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一角

县衙一角

郑长春

一

提起群雄逐鹿的中原大地，让人首先想到，自古这是一个产生灾难和奇迹的地方。偏偏是这样一个“出新闻”的地方，它的一些角角落落，却在一场风雨涤荡之后，潜藏着某个时期最别样的记忆。

那些记忆，就像散落在荒郊野岭的草根碎片，一经拂去厚厚的尘埃，便现出生命的原形。细细一看，竟是一个根脉相连、藏古纳今的文化宝库。位于八百里伏牛山腹地的河南内乡县，不大的一个县城里，就保存着这样一处中国唯一最完好的“官府文化标本”——内乡县衙。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中国林林总总的历代行政办公场所，能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衰，且浩气长存者，恐怕就数北京故宫和内乡县衙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座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现存建筑大多为清代所建，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由钦加同知衔正五品官章炳焘在原址上营建，占地四万多平方米，现有房舍二百八十余间。建筑自南向北，主要有照壁、宣化坊、大门、仪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大堂、门房、二房、夫子院、监狱、东西库房和后花园等。整个建筑群严格按照清代官制衙署营建，建筑布局与《明史》、《清会典》所载规制完全相符。

于是，社会上就有了“龙首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说法。

当然，这是民间的一些传言。

龙是中华民族图腾的象征，也暗含着人们对中国官场的敬畏。

所以，内乡县衙虽远居中原一隅，但在中国的官府文化体系上，那就要另眼相待了。

二

时机终于到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山东省菏泽市、县委书记念了一副对联，便一石激起千层浪，使远在河南的内乡县衙，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一股观瞻楹联的热潮，在这里勃勃涌动！

那么，习总书记引用的什么对联呢？这副对联到底有何来头？

满怀着各种猜测和疑问，我来到了内乡县城。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没想到，我们平时司空见惯的楹联文化、官署文化，竟是内乡县衙的两大特色!

官署文化突出地体现在衙内的楹联上，主要建筑物的每个门前，赫赫醒目，都有一副意味深长的楹联。

而习总书记所引用的“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便是这个县衙三省堂前的其中一副。

此联词藻并不华丽，但最精彩之处，在于语言质朴、寓意深刻、内涵丰厚，深入浅出的阐述了官与民、荣与辱、得与失的辨证关系。

据《内乡县志》介绍，三省堂前的这副楹联是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时任内乡知县高以永所撰写。

高以永何许人也？

史志上是这样说的：“高以永，字子修，浙江嘉兴人，康熙十二年（1673）会魁，（礼部会试中单科夺元者）。康熙十九年（1680）知内乡县事”。

后经过当地有关专家反复推敲、核查，他们最终确认：内乡三省堂楹联为康熙十二年夺得会魁、康熙十九年内乡知县高以永所撰。

那么，一个中国当时最基层的“芝麻官”，缘何有如此大的境界和行动？

据说，时值清初，内乡百姓因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庄稼荒芜、经济萧条。高以永到内乡上任后，忧心忡忡，自感责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烛研墨，便写下了县衙三省堂的这副楹联，并悬挂于三省堂。

现在，这副楹联已成为内乡县衙的镇馆之宝，高以永也因这副楹联而被广而晓知。

纵观内乡县衙现存的三十五副楹联中，大多是反映如何为民做官，如何清正廉洁，如何勤政，只有少部是职能介绍。

就相当于今天政府机关大院和办公场所，处处悬挂的大红标语和规章制度、办事指南，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内乡县衙早在二、三百年前都开始践行自己的“服务宗旨”了，只不过那些醒目的标语（楹联），是展示封建社会吏治情况、衙门文化特性、各级官吏的思想道德的一个“形象工程”。

但这些历史的遗存，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古今、勘察兴衰的历史样板，为我们真实地了解封建社会具有较高的警示作用。为此，一些专家、学者说“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

其实，这个县衙的灵魂何止“半部官文化”？

在我看来，它更应该是当代中国公务员的“警示教育基地”，尤其是政法干警树立正确核心价值观的“第二课堂”。这样，可以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官场缺德者，面对一座庄重的坐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三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习近平总书记念的这副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的执政者应该比这个境界要高得多。

对联虽短，但每句都可大做文章。譬如“莫以百姓可欺”一句，欺，有诈骗压迫之意，与欺有关的词包括欺负、欺骗、欺诈、欺瞒、欺哄、欺压等，并不是打骂凌辱才叫欺，不给百姓办事，不关心百姓疾苦，不听取百姓意见，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截留党和政府对百姓的关怀，贪污受贿中饱私囊，都是在欺百姓。

为什么一些官员敢欺百姓，因为他们虽然“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却始终没有认清百姓是什么，不知道该怎样对待百姓。这虽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又是个常讲常新与时俱进的问题。

