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寂笔记）读《浮士德》与《坚硬如水》之我见（下）
（曾文寂笔记） 浅析中西方文化中的恶魔意向比较
——读《浮士德》与《坚硬如水》之我见（下）
青山依旧
提要：在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里我看不到一点深层意识，看不到作家对文革这么一个历史悲剧引发的深刻思考。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作家的问题——阎连科跟歌德比，跟托马斯·曼比，也是比不过的，不是去比他们，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它是中国今天处于一种文化的急剧转变当中确实碰到的难题。
七、
看得出来，阎连科在创作《坚硬如水》之前肯定是研究过歌德的，因为他这个故事从理论和模式上看可以说是从歌德的《浮士德》衍化过来的。另一位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也是从歌德的《浮士德》衍化过来的，但却比《坚硬如水》高明、深刻得多。歌德的浮士德是跟魔鬼约定的，托马斯·曼比歌德小一百二十多岁，但他书中的音乐家也是跟魔鬼约定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阎连科比托马斯·曼又小了八十岁，他书中的“革命造反派”似乎也是被魔鬼诱惑的。但是，歌德的浮士德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走出了自己的书斋，魔鬼陪他到世界上去遨游，打破各种时空去寻找理想与幸福。托马斯·曼的音乐家已经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世界了，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已经笼罩德国了，整个欧洲也已经变得黑霾沉沉、生命力全无了，音乐家在世界上荡来荡去，什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得又回到书斋，就在书斋里用十几年时间创作了两部音乐大作。而阎连科的造反派高爱军却心灵极度空虚，那种具有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的事他干不了，于是只能变成一个小丑，只会去搞打砸抢，搞爆炸，搞乱爱，最后变成了阶下囚、犯罪分子，直至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会出现那么深刻的里程碑式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巨著，而到了中国却会变成一种滑稽的人物、一种像高爱军那样乱蹿乱爱的小丑似的人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坚硬如水》里，我看不到一点深层意识，看不到作家对这么一个历史的悲剧引发一种深刻的思考。这个高爱军根本就没有文化，那个德国的浮士德是有一整套的文化的。可是，我们中国的恶魔没有文化衬底，除了性欲，性欲也是鬼鬼祟祟的，老是在地下。所以，这种文化是非常非常薄弱的。当我们去反对一个旧文化的时候，我们拿什么东西来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一个文化的根，让我们来选择拿一个什么东西来反对另外的东西，我们只能凭一个感性的东西，对高爱军来说就变成了疯狂性爱。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对面前的敌人不清楚，我们对反对的东西不清楚，我们对依靠的东西也不清楚。我想我们中国的那种恶魔式人物，为什么它在破坏中就产生不出一种力量来呢？实际上高爱军后来也是看穿了的，他发现造反也是虚假的，最后就紧紧抓住一点性爱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惟一真实的，他能抓住。但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东西，一个跟生命连在一起的东西，他对它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解剖。如果这个人真是一个恋爱至上者，你干脆把你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我觉得也是了不起的。可是高爱军在表现这个问题时，恰恰把这个东西丑化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滑稽、丑陋、无聊的东西。即使是爱情，即使是性欲，他也不能上升到一个崇高的境界，他没有依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德国是一个崇高的悲剧式的人物，到我们中国就变成了一个闹剧式的小丑。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作家的问题——阎连科跟歌德比，跟托马斯·曼比，也是比不过的，不是去比他们，我觉得根本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它是我们今天处于一种文化的急剧转变当中确实碰到的难题。
谈到对文化转型的焦虑，我在这儿不得不提到鲁迅先生，因为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在现代的生活中至今都可能没有解决。鲁迅是具有超越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非常深刻的人，他的批评性的思考，他所触及的问题，往往带有根本的性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鲁迅去世已经七十多年了，他所提出和思考的一些课题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除了物质方面、科技方面要站得住，要发展，精神文化建设决不可或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印度人人宁可失去两个邦，也不愿失去一个泰戈尔。这样说未免有点夸张，但从本质上来讲是深刻的，就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需要有精神的支柱，有批判性的文化的观照。文化的东西不一定实用，却是一种必要的灵魂的依靠，有了它才觉得踏实，才觉得生活有品位。否则，物质再丰富，也可能是行尸走肉。
所以，《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他的这种悲剧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他一下子面对一个巨大的传统要去反对的时候，他自己失落了，满腹空空的，他拿什么去反对？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跳来跳去的小丑，他既缺乏一个外在的坚强形象，又缺乏一个内在的文化衬底，所以他要跑也跑不掉，要飞也飞不上天，要想做悲剧也悲不起来，要想做傻子却傻得还不够，没什么东西给他做的，无所谓失望，也无所谓绝望。他本来就是一个随风吹来吹去的不安定的东西。中国的传统弃之不顾，西方拿来的东西又没有一个积淀的过程，双重的匮乏，如何产生伟大的写作？当然，这跟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有关，这几十年，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蔑视和摧毁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它已经给新一代造成了一个错觉：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没什么好东西了，好东西都得靠拿来。科学技术上，有这样的看法不奇怪，文化和精神上也这么看，那就很荒谬、很悲哀了。
