅里用小火焖熟即可。

天擦黑的时候，老妈回到家里，看我被柴火熏成的“花猫”样，总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之后便打水给我洗脸，找回在外面疯玩的妹妹，一家人开始吃饭。

文革结束的一九七五年，父亲所在的地质队在历史名城遵义有了固定的基地。当年的金秋十月，父亲单位的“老解放”走了两天将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几口箱子和一些做饭的柴火送到了遵义，住进了基地新建的两居室有厨房没有卫生间的砖混结构平房。

（五）

到了“吃水都要钱”的陌生城市，老妈一开始在家里偷偷地帮别人缝补衣物挣点角角钱补贴家用。老妈从不好意思开口说工钱，别人拿多少算多少，从不与人争执，感到委屈便一个人悄悄掉泪。有一次，一位伯娘一年前给小孩做的裤子拿来让母亲给放边加长，做好后没拿钱不说还把责任推说是母亲给她做短的，母亲为此落了好几次泪。后来老妈干脆放弃了在家给别人缝补衣物加入到了“五七家属队”：下砖、和灰浆、抬预制板，真的想不到身材娇小的老妈何来那般的毅力坚持了五六年，直到家属队解散。

老妈常常说过日子就是要“量入为出、看菜吃饭”。父亲或许是觉得文革前几年带着公章跑遍了半个中国，对家里没有尽到责任有点愧疚家人，为了多一点津贴，父亲要求从单位保卫科调到了生产一线工作。那时父亲一个月有60多元的工资，给家里带去50元，余下10多元便是父亲的生活费。

收到父亲按月带回的50元钱，老妈首先去粮站把一家人的口粮买回家，余下的便是老妈和我们三兄妹当月吃穿用的全部开支。老妈不会轻易开口向别人借钱，她知道这个月借钱后到了下个月会更加“难过”。那时候，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柒角伍分钱一斤猪肉，一个人一个月凭票只能买到壹斤。记得有一次到了月末，为了让我们吃到那斤猪肉，老妈挨家挨户去找邻居借钱却终归未能借到，别人也穷但更担心你还不起啊。

刚到遵义的那两年，经常有四川的小孩背着泥土烧制的泡菜坛扒火车到遵义来换粮食，一个泡菜坛换五斤左右的包谷，换到粮食后，马上扒火车赶回四川给家人送回救命。大大小小的小孩五六个一群，七八个一帮，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只要他们从家门口经过，老妈总会弄点吃的给那些小孩，前前后后换回的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坛子装满老妈做的泡菜、渣海椒、莽海椒、水豆豉、霉豆腐、大头菜等等，那就是一家人一年四季的下饭菜了。

老妈的缝纫水平和手工针线活真是不错。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家出去读书，三兄妹穿的衣物全是老妈自己做的，记得上初中时老妈给我做了两件四个兜的黄色上衣，每天干干净净的穿着去上学，很是让同学们羡慕。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求了老妈好久老妈才花了3元钱给我买了一双“白网鞋”。

进入高中那年我染上伤寒病，小妹同时患上急性黄胆性肝炎，由于没钱住院，兄妹俩只得窝在家里吃药。看了病拿了药生活便更是揭不开锅。为了我们，老妈硬是天天用眼泪逼着父亲，一位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向单位组织递上了他一生唯一的一份“困难补助申请书”，可又遭来多少人的非难啊。老妈像机器一样轮流给我和小妹熬粥、煮碗杀菌、喂药……

（六）

八十年代初,因病休学两年后我总算高中毕业了,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去了省地质学校学习。学校所在地很开阔、很荒凉。转眼冬天到了，像露出獠牙的怪兽，“寒风那个吹哟、雪花那个飘”，有的同学手指被冻得露出了骨节。我只有一件三色棉线编织的线衣和一件同样的背心，好冷啊，加上从小营养不良抵抗力差，终于病倒了。因为没有御寒棉衣，断断续续感冒四十多天总是好不彻底，后来开始流鼻血，有一天鼻血从上午一直流到下午，七、八个小时，校医给我的鼻孔里填入好长的棉纱后，同学把我送回宿舍后上课去了。一个人静静地卷缩在宿舍冰冷的床上，血仍然没有完全止住，偶尔从口腔流出一些，那一次我真的以为自己就那样昏昏地去了，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安详的走在圣诞夜的路上。

第二学年冬天快到的时候，老妈托人给我带来一件军大衣，30元一件。后来听说，老妈自从知道我在学校生病那事后，硬是从家里最低的生活费中每月扣除3元钱，整整攒了十个月。多年过去了，每到冬天就会不经意想起那件军大衣，那件军大衣总会在每一个寒冬里给我带来无尽的暖意。

