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秋星

秋星是一个人。

秋星不姓秋，秋星只是他的名，实际上，我不知他的姓。

秋星在我的生活中至多不过就是一颗一闪而过的，秋天夜空的流星。 流星划过后就没人能记起了。我怎么想起写秋星了呢？因为他联系着我一段少年时代难忘的生活经历。

秋星在我的过去的生活中只出现过短短几个月的工夫，那是在1969年。秋星好像比我小一两岁吧。69年，我随父母以及两个妹妹全家移居到山西霍县（现霍州市）。69年中苏关系形势吃紧，有打核战争的危险。全国进行战备大疏散。我父亲所在的大学被全部疏散的霍县。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

霍县县城位于山西太行山上的一座称之为霍山的脚下，汾河东岸。那时我才12岁，少不更事，把这次搬家看得很美妙而好玩， 天天盼，怎么都不理解父母那忧愁的眼神。在这次搬家之前，他们决定把一直跟随我们生活的奶奶送回了绍兴，这也成就了我的69年的绍兴之行。

出发之日是上午，我至今还记得，几百号人好浩浩荡荡乘火车。到霍县已到快傍晚时间了。只记的在辛置（地名，霍县下属一个镇）车站小小的站台上人头攒动，大包小包的箱笼堆的到处都是，颇有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我们在东一堆，西一坨的箱包行李件钻来钻去，好玩呀！。 大人们聚在一起，按什么组织分成一组一组，每组大的十几户，小的两三户分住到各个村。我到那时才知道原来我们这组只有三户人家，被分配到一个远远的，叫做上程村的山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天渐渐暗下来了，大家一组一组被安排上了村里来接我们的大车（马拉大车）上。我们家连同另外两家分配到一辆大车。大人们吆喝着把山似的一堆大小箱笼往车上装。我们三家有几个小孩，除我以外都是一帮小丫头。其实我们并不相熟，但原来都住一个单位大院，彼此也都知道。

大车摇摇晃晃上路了，我被安排在行李山的最高峰的一个缝隙里，视线良好，担任全车的瞭望警戒哨。据车老板讲，要到半夜才能到。穿过镇子时，听到几支奇怪的，陌生的，从没听过的， 来自露天广播高音喇叭放出的歌曲。与每天听的文革歌曲浑然不同， 后来才知道是一批重新出来的老歌曲，包括有‘新的女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到现在我仍不知当时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当时给我的冲击是那样的强，直到今天，每当什么地方响起这几首歌，我都不由自主的陷入那时的场景。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低声谈论着当时的形势，我只记的他们都很悲观，认为我们可能要一辈子待在这山里了，很难再回太原了。天黑后，在马车吱吱嘎嘎的晃动中，小丫头们早不闹了，或爬，或靠在什么物件或她们的父母身上深深的睡去了。我毕竟大几岁，心里隐约有了些许不安，只是夹在行李中茫然的望着两边越来越高的山。夜里的山风刺骨而阴冷，我不停的添嘴唇，越添越干，嘴唇慢慢的在风中肿了起来，裂出丝丝血口，真的很疼。

山路越来越陡，几个地方车老板让几个大人下车，他自己手里拿着垫车木，走几步就将这块木头塞在车轮下让马停下来喘粗气。四匹马呼吐呼吐地喘着，身上的热气腾腾。 我在高处几次差一点斜翻下来，可见坡度之陡。

接近午夜时分我们终于翻上一个山顶平台，远处鬼火似地闪着几个亮光。‘前面到了’， 车老板忽然大声地说了一句，把我们都吓了一跳，随即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慢慢地我看见村口有手电筒光在夜空中划过来划过去。车老板告诉我们，那时村支书领着人在等我们呢。

在村口，黑茫茫的夜空下几个披着翻毛羊皮大衣的人跑过来欢迎我们，我顿时有了八路进村的感觉，神圣啊。还来不及看看村子是什么样（实际也看不到，一切都隐藏在黑漆漆的山坳里），我们就被引进了村办公室，这里还有许多人在等我们，有老人，还有孩子。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缩在墙角里的秋星。