《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说得更入木三分：百姓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水。

在毛泽东看来，百姓是“真正的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百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我们且说“莫以百姓可欺”。老百姓没职没权，扎根乡野靠刨土为生，命如草芥，但为何不可轻视，更不可能侮辱欺负？因为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说大了，老百姓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是“人民公仆”，“公仆”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接受老百姓监督的，不是用来欺负人的，政府官员离开了老百姓，我们就成了无水之鱼，无本之木，一天也活不下去。百姓的力量可移山倒海，可改天换地，可力挽狂澜，可扭转乾坤。

历史经验证明，世界是百姓创造的，历史是百姓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百姓创造的，没有百姓，就没有我们的吃穿住用，什么都无从谈起。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百姓都尽其所有，毫无保留地支援革命和建设，要粮给粮，要人给人，把子弟兵当亲人，把共产党当救星，把解放中国、建设中国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们真诚地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政府工作，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创造财富，缴纳税收，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大潮，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离开了他们，国家的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就无法安身立命，各种各样的施政计划都是一张白纸。

因而，老百姓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基础，欺负百姓就意味着自挖墙脚。世界上，有一些自作聪明、目中无人的统治者，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常常摆出一副老爷嘴脸，结果被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最后成了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出的怒吼。如烈火狂风，席卷天地，把一个强大的王朝化为乌有！

你不是百姓可欺吗？逼急了，也会玩命的！

你不把百姓当回事，在百姓面前打官腔，摆架子，高高在上，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你的下场便可想而知。一旦惹怒了百姓，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你身败名裂，那些被百姓举报的贪官，被百姓选掉的庸官，被百姓淘汰的昏官，就是最好的例证。

记得媒体上曾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位曾对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过研究的西方政要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面对着已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的古老城墙，表情凝重地发出这样的追问：“一个执政党，怎样才能保持长盛不衰？一个古老的民族，怎样才能不停下前进的脚步？”

那就要做到如内乡县衙门口的这副对联所言，莫以百姓可欺。

换句话说，只有切实做到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摆正位置，端正观念，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百姓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让群众监督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四

我们经常讲，产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产生大批贪官的社会，一定有腐败的土壤和腐朽的文化。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社会和制度优越与否，很重要的尺度看其逼良为娼，还是逼娼改良。

目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问题，一定意义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笑俭不笑奢，笑廉不笑贪”，“能贪是本事，清廉是傻瓜”。许多人骂贪腐，并不是缘于价值观，而是心理失衡。厌恶贪官贪腐多不在过程中，而是贴上贪官标签，作出道德评价后。像谷俊山、刘志军等腐败分子，在没有被惩治前，也是得到许多人赞美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其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助长了其贪腐。

对此，国家最高领导者还是比较清醒的。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听取完河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后，告诫全党：“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着力治标又要注重治本。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教育和实践必须一以贯之，紧密结合。”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这无疑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最高决策者发出的睿智论断！

因为大家已经看到，群众工作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只有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才能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回首近现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始终是根本问题。

道路决定前途命运。在我国，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每一个朝代的兴盛都离不了人民的支持，每一个朝代的没落都是背离了民心，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对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经验总结。

历史一再表明，只要言路畅通、民生安康，取得了人民群众拥护，国家就会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反之，就会民生多艰、国运多舛，甚至政权颠覆、走向灭亡。

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这片热土上演绎的红色经典，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靠群众起家的，从成立伊始，艰苦奋斗的领导者就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也推动了历史发展。

但，做好群众工作何谈容易？！

首先，群众工作的基础在基层，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加之镇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待遇偏低，导致基层党建工作队伍力量不强，很多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缺乏有效的抓手，在各种利益格局的拉扯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急剧增多，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惠民政策兑现等引发的矛盾大量产生，加之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突出，部分群众的失衡感、失落感越来越强烈，进而转变成对基层党委政府的不信任，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甚至产生“仇官”情绪，干群关系不容乐观。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导致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规划建设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信访矛盾逐年增多。

其次，个别干部缺乏群众观念，“官本位”思想严重，在思想上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在工作上忽视做群众工作，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不重视，不愿到群众中去，不了解群众愿望，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能够充分利用有效手段释疑解惑、化解矛盾，最终“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一些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做不好群众工作，“老办法不管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的问题突出，原因在于不熟悉政策法规，不善于与群众沟通对话，在各种矛盾和群众诉求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尤其是，一些地方的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一大批招商引资项目和民生工程陆续落地实施，这些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问题，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并主要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

因此，如何在围绕发展大局、紧贴中心工作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断宣传、组织、发动群众支持和参与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成为考验执政能力、工作作风和诚信建设的新课题。

