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用大明律————风云•党崇雅明末清初30年长篇小说之二

乞用大明律

————风云•党崇雅明末清初30年长篇小说之二十一

杨广虎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这是崇祯皇帝 扶乩之后神仙的回答。

崇祯皇帝死了，李自成走了，大清定都北京城，历史就是这样变化莫测。

“降官皆生悔心，有为僧道乞丐而遁者，或伪死盖棺窍其下而出城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虽然说顺治皇帝举行了开国大典，但是一个明朝留下的泱泱大国，千仓百孔，哀民四野，心腹大患农民军此起彼伏，抗清复明之火遍地燃烧，这一切的一切，谁来整治？

圈地、投充、逃人，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不稳，大清还没统一，各种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深陷各种困境中的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苦苦求索，希望走出一条路来。

顺治皇帝即位是才六岁，来到北京，才七岁，充满野心的多尔衮不准顺治皇帝读书，让他只坐坐龙椅而已，自己在后摄政。其实，大清的天下就是多尔衮的天下。

为了加强统治，皇太极一手创建了“三院八衙门”， “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掌记注皇帝起居、编立史册、撰写实录、草拟国书制敕及为皇帝进讲等。内三院设大学士、学士等，可参预国家机要。“八衙门”除了明朝的“六部”，加上了都察院和理藩院。官员全为满族权臣。

《尚书》中写道：“刑罚世轻世重。”作为刑部左侍郎的党崇雅很着急，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制度，怎能依法治国？大清的满族刑部尚书不懂，自己多年前在南阳做过推官，懂得明律。乱世从严治国，盛世从宽治国，在这种乱世之下，没有新的法律出台，要整治吏治，唯一的选择，只能暂用大明律了。

“刑乱世用重典,治刁民以酷吏。”党崇雅不希望看到这些。

顺治元年（1644）八月初一，刑科给事中孙襄就上疏：“定刑书”、“存国体”，认为“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清朝刚建，需要参照旧律，裁繁补略。

党崇雅也奏言道：“在外官吏，趁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俟国制划一，永垂令甲。“

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

多尔衮考虑满族皇亲国戚刚来北京，需要稳定一段时间，答复：“在外仍照明律行。”

十一月党崇雅又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于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罹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此有清言秋、朝审之始。

朝审原于明天顺三年（1459），令每岁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从实审录。秋审亦原于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清朝的秋审制度源于明朝的朝审，秋审是清朝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同复审各省上报斩、绞监候案件的一种重要的会审制度，被视为“国家之大典”。秋审的五种处理方式分别是：一为情实，指案情属实，罪刑适当，经皇帝御笔勾决，于霜降后冬至前处决；二为缓决，指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不大，可留待下一年秋审再作决定；三为可矜，指案情虽属实，但罪犯情有可原的，可免死减等发落；四为可疑，指案情尚未完全清楚的，一般发回原省重审；五为留养承祀，指罪犯为独子而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的，经皇帝批准，可改判重杖并枷号示众后释放。

秋审制度的实行，体现了对死刑案件审慎和宽仁的态度，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便于纠正冤假错案。

人命之大，大于一切，要慎用刑而不留狱。

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大明律》，是在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先后颁行《大诰》﹐《大诰续编》﹑《三编》﹐二十《大诰武臣》等，每家一本，背诵学习，到了明中后期，阉党专政，厂卫霸权，法律逐渐成了一纸空文。

多尔衮批示道：“法律至重,国宪有常。历代帝王莫不刊定刑律。”传刑部尚书，满人吴达海，刑部左侍郎党崇雅等人修订《大清律》和《大清律集解附例》。

时不待人，鼎革之初，急需要一部法律。党崇雅全身心投入到了修订律例之中去了。

没有想到，南北党之争又开始。

顺治二年（1644）七月，御史吴达弹劾冯铨，他疏言，“今日用人皆取材于明季……逆党权翼，贪墨败类，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也。”此外，他还希望多尔衮重视“江南既定，人材毕集”。八月初一，吴达再劾冯铨，列其罪状有三：一、冯铨是魏忠贤之义子，仕清后揽权纳贿，曾向姜瓖索银三万两，准以封官，恶习不改。二、纵令其子于内院盛宴诸官，终日欢饮，趁机结纳党羽。三、“票拟自专”，“使人畏惧逢迎”。吴达力请多尔衮罢黜冯铨，“以肃政本”。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王守履和御史桑芸也纷纷疏劾之，而言词最为激烈者是御史李森先。他一方面把明亡之因和冯铨的历史紧密相连，同时又指出现在刑部党崇雅各官对冯铨诸罪不敢问、不想问的原因。他“深忧”此类奸相误国，请求多尔衮“立彰大法，戮之于市”。

飞来横祸，互相倾轧，党崇雅没有想到，自己会又陷入无尽的人为斗争中去，整天提心吊胆。修订律例，是他的重中之重。

多尔衮亲理此事。刑部大臣启奏吴达等所劾不实，俱应反坐。多尔衮命再行面质。冯铨逐条反驳，毫无愧色。廷讯结果，一是所劾诸事“俱无实迹”，二是“前朝旧事不当追论”。多尔衮认为冯铨等人不是有过，而是有功。他们薙发在先，遵法勤职，甚至“举家男妇，皆效满装”。这样的有功之臣无端被诬，分明是李森先等人“结党谋害”！他厉声责问上疏诸臣：“何乃蹈明陋习，陷害无辜？给事中龚鼎孽又旧话重提，“冯铨乃背负天启，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冯铨立刻反唇相讥，指发龚鼎孽曾降李自成，官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遂问此事属实否，龚鼎孽只得以魏征也曾降唐太宗为己辩解。龚鼎孽自比魏征，把李自成比作唐太宗，听此，多尔衮斥之“无耻”，只配缩脖静坐而已。仅仅几天后，李森先、许作梅、桑芸等人不是夺官，就是降调。

很庆幸，冯铨胜利。党崇雅没有被无名牵连。

顺治二年（1645）五月“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邧充格等纂修明史”，笼络人心，加强统治。

党崇雅自知，修订《大清律》比不得修《明史》，处处要为老百姓的性命考虑。

现实是，“扬州十日”继续，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逃遁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以城投降。

在修订过程中，党崇雅发现“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大明律》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在“遵循祖制”的招牌下，大颁各种条例，因律起例，因例生例，结果条例纷繁，奸吏因缘为欺，以例代律，任意轻重；特别是，厂卫横行，《大明律》备受破坏。

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党崇雅费尽苦心，三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世祖顺治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於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

《大明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法不责上，只对底层官吏，例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明代的衙门，有“三班六房”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大清律》三十卷，十册（2函），律文459条，强化皇权，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对十恶处刑更重，而且扩大了谋反、谋大逆的定罪范围，提高了量刑标准；严禁宦官专政，臣下朋党，维护满族特权和宗法制度，重农抑商。

例的法律效用大于律。通常是有例不用律，有新例不用旧例；律与例都没有明文时则采用比附，实际上还是用例。

要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梦想。党崇雅只能尽力，满汉一家，说到底，大清还是满族人的天下。

行刑不公，法外有法。这些，怎样解决？

2014年6月22日匆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