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着的坎坷岁月

几近40年过去，每每回想起那段饱蘸青春，激昂挥洒，浓墨重彩并深深影响着我日后人生坐标的知青生涯，心中总会隐隐生发出暗流涌动般异样的感觉，似五味杂陈一股股交织着浮出，苦痛的、快乐的，失去的、得到的，苦辣酸甜咸。细细咀嚼之余，又是那样的耐人回味，仿佛发生在昨天，让人刻骨铭心。

一 新的起点

那是1974年7月份，跟着爸爸走“五•七”的我于昭乌达盟赤峰县东方红中学毕业。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身份上的根本转变，并将成为千千万万个“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已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少数先觉者的引领行为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组织行为。上山下乡已成为知识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经之路，“广阔天地”是哺育知识青年茁长成长的革命摇篮，贫下中农则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无二选择的先生和老师。所有这些，是那样的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由不得你信或是不信。

10月初，在家中苦苦等熬了几个月的我，终于接到县知青办的下乡通知。那年，我不到19周岁，仿若刚刚出窝、开始自己觅食的小鸟，为着历练生存的本领，带着单纯、迷茫、新奇走出了家门，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在茫茫人生旅途中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这批知青（6男5女）得到了组织上的关心与重视，县知青办主任尚文叔叔亲自把我们送到了新家——赤峰县美丽河公社新安屯大队青年点。临别时，尚文叔叔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更要给你们的父母争光。”这既代表组织又饱含着父爱深情的嘱托，在我那白纸般稚嫩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好似茫茫大海中那盏闪烁不息的航标灯一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时时引领着我、鞭策着我前行。

二 集体创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新安屯，我们得到了大队力所能及的关照。怕这些知青吃不了苦，大队成立了创业队，以这十几名知青为主体，吸收了部分农村青年，也算是让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学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大队还专门为创业队派了一位50多岁的老贫农，大家亲切地称他“季大爷”。这些年来，只要我一想起季大爷，就会联想起了作家梁斌的小说《红旗谱》中那愤然砸钟的朱老巩：圆脸络腮，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紫铜般的脸上透着朴实与刚毅。干活时，季大爷对知青们像师傅般耐心尽责，每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且不厌其烦，恨不得把一身的本事一股脑都传给这些青年；在生活上也是粗中有细，像一位慈爱的老父亲。在小青年的心目中，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形象气质，季大爷都堪称“贫下中农”的典型代表，无愧于这一光荣称谓，自是从心里往外多了几分敬畏。“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这句当年几乎成为知青口头禅的至理名言，我最早就是听季大爷说出来的。

在创业队的那段日子，真的可以算是我们知青的《青春之歌》、《火红的年代》，如歌如烟。我们秋天割地，冬天修梯田、送粪，春天浇地、种地，很多农活都干过；有时各生产队活忙，还会去生产队帮工。知识青年与农村青年和睦相处，男女青年之间互相体谅关照。印象最深的是修梯田时抬筐，男生在后女生在前，男生总是要把筐绳往自己这边码，以减轻女生那端的重量。而女生也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关照着男生。记得有次晚间收工回来，当班做饭的一位女生不仅做好了饭，还把几个男生换下的衣裳都洗了；我那双脏兮兮满是泥土的兰胶鞋洗刷得干干净净不说，鞋前面让大母脚趾顶出的黑洞也用同样颜色的线、匀称细密的针脚密密钩织在一起，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尽管当时自己没好意思去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但却一直把它作为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美好记忆。

农村缺少文化生活，到了晚间，劳动之余，很多知青则不甘暴弃，自觉地利用那点宝贵的休息时间，或是通读马列原著及毛泽东四卷，或是写日记，一时蔚成风气。当然，那个时期，那样的形势，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动力，经常会催生出学习马列的典型。那一年多的时间，我将毛泽东四卷竟通读了两遍，很多地方还划上了红杠杠，以至于现在写东西也还会引用老人家的经典之句。当然，所记的日记除学习心得外，多是记录劳动中的体会或是思想上的波动；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有些完全是自己小题大做，是在“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或是狠斗了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而为之。很典型的一件事：点里一位念书时就很讲究的男同学，有时会穿着一双皮鞋和料子裤，引起了部分青年的议论。现在看起来那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都是过去爸爸穿剩下的旧东西。听到大家议论，自己头脑一热就写了一篇日记，不指名的评论了知青中出现的类似现象，倡导知青艰苦朴素，刻苦改造世界观，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感觉到写得很好，就稍加修改投到了公社广播站，很快也就播出了。这件事情在青年点中引起了小小波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尽管支持我的人占多数，但因此我却与那位同学之间出现了隔阂，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招工后的一段时间。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时，总会隐隐的有一种愧疚感；是我的举动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挫伤，也影响了互相之间原本平和的感情。多年来，私心作怪，我一直没有想到向他道歉；尽管我知道那件小事他早已扔到了脑后或许忘掉了，但我仍要在这里发自内心地向他说一声对不起。回城后全副精力投入学习工作，那三年多一篇篇写下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十几本日记搁置几年后，一念之下让我付诸一炬；待几年后稍有醒悟时，已是灰也见不得半点踪影，悔之晚矣。

