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儿

一年一度的春节在稀稀拉拉鞭炮声的伴衬下，就这样例行公事般地在人们身边溜走了，甚至没有留下什么令人难以忘怀、值得回味的记忆。

年三十晚间，一大家十五六口人照例围坐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吃着水果，看着春晚；而除了89岁高龄的老爸和年长的哥嫂，余下的人手中几乎都拿着一个手机在那里匆匆地发着微信、短信，也多是例行公事般地给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们送上一份节日问候和祝福，并回复着手机中那纷至沓来、接续不断的成套拜年话。颇有讽刺味道的是，电视里，歌手郝云正在声情并茂地演绎着那首后来被观众公认为很接地气的他的原创歌曲《群发的我不回》。

当春晚里过年的钟声咚咚敲响时，守在电视机前的晚辈们蜂拥而起，扯大嗓门给老人和长辈拜年，你一句我一句，脱口秀一样，与外面的鞭炮声交织在一处，也难听出个数。接下来是吃饺子，这个年也就算过去了。细细品来，现在的春节，竟真的有那么一点令人索然乏味的感觉。

在我的脑海里，能够搜寻出来的关于春节的美好记忆还要追溯到随爸爸走“五七”到农村插队落户的那几年。那时的国家物质不丰富，多数农村还处于贫穷落后时期，家里有点好东西要留着过年吃，省出点钱也要等到过年花。然而，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人们过年的心劲儿却很足。那时的春节人气旺，乐趣多，从吃的、穿的、玩的、贴的、挂的都会给你很多新鲜感，释放出许多“年”的味道。

——杀年猪

在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猪。而大多数村民杀了猪，只留下猪下水和很少一点肉，大部分猪肉要拿到集市上卖掉，换来钱办点年货，其余的要贴补来年一家人的生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入乡随俗，我家每年春天也要去集市抓一头小猪羔，平时的刷锅泔水再加些糠皮野菜什么的，到春节前也养得一百二三十斤重。由于爸爸是挣工资的，所以我家养猪基本上是杀了自家吃。杀猪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手艺活，开始的两年，都是请村里专业的杀猪师傅来。一头猪杀下来，从剃毛到灌血肠，常常要小半天时间，给你拾掇的利利索索，而杀猪的报酬则是那一圈猪血脖肉，大约也有六七斤重。从第三年开始，爸爸就试着自己杀猪了。

杀猪非同小可，一家杀猪全村人都知道，因为猪与其他牲畜不同，从捆绑开始，它就在圈里左冲右窜，捆绑之后更是不停地挣扎嚎叫，声嘶力竭，传的很远。待我和哥哥帮助爸爸费了很大的力气把猪四蹄双双捆上，仰面向上绑在院中央的小炕桌上，均已是满头大汗。之后的过程很顺利，尽管是第一次主刀，但爸爸有前两年搭下手的经历，每个环节都记得很仔细，既是大师傅，又是总指挥，妈妈和我们则给他搭下手，跑前跑后，也还算是忙而不乱，只不过是多用些时间而已，大半天的功夫，用现在的话说：也“搞定了”。妈妈把猪鬃整理好，捆成一小捆，又把猪毛洗干净晾上。这两样东西是可以拿到供销社卖钱的。

那里有个习俗，杀猪当天要做杀猪菜，邻居之间杀猪还要互送杀猪菜。我家切了六七斤猪肉炖了一大锅白肉血肠酸菜，血肠自然是纯淀粉和着猪血灌的，实实惠惠给房东刘大爷家端去了一大盆，自家也放开肚量海吃了一顿。而几天后，刘大爷家杀猪，也回礼样的给我家送了一盆杀猪菜，却很少有几片肉；菜是夏天晾晒的小干白菜，血肠里灌的是荞麦面和猪血。我家知道，他们杀一头猪不容易，肉是不舍得自己吃的，这已经是很奢侈了。

因为杀了猪，过年那些日子，从年三十到初一，还有破五、正月十五，爸爸给我们做了扒肘子、扣肉、拆骨肉、酸菜血肠，炒的菜里面也多了些肉，一年的馋瘾都在那时过了。过完了年，天将暖时，妈妈就把剩下的猪肉烀熟了，一块块放到了大酱缸里。夏秋农忙时，我家有时就会吃到在酱缸里腌咸了的猪肉，切成一片片，在锅里蒸熟，每人火柴盒大一小片，就着大饼子和苞米面粥。这么多年过来，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肉。

——穿新衣裳

我家下乡的地方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光山秃岭，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是地地道道的穷山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头等大事，穿新衣裳也就摆不上日程了。

那时的农村，即便是上学的孩子们，平时也很难看到有人穿新衣裳。很多家的孩子一年到头就是那身黑棉袄裤，天暖了把里面的棉花拆出来，洗一洗，仍然是那套黑袄裤，可以继续穿。我念高中时住校，一个宿舍炕上住8个人，冬天时，有农村孩子十七八岁了，下面就穿一条棉裤，里面竟然连裤衩也没有，衬衣衬裤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那时候孩子们盼过年，喜欢过年，除了能够吃上好东西外，很大一个原因是可以穿上一套新衣裳，很多孩子的新衣裳也都是过年时才做的。而大姑娘小媳妇对过年的期盼就更是可想而知的，她们会在赶集时或是去供销社给自己扯上几尺花布，做件花衣裳。过年时拜年或正月十五看秧歌的人群中抢眼撩人的肯定是她们。