五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为此，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要动真感情关注群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拿硬措施保障群众的“衣食住行教医保”，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通过现身说法、算账对比、以案示范等多种形式，最广泛地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取信于民，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我认为，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必须集中群众智慧，依法科学决策，除了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做好群众工作的水平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外，更要及时掌控舆情动态，畅通诉求渠道。

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领导善于做群众工作，有效畅通了诉求渠道，那个地方的党群干群关系就很融洽，那个地方的信访稳定形势就比较好，社会和谐稳定系数就高。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必然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敢于面对各类矛盾和问题，全力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把公开接访、主动约访作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基础工作来抓，作为体察民情、化解民怨的政治任务来做，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只有力量下沉，主动下访，才能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在同群众的朝夕相处中增进群众感情，增强服务本领。

当然，加强督导考核才是根本保障。进一步完善群众工作的目标考核机制，一定要对那些信访问题突出、社会矛盾聚集、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或部门，要约谈党政主要领导，责令其亲自向上级党委、政府交账。对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实行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和评先选优“一票否决”，并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倒查问责。

强化队伍建设是基础。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而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必须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级群众（信访）工作机构，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充实加强工作力量，改善办公环境条件，保障后勤经费投入，解决好有机构干事、有人员办事、有能力做事的问题，积极安排中青年后备干部到综合部门挂职锻炼，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实绩突出、群众公认度高的青年干部予以提拔重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说到“队伍建设”，不能不说到当下比较严重的“官德”问题。首先说明，这里的“官德”不仅仅是政治学视野中人的本质属性，更是人类行为中衡量是非、善恶、美丑的原始精神元素。具体讲，就是官员的本色、本真、本善、本份、本职。这种道德元素，虽然包含着或奠基于社会公德，但更主要的是强调特殊职业中的人们，所遵循的特定伦理道德，其中包括：遵守政治原则、承担道义责任、拥有宽广胸怀，拒绝公器私用，不搞权力寻租，遵循竞争规则，自觉接受制度约束……

不可否认，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迅速改变，也就是工业生产把中国人由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很多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特征迅速淡去。如果从社会群体和阶层加以区别，变化最大者或许是官员群体。因为官员在与民众一起被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重塑的同时，还有一些特有的内容被改变。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官员已经被异化到难以自我辨认的程度，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同让官员充分享受当官的精神愉悦，“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让官员拥有强大的资源调节和分配权力，可以让官员充分享受了价值感。主要是，超额利益的诱惑。

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象或因素中找到原委。先从每年百万人参加“国考”说起。以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争一个岗位，直接把中国人的“逐官”烈度推入历史上少见，世界罕见。为何如此强烈地追逐当官？最重要的自然是由制度而来的利益驱动。中国官员权力很大，同时约束和监督远不到位，这就导致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只要你敢干，单位的资源就是自家的资源，一个“公款接待”就可以让自己和亲友共享集体利益。再加上国人的人文修养和精神空间、价值追求的原因，逐官也便化作不可遏制的社会潮流。

其实，官本身无所谓好坏，有官位就要有人做官，问题在于太多的人往这条道上挤，除了说明当官拥有太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异化甚至丑化官位和权力。为什么很多腐败官员形成唯我独尊的心态，以至于改职务称谓为“老板”的称呼？为什么群众越来越不相信官员会“为人民服务”？个中原因引人深思。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官员“缺德”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为了官位，很多人放弃独立人格，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敢讲真话。中国官员不管职务有多高，只要面对高于自己的官员，便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察颜观色、委曲求全之徒，这在有些单位或有些上司那里是保头上乌纱所必须的。由于没有独立人格，同时缺少独立思考，也便缺少个人魅力，结果只剩下手中的权力，周围的人看重的也是其手中的权力，这就意味着一旦丧失权力，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是，很多领导干部退休后风光不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又是因此而启示为官者，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保官位，同时最大限度攫取利益，甚至不惜冒牢狱危险。

没有政治信仰的支撑和引领，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宗教传统的国家，精神世界注定走向虚无，进而功利化；没有接受权力运行规则约束的自觉，就无法辨明当官为什么和做什么，就会以暗箱操作来扭曲权力和滥用权力；没有价值坐标和道德底线，向上提升便失去动力，功利目标和感官追求就成为一切，这时公权私用和权力寻租成为必然。

在权利和物欲的双重作用力下，官员私欲必定无限膨胀，道德底线一次再被击穿，表现出来的就是官员的权钱色泛滥成灾。当然，其间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就是官员承受着内心的沉重压力。既要出政绩，又要周旋各种关系，这种痛苦是局外人难以感知的。为什么贪官背后都有女人？除了性的需要，恐怕也有以发泄缓解精神压力的原因。

结果，官员道德缺失除造成权力异化，同时也会丑化官员的人生体验和人生价值，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人生意义的丧失。