因此，鲁迅先生上个世纪初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牢牢地困扰着我们，警示着我们。所以，当今中国社会面临文化的急剧转变当中确实碰到的这种难题，而且是巨大的难题，仅靠小说家阎连科一个人去思考是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作家也得焦虑，也得思考，共同为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文化振兴出一点力。我想，这或许才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刻反省的东西。
八、
谈到中国文化的转型、振兴与发展，我又找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章来阅读。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当某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变化，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局部变化；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相反，上层建筑一经建立起来，就对经济基础发生大的反作用。这一反作用集中表现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恩格斯也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民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漫漫征程上，中华文化如何振兴这个问题，伴随国运的沉浮，回荡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头。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的百年史时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根本解决了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觉醒，最终突破“三千年之未有变局”，亿万人民复兴之梦日渐清晰，中华文化的振兴终于有了现实可能。
像《坚硬如水》中的主人公高爱军，表面上看文化水平不高，文化内涵也不深厚，但是他的奋起造反也是有文化诉求的，他反对的是儒家文化，那么他用什么东西来反对儒家文化？可惜的是，他没有。不光是他没有，即使是在“文革”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出发的，他有一套传统。但是，在中国，在现代，当我们的经济已与国际接轨、正在搞全球一体化的时候，却有人拼命反对自己以前的东西，比如儒、释、道文化等等。这么一来，我们反对了自己的东西，我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了。就是说，文革时期及文革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不一样的，中国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有差距的。在欧洲，托马斯·曼面临的是他自身的文化问题，所以当他知道自己的文化腐烂了的时候，他也是从自身腐烂的文化当中，滋生出一种自己的文化。中国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受欺负、被半殖民化，是弱势文化。弱势文化的人往往赶快把自己的东西抛弃，引进西方的强势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文化真空，因为西方的东西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是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磨合的，否则就会水土不服；而且强势文化能不能成为自己文化的一个方面，还得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来检验、来证实的问题。所以中国一百多年来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一会儿流行什么了，我们就学什么，下一波又有人说这个过时了，又流行新东西了，不断地像走马灯似的在换。为什么这么转换？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人文传统，没有自己的人文要求。要求也是西方人的要求，问题也是西方人的问题，而试验场在这里。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文化现象，梁启超学了西方的东西进来，十年不到，就被“五四”一代抛弃了；胡适带了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进来，过了没几年，马克思主义来了，把胡适当小丑抛弃了。中国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急遽变化的形态之中。即使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其领头人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到李立三到王明到毛泽东到邓小平，也是一代代地被遗忘被边缘化了。每个人、每种新思潮都被后面一个更新潮的东西扔掉了，更新更强的人一进来就把前面的人否定了，后者有时候甚至宣布前者为小丑。
毛建国后在经济上搞过大跃进，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都是那时候打下的，中国当下在世界上立足的经济基础基本上都是在那时的遗产上继承、建设、发展起来的。但毛时代同样有问题，就是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在中国形成良好的内循环。以中国当时的整体能力已经无法让产业进行升级，不能升级的中国产业最终到了文革后期走向了停滞，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于是，邓小平主政后，改革开放就有了经济复兴，中国经济终于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但改革开放的副作用如今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贪污腐败、物欲横流、人性冷漠、道德低下等等，这些副作用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建设不健全、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层次较低所致。但是，翻看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其实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欧美发达国家以前同样发生过，而且他们经历的那个过程比中国还要惨烈。这几乎是人类的通病，即私有化制度下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私有化制度是人类发展的共业，即人类的整个文明发展必然迎来一个大分工时代，而大分工在原有的人类制度基础上根本行不通，那么就必然有私有制社会模式下的社会大分工。
