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回忆有时很痛》

一、老师

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师张兰勋，他是我一年级到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庞，鼻梁上总是架副灰边眼镜。张老师酷爱整洁。秋天一件驼色中式制服，夏天一袭白色的衬衣，什么时候都是干净利整。

张老师的语文教得是相当好。他讲起课来，不仅语言生动有趣。还不时打着手势，我们班的同学，都非常喜欢听张老师讲课。张老师的脾气也很柔和，他从不轻易对同学发火，也从不打骂我们。遇到班里有的同学犯了错，他总能耐心教育，循循诱导，直到同学心服口服为止。

可没想到这样好的老师，却在文革中遭到了厄运。

那是个炎热的夏季，我刚上二年级。那天一大早，我刚走进班级，就发现班里同学的神情不对，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友雅涵悄悄告诉我说，张老师被一帮戴红袖章的带走了，我一下子惊呆了。

我是这些天看见学校，经常有红卫兵出来进去。可是对老师的被抓走，还是感到很意外。(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更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我在大街上看见了张老师。

此时的张老师，被好多红卫兵反绑着双手正在游街。他的头上，被扣上了一顶尖尖的高帽子，那上面写着；打倒地主分子张兰勋！老师的名字上面，还被人用红笔重重地打了个差。

再看看张老师，现在满脸是土，低头哈腰。就连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白衬衣，此时也脏得不像样子。当张老师抬起头来，他发现了我吃惊的目光。张老师冲我微微笑了一下。可我的心里，在那一刻忽而好难过，我的眼泪不听话的落了下来。老师看到我哭了，急得直朝我示眼色。他是在告诉我别哭!别哭!。就这样，我跟着张老师后面，一边走，一边掉泪，也不知走了多久。

街上的人很多，也很乱。人们拥挤着，挤着挤着，我突然一下看不见张老师了，他不知被带向了哪里。没办法我也只好回家了。谁料第二天一进教室，就有同学告诉我，说张老师的家，在江苏一带。他被游街的重要原因，他的爸爸解放前是大地主，属于剥削阶级。

时间不长，张老师走了，他被红卫兵遣送回了老家。我和同学们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大家抱头哭成了一团。

从那以后，再也没看见过我的张老师。接着，我的父亲也因开过裁缝铺被定为小业主，关了黑屋。两个月后的一个深夜，我家被抄了。

二、抄家

总感觉那几天怪怪的，因为在那几天里，爸爸总是被造反派叫去问东问西。

没想到就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刚沉沉入梦，就被一阵咚！咚！咚！的砸门声惊醒。

"-开门开门！！快点开门！"来人气势汹汹。

我的妈妈面色苍白，她叫我赶快穿上衣服。等我刚套上鞋子，一伙佩戴红袖章的人，便凶神恶煞般地闯了进来。

我打眼一看，原来他们是爸爸单位的一些年轻职工，其中有几个还是爸爸带过的徒弟。平时对我一直笑呵呵的脸，仿佛一夜之间，被冰雪覆盖住了，他们变得横眉冷眼，冷若冰霜。

我被眼前的气势吓坏了，就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襟，大气也不敢出。再看看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他们也一个个呆若木鸡。-

一盏二百多瓦的炽热大灯泡，瞬间被他们挂在了墙上摆放相片的镜框前，下面摆放的是我家唯一的立柜。（相当于高低柜，里面可放衣服）。

“给我搜搜，看看这里面藏了贵重东西没有?"有一个像是领导的下达命令说。

“是！”一群红卫兵唯唯诺诺，积极响应。于是，开始有人翻箱倒柜，有人满屋搜寻，他们胡乱翻腾起来，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找什么东西。谁料挂在墙上的镜框玻璃，忍受不了这巨大热量的冲击，呯！的一声炸个粉碎，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瞬间，镜框的玻璃渣子溅得满地都是。

我家堂屋的正中间，由爸爸临时搭起了一个小阁楼，爸爸喜欢睡炕，这里是用来堆放杂物和冬天烧的柴火。谁知这小小的，不起眼的小阁楼，也竟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只见他们个个瞪起眼睛，就像是哥白尼发现了新大陆。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说了了老半天，最后还是由一个外号叫做半截翁的大胖子，自告奋勇地爬了上去。

半截翁蹲在阁楼上面开始认真翻起来，他可能太想立功了，使劲地地翻腾。可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没曾想小小的架子阁楼，早已承受不起他那肥胖的身体，呼啦一下子垮了下来。扑通1！一声,半截翁被重重摔到了地上，好半天爬不起来，屋子里顿时尘土飞扬，乌烟弥漫。

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我被半截瓮的窘样逗乐了，哈！哈！哈！我笑起来。忽然，妈妈拽了一下我，还用眼睛瞪了我一下。我一看形势不对，赶紧闭上了嘴巴。

后来，他们这伙人，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强行抄走了二姐婆家送给二姐的准备结婚的手表，还给我家所有的箱箱柜柜贴上封条，然后，一个个灰溜溜的走了。