三 下队锻炼

来青年点约半年后，我无论是身体还是生活上都已经慢慢适应了，而且还有很多潜能似乎并没有发挥出来，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于是萌生了去更艰苦的环境锻炼自己的想法。

我找到了大队张书记和吴主任，向他们表明了想下生产队锻炼的意愿和决心。最初，他们听了我的请求还稍稍感觉到有点突然，但并没有认为不切实际，随即肯定和表扬了我的想法和举动，说研究后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我想，这也说明他们对我半年多的劳动表现应该是有所掌握的。

两天后，我被召到了大队部，吴主任告诉我，经大队研究决定，任命我担任×队的政治队长。这决定是那样的突如其来，让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我当时刚刚20岁，什么经验都没有，只是抱着去更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的朴实想法，怎能挑起管好一个生产队的担子呢？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简要知道了×队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多年穷队，家族关系盘根错节，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队长、会计、打头的（相当于组长，领着社员干活的）等又都是同姓一宗。大队之所以派我去那里，也是因为我是知青，不掺杂任何人际关系因素，至少可以改变一下那里的现状。主任最后说：“小康，你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要放开手大胆地干，依靠党员和基本群众，大队支持你”。主任话中充满了信任和期望，也坚定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只有欣然领命。当然，终还是怀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没有一点底数。

那时，每个生产队都配有一名政治队长，一名生产队长。政治队长是一把手，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上级精神，抓学习，把握方向；生产队长主要抓生产，安排每个阶段的生产任务，张罗生产队的吃喝拉撒睡，每天早晚还要站在生产队院中派活，安排第二天的事情。我没去时，×队队长是一身兼二职，所有事情没的人研究，自己说了算。我的出现，无疑对沿袭了十几年的家长制是一个制约和削弱，甚至人未谋面事实上他就已感觉到了这一点。我预感自己将要走的路是艰难的、坎坷崎岖的。

四 艰苦磨砺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深知，要想在生产队站住脚，扎下根，首先要身体力行。因此，我从担任政治队长的那天起，首先在出工上就把自己等同于一名普通社员，和他们干同样的活，吃同样的苦；春种、夏锄、秋收，起圈、掏粪、送粪样样不落，没搞过一点特殊化。由于我的介入，原本一潭死水样的×队也开始时不时出现了微微的涟漪，有时还会激起一朵小小浪花，一些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陈规旧习和伤损群众利益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制约。而初出茅庐的我，自然也开始承受着一次次来自角落中的挤压。

记得那年春夏之交，我和社员们一起耪（锄）地，一干就是十几天。只在高中时耪过几次地的我，无论是体力还是熟练程度上，都远比不得从小就下庄稼地的生帮子和那些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把式，即是那些正当劳力的姑娘媳妇我也是望尘莫及。那天上午，只一个来回，我就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越是落后，心里越是着急，手脚越发不协调，手上很快磨出了几个血泡，火辣辣钻心的疼；加上烈日当空，满身的汗水湿透了衣裤。一些先耪到头的社员跟着打头的已经开始或坐着或躺着在地头歇气、喝水，积蓄着新的体能。我则拼着全身的力气左一锄、右一锄地还在后面耪着。好不容易快到了地头，没想那歇足气的打头的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又开始领着那些歇过气的人像400米赛跑一样，每人一条垅地“杀”了回来，我的心顿时慌了，原本想歇歇气的那点渴望如莹莹火苗被兜头一盆凉水无情地浇灭了。我意识到了，这哪里是耪地呀，这是要把我拖垮，要我出丑呀。当大多数人陆续耪完第二个来回开始二歇时，我还剩下得半小时才能耪到头的整整一条垅。我只感觉浑身无力，精神也快崩溃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只是机械地在信念和毅力的支撑下一锄锄的耪着。就在我感到万般无助的时刻，就在我感觉快支持不住的时候，我的前方出现了两个人影，且愈来愈近。我看到了，那是两位好心的大嫂，她们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或许还是顶着冷眼和闲言碎语，一前一后的来接应我了。我只觉得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周身，双眼开始模糊起来，同时也拼命地向前耪着、耪着。会合的时候，她们都没有说话，会意的投来了友善与同情的目光。之后的那段时间，经常会有热心肠的人在干活时接应我、帮助我。尽管每天收工浑身都像要散了架一样的酸痛无力，但我心中却有苦有甜，因为我的身边有一群好心人。那些天，我常常会一顿饭吃下一斤苞米面饼子。