社会主义是什么？是在人类大分工、私有化后的一次公有化制度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必须建立在足够强大的分工和足够强大的科技、产能的基础上的。如今，我们正在补课过程中。但是，我们补课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理想模式。所以我们仍要瞄准社会主义的方向，利用资本主义游戏里的一些规则，来完成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样，在经历一轮社会大分工、大发展后，才会有机会进入更理想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个发展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最终是否演化出理想的结果来，取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努力。中国的崛起不仅经济要发展，文化也要发展，要转型，还要升级。
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国家实力日渐强盛，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已有相当成就了。当GDP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已经制造了全世界25%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50%的摩托车、55%的彩电、60%的青霉素、65%的体育用品、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95%的拉链和纽扣时，但别忘了，中国制造出口的几乎每一台显示器都标识着：Intel inside（英特尔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是别人的）。 一百所孔子学院如种葱般在各国建立，憨态可掬的孔夫子取代了熊猫，成为新时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也许只有当“中国制造”的产品真正运行着“中国文化制造”的软件，才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真正匹配了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五千年中华文明为何不敌好莱坞？光靠申报世界遗产是没用的，要把五千年文明融化在当代产品中进行置入式营销，让全世界为我们的文化买单。全球的中国态度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消费和尊敬，仿佛中国的文明史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不能怪西方人误解我们，轻视中国文化资源的正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仗着沉睡中的文明及经典妄自尊大，一方面趋附于西方所引领的文化潮流，这是大多数国人所选取的文化姿态。经济上，“中国制造”已经以量取胜了，这是两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胜利。现在是时候了，中国需要把五千年文明从箱底取出来，进行史上最大的一次改版和创新。
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上一度是非常强势的国家，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突然发现，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地位再也没有原有的辉煌了。经常出国的朋友就会发现，中国人现在是有钱了，可是他走到哪里，都不太受人尊敬。花再多的钱，也改变不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为什么在1840年以前还是非常强势的中国，到今天会落后到不被人家尊重、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境地？表层的原因是中国的科技和生活素质落后了，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出在文化上。
现在到了该反思自身文化问题的时候了。如果找不到一个文化的出口，来满足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想象，中国人精神的断裂、心灵的荒芜，就势在必然。近几年，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中国游客几乎是所有游客中最肯花钱的，但中国人的精神风采，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在社会公德的维护上，中国人明显要逊人一筹，可见一个国家光发展经济是不够的，经济的强盛，并不会马上带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政策如果对路，经济发展可以立竿见影，但文化发展不同，它需要有很长的时间酝酿、生长，才会见成效。应该承认，这些年，中国民众和中国决策层，都开始意识到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开放同等重要，只是，在具体建设上，还缺乏真实、广泛的回应。很多人估计都看过韩剧，韩剧里的很多人情、礼仪，都学自中国，但这样一些美好、温暖的东西，在当代中国反而难见踪影了，这是一种很深的悲哀。历次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剿杀了中国文化中温暖、谦和、坚韧的部分，粗野、虚假之风盛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也还大有市场，这种不堪的状况是怎样发生的？真是可悲。