记得那时妈妈每逢过年都要给我们哥几人做套新衣裳。我印象中，当时的供销社里，最上档次的布料要数趟绒了，有黑的、蓝的、古铜色的，一般人家是不舍得买的；再者就是斜纹布，也要贵一些。妈妈给我们做衣裳的布料多是黑色和蓝色的平纹布，薄薄的，相对便宜些。做了新衣裳后，还要给每人做一付新套袖。穿上新衣裳，带上新套袖，衣裳袖子就不会弄脏。那年月，无论城里还是农村，套袖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有了新衣裳，也要盼呀盼的，直盼到年三十晚间，妈妈才会拿出来看着我们一个个穿上。

——撒年糕

农村过年，家家都要撒年糕，蒸黏豆包，烙黏糕饼子，我家也不例外。

说到撒年糕就顺便提一下推碾子。一进腊月，生产队就开始在几个碾坊套上公家的驴，为本队社员排号磨米磨面。各家都会按照队里安排的日期和大致时间，扛着米袋子，端着大笸箩和箩筛，在就近的磨坊排班磨大黄米和小黄米面。毛驴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套上夹板，戴上蒙眼儿，饿了喂点草，渴了饮点水，它会在磨坊里一条道走到黑，一磨就是十天半月的。后来大队有了加工厂，磨米磨面只要付一点手工费即可省却了推碾子的劳苦，但很多村民仍是不舍得花那并不算高的加工费。

撒年糕。撒年糕用的面是大黄米磨的。大黄米在五谷中是最黏的一种，农村腊八时煮腊八粥主料也多是用的大黄米。蒸锅是那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像城里马葫芦盖大小的黑铁锅，锅多大蒸出的年糕就多大。撒年糕时锅叉上放置一个铺着屉布、两边系着耳绳的大蒸帘，先撒上一层煮熟的红豆，才开始往上撒面。撒年糕用的大黄米面是要经过加湿处理的，方法很简单，但把握适度却不容易。在大笸箩中的干面上喷洒适量的水，而后用手反复搓拌，至大黄米面潮湿而不粘连为宜，也就是说要不干不湿，否则撒在锅里都会影响透气，蒸出的年糕会出现一块块干面或是稀囊的感觉。撒年糕是技术活，待水烧开蒸帘上气后，先均匀地撒面，然后哪里上气往哪里撒，有时要两三个人才能忙得过来，这样越撒越厚，随洒随熟，至两寸厚即可，凹处可补面，以使年糕整体薄厚均匀，之后盖上锅盖计时。撒年糕大多烧秸秆和干草，火势文而不硬，锅底受热面大且均匀。大黄米面撒出的年糕蒸熟后呈金黄色，两人手提蒸帘两侧的耳绳，慢慢拎起，一屉年糕就这样出锅了。年糕的吃法也很多，最普通的是用蒸锅馏一馏，蘸糖吃；也可用油煎或馏热了炒吃，还有埋在火盆中烤的。在农村，年糕是诸多黏品中的上品。

还有蒸黏豆包、烙黏火烧。黏豆包和黏火烧用的面是小黄米面，黏度比较大黄米要差一些，有时还搀兑一些玉米面，太黏了很难包得住馅儿。馅儿用的是红小豆，烀熟了用饭勺在瓦盆中揣碎了，加上糖精拌匀。黏豆包和黏火烧的面事前要和好，放在大瓦盆里发酵，待发到有酸味时才可用。因此通常吃的地道的黏豆包和黏火烧都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蒸黏豆包、烙黏火烧在农村是比较普遍的，每家都要蒸几锅。

年糕和黏豆包、黏火烧是靠季节储存的。人们通常把蒸好的年糕放在屋外冷却并冻至四五成许，切成长方形一片片，放在缸里冻上，可一直吃到化冻。而黏豆包和黏火烧则要放在用高粱穗杆编扎的盖帘上，待冻实后，储存在外面的缸里。只要不出正月，无论到谁家吃饭都不会少了这几样的。

——放鞭炮

说来并不奇怪，早些年的鞭炮远没有现在的品种多、档次高，但鞭炮给孩子们带来的乐趣却远比现在多得多。

我印象中，每每过年时，爸妈给买的鞭炮都是不偏不倚，平均分给几个孩子，而爸妈给的那点零花钱也禁不住诱惑的几乎都让我们买了鞭炮。那时放的最多的是小鞭儿，有红的也有绿的，五十响、一百响、二百响、三百响，大多没有包装纸，一排排看起来很诱人的。也有成千上万响的，还有十响一咕咚，但都是大人们三十或初一、初五才会放的。放小鞭儿是孩子们的一大乐趣，成百响的小鞭儿不舍得一起放掉，而是把捆线拆开，啪、啪的，一个一个点着了扔着放。孩子们放鞭也没有固定时间，随时随地，晚间则拎着一个灯笼，玩到哪里放到哪里。遇到谁家成挂放鞭炮，还会像过去穷人家的孩子捡煤核一样跑去争着捡里面没炸响的鞭，从中撅断，露出火药，用火柴点着，拿在手里看着往外嗤嗤喷火，竟是那样的开心。还会买些双响，也叫“二踢脚”，立在地上点着了就跑，远远地看着它砰、啪地由地上响到天上；胆大一点的还会用手拿着放，要的是那种感觉和刺激。那时放鞭似乎很有安全感，不像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知什么时候弄不好就被自己放的鞭炮崩着。