时间不长，在父亲单位的逼迫下，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四姐下放农村。那一年，我的大姐正在上大学，二姐参加了工作，我的三姐于头一年随大批知青下乡插队。

三、下放

一辆又旧又破的平板车，在马路上吱吱呀呀地前行着。在她的上面，装满了我家的家用东西。

七月的天气，太阳晒得地面直冒油。知了在树上拼命的嘶叫，树叶也被热得卷起了叶子，失去了往日的朝气。

我的父亲在前面弓着个腰拉着车，我和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在后面推车。有时快走上一小段，有时小跑伤一小段。经过几个来回奔波。最后，我们终于站在了被下放的村子。

村支书派人把我们家安排在村外的一间旧窑洞里，做为我们的临时住所。

站在窑洞的外面，我有点不知所措。看着不时有土块从窑上脱落下来，哗啦哗啦的响，听得我胆战心惊，生怕有一天窑洞会突然塌了下来。

和家人走进窑洞，里面光线好暗啊。愈往里走，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长这么大，第一次住进窑洞，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突然，我大喊了一声；“妈妈你看。那里有个棺材，我好害怕。”妈妈和姐姐哥哥在同时也发现了窑洞的深处，摆放了这么个东西。

妈妈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怕不怕，不就一个棺材吗？”。村里有人笑着说；“那是某某放的，有啥可害怕的？”。

可我还是害怕，我不愿走进窑洞。看我实在害怕，妈妈就求村领导；“请你们还是把那个东西搬走吧，要不我的孩子会害怕。”

后在妈妈的几次央求下。村里最后派人搬走了那个东西。我这才跟妈妈又走进窑洞。

忽听窑洞外面人声嘈杂，我赶忙跑出了窑洞。一看外面来了好多村民来瞧热闹。就在这时，一个头戴帕帕的老婆婆向我走过来说；“女子，你家有梳子没有？让我把“多朗”（地方话）梳一梳”。我有点糊涂了，看看其他村民。问他们她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有个中学生摸样的女孩告诉我说，多朗就是头，老婆婆想借你家梳子梳头发。我明白了，赶忙回身在我家包袱里翻，最后，找出梳子递给那个婆婆，就看她拿着梳子，在自己长得并不是很多的头发里滑来滑去。

窑洞里又闷又热，还不亮堂，我实在是不太喜欢。所以闲时总是问着母亲：“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我们的家？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住？”。我总觉得城里小巷里的房子，才是我真正的家，我搞不明白妈妈他们来到这里到底干什么。

妈妈呢，也总是微微一笑，无可奈何地说；“孩子，两年，两年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听了妈妈的回答，我就期盼着两年快点过去，两年后我就可以回到我喜欢的家了。

我在盼望着，盼望着。

四、浇地

时间不长，大姐分配工作了，两年后三姐，哥哥也相继参加了工作了，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好转起来。

而在农村的家，就剩下四姐，我和母亲。父亲还是在城里继续上他的班。母亲说的那个两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两个两年过去了，我们还继续在农村的这块土地上生活。我再也不问母亲什么时候回城里，因为一问到这个问题，母亲总是流露出一种伤感，一种忧郁。

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有几年的包产到户。我家没有劳力，地又分的远。村里有些农户就欺负我家没人。他们无论是去地里上肥追土，还是浇水都从我家地里过。我家的那一亩三份地里的脚印，车辙，水印到处都是。我的妈妈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但也是敢怒不感言。我和姐姐也是恨得牙痒痒，但也无可奈何。人家是本地人，有的是势力，我们根本就惹不起。

还有那时农村的水是很金贵的，每年的浇玉米地就家家轮着来浇。因我家是外来户，所以我家浇地也总是被排在最后。

妈妈由于心情不畅，忧郁成疾，身体很不好，根本干不了重活。家里其他人都有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家的地就靠我和四姐浇。

夜里十二点后，轮我和四姐去玉米地浇地。看四周黑漆漆一片，我们姐妹俩吓得要命。但也不能不浇地啊，因为过了第二天就轮过去了，再等玉米就会干死。

就这样，我们姐俩一人一头。姐姐从哪边开口，我从这边看着水流满了再堵上。心里再害怕也没有办法。忽有风儿吹过，吹得玉米叶子哗哗作响，我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耳听有狗叫声，猫叫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忽大忽小，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时越想越害怕，就三开脚丫子向姐姐那头跑去，我和四姐抱头痛哭。就这样，连着好几晚上坚持着坚持着，我们终于浇完了地。

当然，在农村的时候，也有许多村民心地善良，他们一直在善待我们，也不把我们当外来户看。给我们送吃的，有时还帮我们家干干活。我的母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他们也总是表示感激不进。还经常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小坐。要是哥哥姐姐带回来一些食品，妈妈就给他们送一些过去。

回忆有时很痛，可怜的母亲最终没等到回城的那一天，她走了，被葬在了那个她不喜欢的地方。

而那些童年和少年的经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她就像记忆海里的小浪花，起起伏伏，波折不断，也让我在磨难和困苦中，渐渐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