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社会生活中的悖论”（十）——科举国考悖论

闲话“社会生活中的悖论”（十）——科举国考悖论

陈宣章

十、科举国考悖论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完备而严密的制度体系，始于隋朝605年，于唐朝发展并成型，延续到清朝末年，1905年被废除，持续1300多年，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发生过深远的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 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并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后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管理。各阶层按伦常、血缘世袭。东周时，周礼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国君服务。

秦汉时，分封制度逐渐被废，加强中央集权。为管理国家，采用察举制提拔民间人材，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州推举秀才，郡推举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九品录用。两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改良察举制，将察举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两晋时，朝廷对所举孝廉、秀才逐步采取考试录用的方法。(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于济两科。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因隋制，分常举和制举两种；武则天时创殿试，开武科。九品中正制导致民间人才无法步入仕途；科举制给参加者作官吏的机会，当时主要考时务策（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论文，叫试策）。这样，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开创中国“取士”的新篇章。明清朝科举逐渐僵化，被称为八股文。

唐代科举仍有举察制影子。例如：考生应试前，流行把自己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能向主考推荐，称为“行卷”。考官评卷时，考生名声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公平，出现考生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因科举并非唐代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杂色入流也是重要的入仕途径。唐代后期，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宋代改良唐朝科举，确立相当完整的体制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公平性大幅提升。许多大臣的子孙未必考上科举，仅能担任中低级官员，当时还产生俗语：“富贵不过三代”。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取录进士一律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次也由皇帝钦定。此后，进士不再是考官门生，都是“天子门生”。凡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再经吏部选试。

元朝前期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举办科举。1311年仁宗即位，为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的弊端，主张以儒治国。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全国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在大都举行会试；三月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录取进士56人，史称“延祐复科”。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右丞相伯颜专权，使惠宗下诏停止科举取士，史称“至元废科”。1340年二月，伯颜去职，惠宗任命脱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任命脱脱为右丞相，十二月惠宗下诏恢复科举取士。至正元年（1341年）八月，全国恢复乡试，次年会试、殿试相继在大都举行，史称“至正复科”。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最后一次举行会试、殿试。1368年八月，元朝退回草原后，不再有科举取士。

明朝科举改良、发展，但考核内容却开始僵化。清朝科举承袭明制。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一榜，但不特别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清初，满、蒙族较易考中，但最后殿试头三名习惯只授予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 清朝267年间开科112次，进士2.6万人；进士前三名仅三个满人（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一个蒙古人。明清科举与学校结合，入学途径：1.通过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的正途。2.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其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捐监”（透过捐献金钱财物）。

鸦片战争后，科举完全显现与现代世界脱节的窘况，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建议改革科举，兴办新学。1901年，清政府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公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同时，清政府制订“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通过考试进入政府（被称为“洋科举”）。

科举原来目的：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九品中正制等，科举考试无疑是较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这种推动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使中国的文风得到一定提高。

科举的弊病：1.考试内容僵化，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为题，以朱熹《四书集注》解释，后来以八股文为格式，以此禁锢人们思想。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2.学而优则仕，读书唯一目的为做官，光宗耀祖。3.限制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到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科场失意。科举埋没了各方面的杰出人物。4.科考舞弊（贿买、夹带、代考等）越演越烈，甚至遗毒至今。即使科举制度废除，其恶劣影响深远。5.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宋真宗赵恒《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6.科举制度政治化，导致官场腐败。天地君亲师的教育造成师门关系盛行，在官场中拉帮结派，官官相护，造成官场黑暗和社会混乱。7.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术落后。8.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

历来科场怪像很多。1.清代白发童生比比皆是，甚至已逾百岁。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广东顺德百岁人瑞黄章仍千里迢迢进京赶考（《清稗类钞》）。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科会试，陆云从已104岁。三场考毕，不第，道光帝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聊斋志异》描写乡试考生：“入场提篮像乞丐，点名受呵责像囚犯，进入号房像秋后的冷蜂，出场后像出笼的病鸟，盼望报子时坐立不安像被捆住的猴子，得报没中像中了毒的苍蝇。”3.科考忌讳。唐律规定，若官称犯忌讳隐瞒不报，发现后官位不保并判刑一年。唐朝诗人李贺，因父名“晋”与“进”同音，一辈子不能考进士！最终，一代才子27岁郁郁而终！宋代科举考试，若试卷上有父亲或祖父的名讳，考生要向考官推说自己心口疼答不了卷子，考官心领神会允许离场。4.王维参加科考，无后门，听说公主喜欢音乐，就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打扮成乐师，抱着琵琶去见公主，被公主相中，一举登第。5.清代陕西乡试，一位主考大人临行前拜访官至尚书的恩师。谈话间，尚书放了个屁，不好意思地移了移屁股。主考官以为有玄机，立马问有啥吩咐。尚书说：“无他，下气通耳!”（即“没啥，只是放了个屁。”）主考官理解错了，以为要录取一个叫夏器通的。结果，西安真有一名考生叫夏器通，阴差阳错使他得了第一名。6.嘉庆年间，皇宫举行接见新科进士大典，新科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因故没能赶到。嘉庆大怒，把两人名字从金榜上抹掉，煮熟的鸭子飞了。7.明朝成化年间，浙江学政李贤在省试时微服私访，看到两名考生在下棋。一考生大言不惭地说：“用不着复习，上榜没问题。他李贤总不能出道含有100个人名的怪题来刁难我们吧？”李贤无名火起，回去后真出一道含100个人名的怪题：“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结果无人能答全，李贤就一个都不录取。8.蒲松龄（《聊斋志异》作者）参加科考，因考题太简单，奋笔疾书。结果“越幅”（第一页做完直接翻到第三页做），无法补救，落榜。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等等都是科举制度的典型艺术写照。