在队部里等我们的都是我们各家的房东，山村的人睡的都很早，他们全家老小为等我们熬到了半夜，可见山民们的热情和朴实。秋星家是我家寄居的房东，秋星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秋星不高，长的不像山里的孩子那样颧骨红红，还算周正。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站在屋角暗影里显得怯生生的，直勾勾的在远处望着我们，一只手不断的将马上要拖到嘴上的清鼻涕捻到地上，发出嘶嘶碌碌的响动。在房子里只有他和我年纪相仿，所以一进去我们就彼此注意上了。就这样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

秋星一家有三孔窑。家里连他只有三口人。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异常偏远的山村中这确实不一般。秋星的爹和娘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典型的山里村民， 老实，纯朴，木讷，勤劳。他娘看上去有什么病，面色褐黄褐黄的。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渐渐知道了他们的一些零零散散的身世。他们俩口子原先还有一个大儿子，是全村人的骄傲。孩子很懂事，爱学习，是村里的明星。后来考上县里的中学，学习拔尖，在全县都有名。夫妇俩人的心头肉呀。但天理不公，几年前在汾河里游泳不幸溺亡了！从此他们夫妇就变得像现在这样，沉默寡言。秋星妈还养上了吃土的习惯，他们家院墙上的土都快被她吃空了。秋星比不上他的哥哥，总是傻呵呵的笑，拖着两筒用之不竭的清鼻涕。

父亲把我交给了秋星，让他教我挑水，捡材和走山路。从此后秋星整天和我们这群城里娃混在一起，慢慢在村里孩子眼里形象也高大起来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我们这几个城里孩子是鬼子的话，那么这个秋星到颇有几分翻译官的味道。

山村里的生活真是很艰苦，我们全家挤在一孔窑里。每晚睡觉是我及两个妹妹的噩梦。每每睡到半夜，被子上老鼠成群的爬来爬去，吱吱叫着。吓的我们挤作一团，紧紧卷着被子，生怕老鼠钻进被窝里来。 没几天，我们就开始浑身奇痒无比，我们染虱子了。我们常常半夜爬起来，脱下小背心，伸到床边一阵猛抡，悉悉索索抖下许多。我当时最喜欢做的是坐在被窝里脱下衣服在衣缝里捉虱子。翻开缝线的地方，一溜虱子，红虹鼓鼓的。两个指甲背靠背这么一夹，啪的一声，鲜血四溅，过瘾！

母亲一开始还用开水煮，六六粉泡，但都无济于事。渐渐的，妹妹们的头发上也挂起一串一串的虱子卵。我们终于认输，随它去吧。

我们去的时候是深秋季节了，庄稼已收割完了，黄土高原上一片苍凉，深秋的风满山满谷地窜着，下学后，我们背着箩筐跟着秋星到地里挖玉米秆和根。这些玉米秆和根挖回去堆在院墙下风干，是很好的冬季燃料。在寒风中两个妹妹的小手裂着一条一条口子，渗出血珠一粒一粒沿着裂口排成一排。捡满一箩坨后，我们弯着腰，在寒风中吃力着倒换抬着，一路踉踉跄跄。 那一年，我小妹才六岁， 大妹也才9岁， 我们城里同来的那些小丫头们也差不多年纪。秋星很英雄的，他教我们怎么把秆装到箩筐里，怎么用镢头把根刨出来。他走的快，往往一个人先回去，在弯回来接我们。

有一次我找来几个用过的青霉素针剂的小瓶子，用剪刀头把上面的橡皮盖中间扎个洞，灌进煤油，插上一条棉线，点燃。于是我们一人一盏小灯，拿着满山村乱转，引得村民围观，其情，其景仿佛就在昨夜，40多年过去了。

几个月后，我们三家太偏远的开始向大部队集中，我们搬到了一个称为幸庄的地方。临走时，秋星默默跟着我们的大车走了很远，我们回头望时，他那么呆呆的站在寒风中不说一句话。从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音信了，直到今天，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