有一段时间，队长推说身体不好告了假，每天早上派活的担子也同时落在了我的肩上。一天，不知什么原因，上山拉石料（生产队唯一的副业）的两挂大车中的一个车老板儿也开始闹起情绪，呆在家里编凉席，任我苦口婆心的做工作，仍是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我不顾大家的劝阻，让另一个车老板儿把两挂四套的马车套好，我这个只赶过几次驴车的青年和那车老板儿一人一辆赶着上了山。上山是空车，后车跟前车，轻而易举；可下山则是装满石料的重载，而且要过几道山梁，不是老车把式都是不敢轻易綽弄的。多亏那位车老板儿，危险的地方总是他的车先赶过去，再回来赶我这挂车，路途平坦时交给我赶着，跟着他的车走。重载车下大坡时很是凶险，车老板儿身体紧靠在左侧的车辕后部，右手死死搂住马车的闸柄，左手持鞭指挥着牲口，脚底步步紧蹬，上身全力后倾，和那辕马共同用后坐力阻滞着重力加速度的马车，使其缓缓下行着，直到平地时方可大喘一口气。待下到山底，车老板儿已是浑身大汗，我俩那紧紧揪着的心也才算松弛了下来。那几年，年年都会有拉石料的马车不慎翻在沟里，后果可想而知。事后，大队吴主任找队长谈了一次话，严厉的批评了他的一些做法。

由于我秉持公正，以身作则，能够事事替社员着想，加之肯于吃苦，农活越来越熟，很快在生产队争取了大多数基本群众。

记得那年秋天，也是连着十几天割高粱，几十名男女社员跟在打头的后面，按常规每人一垅的割着。我有了此前的割荞麦、割黄豆、割谷子的实战锻炼，在割庄稼上已经算得上成手了。割着割着，看着前面那打头的，我突然想起了那次耪地时发生的事情，突然萌生了要和他比试比试的想法。心里想着，腿上和手上已不知不觉加快了速度，镰刀所到之处，只留下歘歘的响声，不大工夫，就像在高速路上超车那样一个个地超过了在我前面的人；后面的一些年轻人自是心领神会，紧紧尾随着，一鼓作气追上了打头的。看得出打头的有些心慌，因为耪地、割地有不成文的规矩，必须跟在打头的后面，或许人们一直认为也不会有人能超过他。我俩开始齐头并进，每人后面又都跟着一拨人，好似两只拼力夺冠的龙舟一样，憋着气，铆足劲，互不相让。终于，在僵持了50多米后，我领着那拨年轻人百米冲刺般越过了他，这时打头的完全乱了阵脚，腿手越发不听使唤，扔下镰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二十六七的汉子竟委屈的呜呜哭了起来。我胜利了，打心里往外兴奋，终于用行动证实了自己，感觉给父母也给知青争了光。待割到地头，回转身时，打头的已经不见了踪影，我知道是我的虚荣心和隐隐的报复心理若了是非，毕竟我是政治队长，怎应这样小肚鸡肠呢？吃过晚饭，我敲开了他家的门，发自内心地当着他老母亲的面向他赔礼道歉，承认了错误。我的主动和诚恳深深感动了打头的和他的母亲及家人，他自然也向我道出了那次耪地时的真相。我们互相原谅、理解了对方，并从此成为了交心的朋友。