从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看，那些前“腐”后继的落马官员，平时更注重表面光鲜，而不重视人文修养，结果自然是无尽的痛苦和焦虑。道理不难理解，没有更值得追求的价值，天天生活在功名利禄攫取中，必因无法满足而出现精神和心理失衡。

现在，全社会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基本不存在问题，但我们必须清楚，决定人的行为的有三个方面：信仰信念和道德提升的吸引与推动，内化于心的伦理规则的约束、法纪的强制，三者缺一不可。以选拔使用干部为例，今天还有几个选贤认能的故事流传？更多是功利和贪腐用人的故事在流传。

究其原因，往往以“用人失察”搪塞，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失察，看人并不难，高手过招几招就能测出底数，当领导那么多年，阅人无数，还能看不出一个人的品性和能力？还是因为自己精神境界出了问题，是私利作祟。

六

一个社会没有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文化，很难产生拥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领导干部。中国传统文化中围绕官和权，附加了大量腐朽的观念和文化，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所改善，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回潮，甚至有所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腐朽的东西，也便营造出腐败的温床，让每一个踏入官场者被重塑，且很难洁身自好。

这一点，从中国封建史中已经看到问题所在。

历代王朝治腐鲜有成功者，有的采取罚奉银，不行，就给养廉银，也不行，逼得朱元璋采取严刑峻法，对贪官采取扒皮抽筋点天灯，还是不行。

对此，武则天早有解释：“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

这里的人性，应当是经过了社会和文化的改造。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并且出现几个重要特征：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也就是窝案大幅增长；由规避法律发展到忽视法律甚至不惧法律；封建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制度漏洞，几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牵扯其中；复杂的利益链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

正是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打老虎”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震慑行动，属于扬汤止沸，根本的还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

只有彻底解决中央领导所指出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题，才能保证反腐不会出现“割韭菜现象”。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时期大面积的“官德缺失”？

首先，中国历史没有为官员建构支撑道德的精神空间和价值追求，尽管“留名青史”也召唤过一些人，但由于没有顺利过渡到现代政治伦理，结果与封建社会的特殊阶段相吻合的官德只能走向衰微。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信仰，因政治生态的变化而瓦解，至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精神的吸引，同时又未能建立与执政相吻合的政治伦理，所有希望全赖于外部施加的压力，而不是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也就是没有恒久的主动力。

其次，由于我们长期借助的典范或领袖的魅力来引导官员行为，这在拥有牺牲的革命年代是可以做到的，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或冷战政治生态下，都可以达成目的，进入当前情况下，原有条件都已丧失，代之的是新的规则，比如所有人都在一种规则和权力运行方式中进行博弈，虽然相互必知底但却知形知意，这直接影响着高尚度，比如不再有人让他人真诚敬仰，这就导致精神的困惑与非权力因素的缺失。

还有一点，缺少刚性制度的震慑，人人都以钻制度空子来衡量问题，约束力严重下降。比如说，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一再加大，至今已有多名省部级官员被党纪国法惩处，此外还有平均两天一个厅局级官员落马，为什么仍然让人有管不住腐败的感觉？个中原因是制度设计尚未满足需要。没有制度作基础和后盾，所以的自治都只能是扬汤止沸。

于是，我们又要扪心自问：怎样才能培养起官员的高尚品质？

我的看法是，党风廉政建设和法治精神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同时，下大力气做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文化繁荣工作，真正形成激励人、引导人、塑造人的良好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必会改善，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这是一个浩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

需要强调的是，在转变党风政风的过程，要把现代政治学视野里的政治伦理规则确立起来，让权力运行和官场文化、官场价值标准实现突破。如果将政治伦理具体化，那么就可以说，既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就应当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能同床异梦，双重人格，也就是坚持入者不疑，疑者不入的原则；既然你进入的是政治组织，你就应当维护中央的权威、领袖的权威，不能因利益绑架或价值观的差异打破规则，造成政治权力碎片化……如果想更感性，那么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即可说清：“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

这就是再浅显不过的政治伦理！

古代的中国，一些地方“芝麻官”，尚且知道这些浅显的道理，何况今人乎？

当一种环境氛围形成后，要想改变，必须靠强有力的制度，而制度设计又必须有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推动。最伟大之处是推动制度变革约束自己，才有长治久安的可能。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中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想必，此言背后，应该也有内乡县衙这副对联的一份“功劳”吧。

七

其实，早在习近平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朱鎔基、李长春、李岚清等在视察内乡县衙时，对此联都曾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已经无法辨别当时他们目睹此联时的眼神和心情，但我一定知道，“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主簿衙大门对联）。

而且，他们那时那地，也一定看到了主簿衙大门上的另一副对联：法规有度天心顺；官吏无私民意安。

真若如此，内乡县衙幸哉，中国百姓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