但是，科举制度真的“为平民百姓提供公平公正公开、展现自己雄韬伟略、实现自己理想抱负、改变自己命运前途”的平台，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官梦不再是空谈吗？非也。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大多是文盲，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里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官梦？那些生员（更不用说监生）都是社会中上等人家，所谓“田舍郎”也是农村富裕人家出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广东谢启祚百岁时参加乡试，此人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清稗类钞》）。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科举制度的功过，研究其发生、发展、衰落、灭亡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社会公务员的选拔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维基百科•科举》），对于“国考热”的种种争议，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予以剖析。

1994年开始的“国考”已走过20年。每年国考都呈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近10年来，国考成为中国诸多“热”中尤其引起关注的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国考，全国共有152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 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

尽管科举制度早已衰亡，对其大唱赞歌者一直不断。在尊孔和国学的潮流中，发生“国考热”是必然的。但是，“国考热”与科举一样是似是而非的悖论。

1.“国考热”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岗位和公职岗位天壤之别。这种不正常现象正被全社会炮轰。30年前搞打破“铁饭碗”，就留下国家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不少考生“前仆后继”，甚至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为了捧“铁饭碗”。尽管有社会保障不均衡、就业压力大、创业环境不佳等诱因，掩盖不了其本质。所以，国考又被称为“考碗”。

2.国考的基础也是“学而优则仕”。国人曾经经过，而且宪法党章现在仍然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现今“国考热”者完全为了个人的公务员岗位“高地位、高稳定、高收入”。在追求“稳定”的背后，实际是热衷权力。“考碗”族就是考权族。热，就是心中已非正常东西。在官场大背景下，他们难免步贪官的后尘，成为腐朽思想的牺牲品。

3.“国考热”表面上看是为公务员队伍选拔人才，是给平民公正的机会。社会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大学生有各自的专业、特长，都去报考公务员，“千人竞一岗”，却却是盲目择业，浪费人才，不利于人才流动和发展，也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4.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去竞争，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这样的经济将失去活力，这样的导向是错误价值观的体现。

5.近几年国考中，中央部委、海关、国税部门报考最热，而一些“清水衙门”却冷冷清清，无人报考，甚至被录取后不愿报到，足以解释“国考热”表象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6.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效率最低的公务员队伍。国家公务员网站的数据显示，2011年底和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分别是702.1万人和708.9万人。如果数据没有水分，再加上参考公务员待遇的人员、机关团体勤杂人员、编外人员、离退休公务员……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数量更为庞大。

《百度百科•科举》：“‘公务员’不是一个广泛概念，而是专门指通过公务员考试，正式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在民间上，公务员通常不能和人民公仆画上等号。”

按理说，公务员应该“少而精”，效率高。可是，人浮于事的队伍，一年增加6.8万人。还有残疾人（视力障碍等）考公务员（理由是公民机会均等），还要不要效率？也许有人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作为根据，可是，这有可比性吗？

7.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尽管近年来发生经济危机，并没出现“国考热”。他们普遍采取严厉措施防治公务员腐败，对犯罪公务员的处罚力度大于普通百姓（例如：法国对公务员的量刑比百姓高出0.4-3倍；德国高出1倍；加拿大高出0.4倍）。

我国的反腐败，越反贪官越多，越反贪官越大。为什么呢？

8.“国考热”并没有抑制权力世袭，却可以掩盖之。国考录用一般都是初级职位。那些中高级官职中，权力世袭比例很高。有的人考不上大学，却塞进读研究生；考试一再不及格，却被取消该项学科，还大言不惭地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务员应该是五有新人：有理想（共产主义）、有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有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相关科学知识）、有纪律（遵守党纪国法，慎独），还应该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五有新人应该是三大实践（生产实践、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验）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企图靠科举式的选拔（以入士为目的）绝对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悖论。

呜呼！“国考热”还能持续多少年?201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