我发现，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我们一直处于一个精神的荒原、文化的荒漠之中，找不到信念，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这时，除了抓住物质和享乐，大家还能怎么样呢？一个心灵无从安妥的时代，惟一的真实就是物质了，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质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化的失落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和物质相关的话题，无非就是欲望、发财、消费和纵情享乐，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有的景观。由此可以看出，以富国强民、物质发展为单一宗旨的发展战略，必然造成现在这种文化困境，别人一想到中国，就想到中国的物质产品，而不太会想起，中国是一个生产过孔子、老子、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那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都被人忽略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不仅西方对中国有了很大的误解，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不太看重自身的文化传统了。很多中国人，恨不得每天讲英语、吃西餐，以西方礼仪问好，他们甚至觉得中国身份就像是一个耻辱的记号，这是一种非常丑陋的思潮，它们是怎样泛滥成灾的？真是可怜。
如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它可以让人不分南北，不分肤色和意识形态，不用带着一丝害羞或内疚，高举着消费主义的旗帜，大力追求商品运作和广告包装最成功的货色。当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是：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票房率、旅游人次和广告经营额。当代美国软实力的关键词是：好莱坞电影、有线电视、流行音乐和快餐业连锁店。中国满足于关注度和统计数字的增加，而美国一下下实打实地击中全世界的软肋。软实力不是免费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让人带着情感、带着景仰、带着忠诚和信赖来消费的真金白银。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别文化的存在和国别政治一样，具有独立的“不可全球化”的意义。中国创建软实力的前提，先要从如何让中国人更乐于接受、消费、信服自己的传统和产品做起。尊重自己的传统，不是要花钱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味搞保护大兴土木，而是要活用起来，融入现代文化工业成品。支持文化产业的举措，与其通过行政手段捏合那么多的地区垄断性传媒集团，不如推出更利于民间投资和文化能量释放的政策。毕竟，经济不能离开文化和创新的价值走得很远，文化也不能离开市场经济的产品形态“走私”出去。 中国的文化出口逆差还在持续，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长征。
十、
著名电影学者周铁东在武汉大学演讲“中国电影与海外市场对接”时说，中国电影要走出去必须剔除“文化鱼刺”。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国内席卷13亿票房的《泰囧》在美国上演时门可罗雀，《赤壁》、《金陵十三钗》等大制作在美国也不吃香。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对“文化鱼刺”进行剔除，把鱼做成鱼肉、鱼丸，才能让外国观众方便“吃”。周说，鱼刺就是影片过于中国式的说教。《一代宗师》为求海外票房，剔除了中国哲学的部分（剪了二十四分钟），加了很多字幕，看似一种降低智力的处理，但有鱼味没有鱼刺，把电影娱乐化了、产品化了，让更多人理解，让电影成为商品，就好推销了。周铁东说，“动画片最容易获得全球观众，它最能克服文化差异，穿透市场边界。但《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动画片普遍存在低幼化问题，比如《花木兰》，中国人拍成忠孝故事，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符号，美国人则定位女权主义、自我实现、男女平等，彻底地全球化了。动画片现正步入黄金发展期，中国资本市场活跃，电影投资此起彼伏，人家差钱，我们不差钱，最简单的动画片往往最大众。”
所以，在这个全球化消费时代，我们对文化应有一种新的认识，它不是宣传，不是说教，而是要尽量以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象来传达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观念。这个社会当然不能缺了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就像有人在写通俗小说，也要鼓励有人进行艺术探索一样，它们之间是可以并存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尤其是面对西方读者时，最忌讳的是以新闻联播或政府报告的口吻去向别人宣传中国文化，文化如果没有一点亲和力，再美好的价值观也无法让人接受。美国及日本的一些文化符号为什么能够渗透到中国小孩心里，主要还是得力于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吸引小孩的方式或形象。美国的《变形金刚》、《功夫熊猫》和《哈利波特系列》，日本的《千与千寻》、《哆啦A梦》和《名侦探柯南系列》，为什么中国的小孩甚至大人都觉得好看呢？我想，一种形象的创造，能让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觉得可爱，日日难忘，念念在兹，这当然是有智慧和想象力在里面的。二十世纪全球文化输出中心是美国，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二十世纪是一个美国梦的时代。美国梦告诉大家,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可以让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没有重负地去开拓新机会，它的经济高速成长与它的梦想是吻合的。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也很好，这个高速成长也可以打造出一个中国梦，要创造出一套对中国梦的文化想象，章子怡就是，她小时候看电影肯定觉得那些好莱坞明星都高不可及，但后来，所有的大明星都在电影节上跟她平起平坐，这些大明星们都对她说：“你是未来之星。”这就是中国梦。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马云，一个李娜，一个章子怡，比一万个孔子都有效果。我们要告诉世界，二十一世纪将会成为中国梦的时代！