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大桶小盒、低空高空、缤纷五彩、斑斓四射的花炮。当时的花炮很简单，只有穿天猴儿一种，那算是最先进的了，农村人也管它叫“起花”，拿在手里点燃后，一声日日的哨响，伴随着一道亮光窜到天上，随即便消失在茫茫夜空中。还有手里拿着放的哧花，点着了刺啦刺啦作响，一圈圈的挥舞着，在黑暗中像电焊爆出的火花，四处飞溅着，很是耀眼好看。鞭炮这东西，不论贵贱，只要点着了，听了响，看了景，瞬间的功夫即焰散烟消，因此村里人们也戏称它为“撒手穷”。

——贴春联儿、粘挂签儿、买年画儿

农村过年时家家都要贴春联儿、粘挂签儿。春联儿也叫对联儿、对子。挂签儿又叫“挂钱儿”，是贴在门媚上的一种长方形、下沿剪成齿状的剪纸，五颜六色，上沿贴牢，下面则随风摆动。图案有神仙、玉皇大帝、连年有鱼、吉庆丰收等，也有的在上边剪字的，以福字和喜字为多。挂签儿是和春联儿搭配着贴的，表示一种祝福、吉祥如意，也象征着富裕。

以往过年时，村里各家都要到集上买春联儿贴，自打我家落户后，爸爸每年春节都买些大红纸，义务给村民写春联儿。爸爸年轻时经常写毛笔字，谈不上书法，但却像那手流利的钢笔字一样，秀气大方，自成一体。那几年，村里很多人家，包括生产队里的，甚至生产队牲畜圈的春联儿都是爸爸给写的。

贴年画儿也和春联儿、挂签儿一样，是过年时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年月，寓意喜庆吉祥，色彩火爆热烈，构思唯美夸张的年画儿作品很时兴，比较春联儿和挂签儿又上了一个档次，而且每年都会有新颖题材的年画面世。在供销社、集市上，特别是县里的新华书店，年画始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春节前，洒扫庭除之后，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换上少则一两幅多则四五幅的年画，给老旧的房屋和封闭的山村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和现代气息。

总之，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类似的“年”文化、“年”的元素、“年”的味道，无一例外的都是传统民间文化的积淀，包括这里提到的和更多没有提到的，都或多或少承载了人们对“年”的期盼和对幸福的追求，诠释着“年”的厚重内涵，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里，毫无疑问地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乐趣，也是对当时纯真质朴的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种种的这些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欢愉的“年味儿”，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有些则已荡然无存。因此也就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年味儿”也在与时俱进，对于“年味儿”也要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和评说，否则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小时过年的很多乐趣是社会不发达和生活贫困的产物。比如孩子们期盼过年能吃好的、可以穿新衣裳，这在现阶段已经不是问题了；如果单就吃穿而言，现在月月可以过年，甚至周周可以过年。即便是在农村，改善生活在大多数家庭也已经不是春节的期盼和兴奋点了。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小时过年的那些能带来乐趣的活动已经被更多的、更新颖的、更刺激的娱乐活动所替代。还是说年青人和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娱乐休闲载体和平台太多了：看电视、看电影、玩游戏、旅游、吃饭、逛街、购物；他们可以在平安夜按照商家的精心策划，蜂拥而至，摩肩接踵，整宿地消磨着自己的时间，消费着自己的积蓄；他们也可以在光棍节守着一台电脑或是拿着一个手机，疯狂式地秒杀，大手大手地花钱；此外还有国外国内的情人节，对他们而言也是具有一定诱惑力的。而春节在他们的眼里除了放那几天假之外，却再也勾不起更多的兴致。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些传统文化习俗也已经被新的风尚、新的思想所替代或荡涤，“年”的味道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而现代文明的冲击，网络媒体的发达，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原有的传统邻里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居住环境相对独立和封闭，多年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已是司空见惯，早年春节的亲戚邻里相聚的热闹场面已成为历史。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节日。2005年，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胜利而告终，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也看到，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楹联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的“2014马年春节春联征集活动”反响热烈，短短９个征集日，央视网共征集春联近１２万副。正月十五前，中央电视台继去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又推出了为国人瞩目的《中国谜语大会》，吸引了2.3亿观众的收视，而且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还将于近期重播。这些带有民族性质、国家精神的活动都预示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回归。

而对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以及由此而生的“年味儿”、年俗，我们又应当怎样去保护传承、发扬光大呢？

（康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