没几天，我听到有社员反映，说村西那片刚割倒打捆但还没扦穗（用戴在手上的方形扦刀将高粱穗从秸秆上割下来）的高粱丢了好几捆。第二天早上，天还灰朦朦的，我脸也没顾得洗就顶着大雾悄无声息地来到那块开阔的高粱地附近，蹲在干涸的水渠边，眼睁睁地注视着高粱地的动静。没多久的功夫，就看到一个黑影走到高粱地中，吃力地将一大捆高粱架在后背，另一头拖在地上就往村里走。我没敢打草惊蛇，只是悄悄地跟在后面，他走我也走，他歇我也停。当他拖着那捆高粱走到村西头一个院子外刚要推门时，我在后面一脚踩住了那捆高粱，这时的天已经大亮了。那人扔下高粱，回过头看到了我，我也认出了他，原来是队长的小儿子。这时队长从家中走了出来，二话没说搧了儿子一耳光。我平和而又透着威严地说了一句：“把队里的高粱送回去”。从那以后，队长对我恭敬了许多，也是因为我没有公开处理他的儿子，心中多少存着一点感激。

这一年多，我好似一下子长了十几岁；这一年多，我感觉把几年的苦都吃完了。

五 入党提干

大约1976年五六月份，鉴于我一年半多的工作表现，由大队提名报请公社批准，任命我为新安屯大队治保主任。自此，我结束了×队政治队长职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付出勤劳、汗水与心血的那片热土，离开了曾朝夕相处并结下深厚情谊的贫下中农叔婶和兄弟姐妹们。

9月9日，大队党支部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接纳我为中共党员。我心里自然清楚，我能入党实属不易。记得上小学时，眼看着一个院的同班同学把家里的铝锅和白面奉献给班里熬糨子贴大字报，很快就戴上了红小兵袖标，而我则因为爸妈的小地主和富农成分与这些荣誉无缘。宣誓前，吴振学副书记找我谈了话，我只记得这样一句：“小康，你能入党不容易，你付出了辛苦，是干出来的”。那时，人们把入党看得比天高，比地大，刚刚21岁的我，完全被感动和激动包围着，以至于宣誓后，大队支部书记让我表个态，面对会场30几名党员的我，竟然是满眼热泪，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两个小时后，广播中传来了附伴着哀乐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一时间，天地恸哭，举国同悲；刚刚入党的我，那颗因无比喜悦无比激动而骤然升温的心，即刻若坠入在失去亲人般万分悲痛的茫茫冰海中，许久不得平复。

之后，我被抽调到公社，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倒蹲点”，实际上与现在挂职锻炼中的“上挂” 形同孪生，如出一辙。在公社的几个月中，我没有吃到什么苦，有时会随着领导下到各大队蹲点、了解情况；也曾在公社大会战工地做过临时宣传员，竟然还结合大会战的热火朝天场面写了几首狠批帝修反的顺口溜在广播中播出。

一天，公社知青办主任通知我，说过几天要召开一个全公社知青参加的讲用会，除请公社知青先进典型、上海知青杨××做事迹报告外，还要我给大家讲一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我急得连连推辞，理由很简单，杨××是公社树立的从上海大城市来这里扎根的典型，知名度很高，我这个随父亲走“五•七”的沈阳知青怎么能和人家比呢?主任告诉我，不要推辞，这是请示公社领导后确定的，而且一定要好好准备。到了讲用那一天，我也还是没有理出个头绪，只是事前像放电影那样把自己这两年的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心一横，说到哪算哪吧。

那天的公社小礼堂座无虚席，轮到我上台时，面对着一百几十名知青，感觉脑子里空空的，那颗高度紧张的心在砰砰跳着。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刚到青年点时尚文叔叔说的那番话，于是略微镇定了一下，像今天写这些文字一样，按照时间顺序，就从尚文叔叔送我们说起，一段段、一件件开始向大家讲述我所经历的故事。我讲到了创业队，讲到了在×队耪地、赶车、割高粱，讲到了放炮，讲到了要为父母争光、为知青争气，不知不觉中竟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期间，开始时还是鸦雀无声的青年们情绪上受到了感染，几位感情脆弱的女知青无声地啜泣着、抽噎着，不断擦拭着眼中涌出的泪水。我忘记了是怎样的结束了讲用，也记不得是怎样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的讲台。那次讲用后，我在公社乃至县里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

1977年初，公社委派我到青山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挑重担”。大队全面工作有书记，生产上有主任，我这个副书记除协助书记开展一些常规工作外，还分管计划生育和知青工作，和东电一公司的几十名知青住在一个青年点。管理青年点的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次打狗。