（七）

工作四年后,我成家了，一年后有了儿子。妻子中师毕业报到便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乡中学教书，我的工作也是长期在野外，儿子从四个月大直到后来考进大学，一直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成长。

记得有一次我因公从野外分队回到大队部，一身风尘跨进家门，看见父亲抱着我的小儿不停地来回走着、哄着，体弱的母亲满脸倦容地静坐一旁。儿子感冒发热已打了好几天的“氰霉素”了。第二天，我抱儿子去职工医院打针，母亲非要同去，就要注射了，仅几个月大的小儿看见注射器竟知道紧紧地把头埋进我的怀中，我终于没了勇气，“老妈，还是你来抱吧，我去一下卫生间”，我借故离开了注射室。我在卫生间听到儿子沙哑的哭声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儿子自从初二年级开始接触网络游戏之后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不断的逃学，因为沉迷网络游戏渐渐告别北大、告别复旦，告别本应走得很平坦的路。

儿子每一次逃学，爷爷奶奶便会满世界寻找，夜深了，一家一家网吧地寻找。儿子从13岁的少年到20岁的青年，总算是走进了大学，七年。

老妈在七年里对孙子劳心劳力的寻找中渐渐地满头银发了。

（八）

虽然生活在那个年代，大半生都在为生活劳心，但老妈也算是一个福人。文革结束后，社会开始回归正轨，父亲为了多一点津贴申请到了野外一线，尽最大努力去承担对家的责任。父亲对老妈很迁就，结婚几十年，真的没有看到或听到父亲对老妈说句重话。老妈每每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生气就会埋怨外婆给她办了休学后现在自己成了吃闲饭的人，害得我们三兄妹一道吃苦，想着想着就会一个人悄悄的落泪。被老妈的眼泪“折腾”了大半辈子的父亲，遇到老妈不开心的时候，总是假装不知原因并设法让老妈尽快“阴转多云”“多云转晴”。

目前，老爹的身体还不错，每天中午饭后老妈会小息二个小时，父亲便抽空去单位职工俱乐部打打扑克，其他时间都用来照顾老妈。

托福党的政策，几年前给老妈补缴了居民养老保险，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到柒佰元左右的养老金。养老保险办下来的那天，老妈打电话给我：我下个月开始有“退休金”了。语气中饱含着激动和自豪，几十年了总算不是一个靠别人生活的闲人了。老妈分不清“养老金”和“退休金”。

父亲有四千元左右的退休金，老妈有柒佰左右的养老金，老妈悄悄地告诉我她新的目标：要给孙子攒点钱结婚。

我说不要她攒钱，只要她开心。老妈很生气地说：不要你管，呵呵。

（九）

老妈住院的第四天晚上八点，让老妈劳心劳力的孙子急冲冲地赶到正挂着点滴的老妈病床前，一下扑到在奶奶身上哽咽地对奶奶说着：奶奶，我长大了，我懂事了，我现在开始有工资了，您要吃什么我去买。小时候您管我，我现在要管您。

看儿子那样，我忍不住转过身掉下泪来，儿子好像真的一下子长大了。

小妹和兄弟白天要上班，白天小妹和我的一位同学负责送饭，兄弟媳妇抽空来换我回去休息一会。我买了一把躺椅，每天晚上帮老妈洗脸洗脚完毕便躺在躺椅上陪老妈聊天。多次绕着弯表达希望老妈不要动不动就使小性子，用眼泪“折腾”父亲，相濡以沫过了几十年要好好珍惜，绕着弯表达希望老妈改改多年养成的太“节俭”的习惯，好好地享受人生，享受“夕阳红”。

老妈住了八天医院，我陪了老妈六个晚上。通过全面检查和治疗，排除了肺癌的可能性，老妈康复出院了。

（十）

老妈出院一周后给我打电话说，体重增加了十多斤。听小妹说老妈出院后的情况，明显感觉到了老妈出院后的思想变化。出院的第三天，老妈破天荒的为自己在酒店订了一桌饭答谢亲戚朋友。我真的希望老妈能真的把我绕着弯表达的意思听进去，改改多年养成的太“节俭”的习惯，好好地享受人生，享受“夕阳红”。

老妈每次给我打电话，必定会说要我少喝点酒。是啊，我也快五十岁了，总是老妈心里永远的牵挂。

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没有任何人会毫无保留的真心真意地疼爱你了。

父母在世的时候做好自己该做的，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那么也就不会留下遗憾和愧疚了。

别让父母为你担心，别不接父母的电话。

最美不过夕阳红，祝福父母晚年幸福、快乐！

常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