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白话诗人

对汉语的生成演化，我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在编阅唐时白话三诗人（王绩、寒山、拾得）的作品时，诗的语感仿佛清凉水气沁人心脾，我突发奇想，萌发一个对称性概念---汉语唐言。此外，当我拜读“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坛经》（钱穆语）时，也曾产生唐言汉语这样的对称性联想。也许这个直觉性问题，颇为耐人寻味，也值得语言学家考证一番吧。此为题外话。

1、王绩

王绩（586—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五斗先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王通之弟。一生三仕三隐，为人旷达自足，不喜拜揖，只喜饮酒，常自比于刘伶、阮籍、陶潜，有“斗酒学士”之称。各撰《酒经》、《酒谱》一部。生命中大部分时光“结庐河渚”，在故乡隐居度过。有《东皋子集》传世。诗存百余首，被后世公认为唐言白话诗的奠基人。作为唐代三大白话诗人之一，王绩具有“只开风气不为师”的超前与超脱。倘若皎然的诗歌感觉是“泡”（茶）出来的，那王绩的诗歌感觉简直是“喝”（酒）出来的。或者说，王绩的诗歌感觉该不是“酿”出来的。诗到纯酿的境界，便于温润平淡中透出白话“唐言”的优雅与醇正。这种“优雅与醇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造语随心，诗歌便从心流出，仿佛水到渠成，不假逻辑的“过滤”；另一方面是带有说唱意味的抒情方式，达到大巧若拙的极致。从“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从来山水韵，不使俗人闻”、“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等说唱味很浓的诗句不难看出，诗人酿就的诗篇，用情是那么淡，寄怀却是那么远。尤其是抒情长诗《过汉故城》，更拉响了“千秋并万岁，空使咏歌伤”的“历史警报”。至此笔者突然萌发“汉语唐言”这样一种概念组合。当然，这已非笔者能力所能及。

2、寒山禅师

寒山禅师（约691——793），又称寒山子。俗姓氏不详，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被迫出家。唐大历年间，住浙江天台山寒岩幽窟中，故称“寒山”。与天台山国清寺僧拾得友善，多有酬唱，一时传为佛门佳话。相传后来与拾得同住苏州枫桥镇，创建寒山寺，寺因张继《枫桥夜泊》一诗而名闻天下。寒山形容枯槁，衣衫破败，常年戴桦皮帽，着大木屐，行径怪诞，近于癫狂。有《寒山子诗集》传世。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中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三位白话大诗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欧美，美国“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而对东方禅宗的向往，使寒山诗歌一时之间风靡欧美。寒山诗被翻译成日语、英语和法语为东西方的读者所接受，竟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国际声誉。寒山的诗歌世界，表面上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实质上笔者不这么看。因为“寒山”这个名字，正如一个巨大的隐喻。一方面暗示了山水本身“寒而清凉”的地理意义，另一方面无疑指向作品本身“寒而清凉”的诗性品质。作为地理上的“寒山”，一经“诗化”，便染上了生存的光辉；作为诗歌上的“寒山”，一经读者的想象，便完成转换性创造，成了命运的象征。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到“江雪”等作品，“寒而清凉”的意态演绎，无一不成了心灵的呼应与命运的印证。从“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等等脱口而出的白话诗句中，笔者深感“寒山”虽寒，却不乏诗家“印心”的直接与水墨线条的感觉。

3、拾得禅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拾得禅师，约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在世。俗姓氏、籍贯均不详。本为弃儿，因被丰干禅师拾回天台山国清寺抚养，便以“拾得”为名。与寒山禅师诗心互照，为莫逆之交，后共创枫桥寒山寺。二人传为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化身。拾得虽主张“诗偈总一般”，然与寒山比较而言，拾得更偏向偈的一边，诗歌感觉与表现能力稍弱。只因拾得以朴素说偈的方式，重在宣泄自己办道的心情，或者应机开示悟道的路径，而对禅意与诗意的同步传达还不太在意吧。这也是历代诗僧们写作的主要瓶颈所在。尽管如此，拾得也不乏“石桥莓苔绿，时见白云飞”、“圆晖挂太虚，莹净能萧洒”、“若问年多少，黄河几度清”等等纯禅诗般的语感与质感。六祖惠能那首传为绝唱的悟道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也是朴素而直接吗？即便是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的评语，也还是稍微严厉了一点点：“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译名义，自出手眼，而意在砭俗警顽，反复譬释，言俚而旨亦浅。”

鉴于王绩、寒山、拾得三诗人同属初唐，况且拾得在诗偈结合方面也不乏佳作，笔者觉得还是用他替换王梵志为妥吧。既为唐时优秀的白话诗人，王梵志不妨单列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