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发展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文化产业的主力恰恰不是精英文化。你想让一种文化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没有大众化的形式、没有富有吸引力的形象，大众怎会喜欢？大众文化就是那些不是专业读者、不是专业听众和专业观众的人都能欣赏的文化，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既然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工作，就要具有宽大包容的心态，要警惕自己的趣味，不能自视甚高，不能太过单一，因为过度个性化的东西，不叫文化，文化总是要表达共性的东西，既然有很多人喜欢，那么，这种文化即便不是你所喜欢的，你也要学会尊重，学会包容。有尊重，有包容，文化才有多元的发展空间。像现在的网络文化、淘宝文化，包括各种选秀活动，有广泛的大众性，有些我也未必喜欢，但只要它对社会无害，我们就不能居高临下地去批判它。胡锦涛曾说，要提升外交能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我想也是这个意思。“亲和力”和“感召力”，也可用于文化发展，没有这两点，要吸引人就很难。可惜，我们现有的文化产业，很多人为了维护一种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完全忽视受众的心理，也不去研究接受者的趣味，更不重视文化形象的独创性，这样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怎么能抗衡美国文化和日韩文化的入侵？文化是用来交流的，而交流是要有合适的载体的，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形象。最有效的交流就是一个人被形象所吸引，并被这个形象所感动。中国要真正崛起，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崛起，也需要有软实力的崛起，没有软实力的参与，中国的崛起就是不完全的。说到底，除了要让世界认识中国人的制造能量，也要让他们认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何以每一次中国发生大事件，都会在国际上引起那么多的误读、误解，因为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讲，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更不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不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肯定就不理解这个人所拥有的文化；他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他肯定就不会消费你的文化，更不会对你的文化、你的民族表示赞赏。误会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此之前，由于中国急于解决亿万百姓的吃饭问题，埋头于经济发展，并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占领国际消费市场，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人的误解，以为我们是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民族，如今，世界的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中国不能再无视这个问题，不能再扩大别国人对我们的误解，而是要及时通过一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传达中国人声音，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人在想些什么，中国人爱什么，恨什么。一种国际认同的建立，将帮助中国人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重新定位自己，同时也将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新的旅程，必须从这里开始。
十一、
关于文化价值，从哲学角度来说，庄子以为“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所谓无用之用，对中国人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精神世界的一切。无用之用往往是个看不见的存在，只有在缺席的情况下，才会让人意识到它的作用。有用之用可以安身，无用之用可以立命。如果就此进一步思考，有用之用仿佛使用价值，无用之用则是文化价值。我们习惯从使用价值角度判断一切，由此往往遮蔽文化价值，我们的价值观是残缺而不完整的。我们喜欢从功利的角度判断有用还是无用，这就会排斥看不见的精神世界。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无相生。中国这一个世纪的发展，太重“有”，而蔑视“无”。尤其是“文革”以来，把所有“无”的层面，神、鬼、祖宗等，儒、佛、道家文化等，包括一些不切实的思想和宗教信仰都绞杀干净，仿佛这个世界只有物质才是真实可靠的。一味地务实，没有了务虚的人，也不尊崇那些务虚的工作，结果，人就成了现实的囚徒，匍匐在地面上，而无法从他身上站立起一个有想象力的价值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存智慧和平衡感，就在于它一直是有无相生的。有，实在的世界；无，心灵的世界，二者同构在一起，才是世界的完整面貌。可是，世界并不是从有到有，许多时候，它还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也就是说，除了物质，还有精神问题；除了欲望，还要关注欲望的升华；除了满足自己，还要有善意，有人文关怀，想到“他人的痛苦”。除了过现实生活，有时也需要像古人那样不时地做内心的遨游。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完整的。但是，一种崇尚有、蔑视无的社会思潮，使很多人的人生观变得以实用为最高目标，如今各大学的文、史、哲这些系别，报考的人并不多，而一些技术性、实用性强的系，反而爆满，以致四年大学读下来，一份简单的工作总结都写不好的学生，英语比汉语说得好的学生，大有人在。一个只重“有”不重 “无”，只务实不务虚的民族，前途是堪忧的。温家宝说，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也是出于这种担忧吧。他的话是借用了康德的话。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令他敬畏，一个是内心的道德律，一个就是头顶的星空。没有这种对“无”的想象力，文化就不会有创造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法则之一就是无中生有，有无相生。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向世界证明了我们对实有世界的创造力，现在到了该以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为契机，向世界证明自己创造无的能力了。
过去我们给世界的印象是一个物质中国的印象，而中国的情怀、中国的感情、中国的想象方式都处在静默之中。一个曾生产唐诗、宋词、《诗经》和《红楼梦》的国度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知道物质的强大不足以改变民族的命运，更不能改变民族的想象。我们应该生产全球性的文化品牌，我们应该制造有全球感召力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要生产图书、影片、社会科学、思想，我们不但要出口电视机，而且要出口世界观。我们要向大脑寻找资源，向社会和精神去寻找资源，一句话，要提高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如此文前面所述，歌德创作的浮士德，其自强不息探索真理、追求美的过程，是挣脱中世纪愚昧状态，克服内在与外在矛盾、创建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启蒙过程，体现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属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今天的中国作家尚未创作出能与浮士德匹敌的典型人物和精品，来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要落后欧美许多。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大潮中，当代中国人用青春书写着改革创新、开拓奋进的当代文化。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中华文化完全可以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人的不朽，不只是因为他在万物中是惟一具有永不衰竭的声音，而因为是他有灵魂——有使人类能够同情、能够牺牲、能够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能同情、牺牲、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荣耀，就在于振奋人心，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人类往昔的荣耀，也是使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人为的记录，而应成为帮助人类永垂不朽的支柱和栋梁。”中国的作家缺的正是这种精神。我们这块土地有如此深重的苦难，也有如此灿烂的荣耀，这么多人在此生生不息，活着，死去，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的叹息，可在现有的作家中，还远没有写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也还没有挖掘、塑造出这块土地上真正得以存续的精神。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多是揭露、批判，写法上也多是心狠手辣的，它们对黑暗和丑陋的描写，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深度和广度，如现代作家贾平凹、阎连科、余华等多会创作黑暗、腐败、阴毒的人物，即使如去年刚刚获奖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读起来却令人极其虐心，许多读者在网上批评说，涂自强是活活被作者写死的，一个多么上进的农村青年，上大学考研找工作，积极乐观努力，珍惜每一次机会，感恩每一个好人，按理说这样的人，应当有好的前景，但身居高位的名女作家方方硬是冷酷地把涂的考研梦撕碎，接着让他父亲气急而亡，母亲受伤无钱医治只得出家，他自己也患上绝症一步步走向死亡……其实现实中的中国社会也有相当的温暖，国家财力大幅度向贫困地区倾斜，高校设绿色通道免费教育，廉租房面向大众，全民有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取代人情关系等等，让阶层不再固化，下层的人们看到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做梦和实现梦的机会。我认为文学终究不仅是揭露的，不仅是对黑暗的认识，它也需要有光明和希望的声音，也需要探求“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
文化是一种精神和价值，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文化跟生命、生活没有关系，跟我们内心的追求没有关系，这种文化就会渐渐枯萎。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抛弃的，比如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奴性、劣根性，以及一些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包括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些，都是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我认为，所有的文化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因此，那些妨碍、影响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文化，那些让我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明、甘愿放弃奋斗默默等死的文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竭力反抗。我以为，我们每一个作家都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全身心地贴近人民群众，高擎民族精神火炬，竭尽全力去创作出自强不息、充满活力、对现实生活怀有巨大热情、对社会主义理想拥有坚定信念、超越歌德所创造的浮士德精神的现代文学形象；竭尽全力去创作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学典型和文化精品，奋力开创文学发展的新局面，为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振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78
2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5郑克鲁等《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余匡复《〈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1999
7王黎红《论〈浮士德〉中善与恶与美与丑的辨证关系》1999
8傅守祥《理性悲剧〈浮士德〉：有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2004
9阎连科《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10聂伟《空间叙事中的历史镜像迷失——<坚硬如水>阅读笔记》2002
11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新华社2007-10
12谢有顺《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2008-4
（总计23400字）
2011年春节写 2014年春节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