当时点里有个男青年，从家中带来一条大狼狗。那时的农村已经不准养狗了，无论是家狗还是野狗，经过几次大规模猎杀运动基本上绝迹了。而这只狗开始还拴着，后来竟然放养了，经常蹲在伙房门外，吃些剩饭剩菜，青年们也很喜欢它。后来这狗就不老实了，几次无故追逐过往的老百姓，险些酿出祸端。大队书记曾和我提过这件事，我也几次和带队干部提及，并告诫那个青年赶紧把狗送回家，否则大队就采取措施了。可他当时并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给青年点做饭的大爷几次向我诉说那几个青年由于不满于伙食，经常拿狗说事，指狗骂人，心里憋气，又不敢惹他们，提出不想在这里干了。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一股火从心底涌出，即刻回到我在大队的办公室，拿了一只半自动步枪，并压上了三发子弹。那时大队民兵连的枪库就在我办公室里间，管理得并不严格，大队干部拿着枪出去打狗是常有的事。我来到青年点伙房外，做饭的大爷、那个青年、那条大狼狗还都在。我是先礼后兵，向那青年说道；“上级有规定禁止养狗，你还养到点里来了，这不是明知故犯么？赶紧把狗送回家，否则我就代表大队把它处置了。”听了我的话，他竟无动于衷地说：“书记，你处置吧。”我当即端起枪，对准了那狗的头部，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眼前的一幕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养狗的青年竟瞪大了眼睛一时愣在了那里，待反应过来后边哭着边和我撕巴着抢枪时，我已将枪膛里的另外两颗子弹快速退出，揣在了裤兜里。长他三四岁的我，哪里会把枪让给他呢，尽管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这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因为那狗，那个青年没吃饭，我也没吃饭。这一宿，我几乎没有睡觉，他们几个要好的青年也是后半夜才睡的觉。我自是担心并提防着他们的报复，而他们则将那已经没有了气息的爱狗退毛剥皮、开膛破肚，不过夜地烀着吃了，说起来还是单纯。第二天下午，经点里带队干部的汇报，公社知青总带队干部通知了那养狗青年的爸爸，两人一同来到青年点。他们既是东电一公司的中层干部，又是至交的好朋友，自是你一句我一句将那养狗的儿子痛批了一顿。尽管他们没有责怪我，甚至还为我开脱说“做得对！”但我仍向他们检讨了自己的草率与冒失，并向那青年道了歉，握手言和。经历了这件事后，我感觉在性格上沉稳了好多。

半年后，由于几年的紧张劳累，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最明显的症状是：没有一个会能够开得下来，没有一场电影能看得下来，没有一份文件能够读得下来；绝不是夸大其词，粉粹“四人帮”时，向全体党员传达中央文件，身为副书记的我，在台上读着读着不知不觉的就睡在了那里。期间，曾几次回县里治病，没有效果；还是79年回到沈阳后，经过几年的调理与治疗方才痊愈，这是后话。

77年底招工时，公社给了青山大队一个名额，我自此结束了三年多的知青生涯。

六 无怨无悔

我不能忘记，在青年点，在创业队，在生产队，是农民季大爷和像季大爷一样的人们为我们这些城市青年补上了这一人生必修课，使我们体验了农村，接触了农民。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农民，是社会的根基。

我不能忘记，在我处境艰难的时候，那里的裴妈妈让他的儿子把我找到家中，像待亲生儿女一样为我擦眼泪，给我做饭；刚过大年初五，当我只身一人回到生产队时，很多社员甚至互相争红了脸地拽我去家中吃那顿虽不丰盛但却热气腾腾的饭菜，真的是鱼水情深。

我不能忘记，在我成长的身后，有我知青战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生病时他们忙前跑后，无微不至，使我时时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独；更有党组织也有像张书记、吴主任、生书记这样既是领导又如长兄，是他们发现了我，培养了我，支持了我，保护了我。

我不能忘记，77年招工时，全县大约有十几名当时在公社和大队“挑重担”的知青，大多被安排在了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有组织部、宣传部、县委办、人事局、劳动局、知青办等，这是组织上母亲般的呵护与出以公心的担当。

近年来，每每看到、听到几百上千的优秀大学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农村担任村官，用一颗红心、满腔热血、多彩年华改变着那里的贫穷落后，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起当年下乡和下队时的情形，一缕浓浓的知青情节、农民情节总会在瞬间溢满心田。

客观地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已被时代的车轮远远抛在身后，并永久地定格在那里，成为了历史。今天，作为曾经的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之一员，我所能做到的也应该做到的就是以理性的思维去正视那段历史，以真实的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去回望那段历史。我愿意把那些经历与感受化成散放着淡淡泥土芳香的文字，奉献给曾经和我共同走过那段坎坷历程、亦或有着相同、相近经历和感受的知青战友以及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们；倘若人们能从中汲取点滴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养分与力量，我则无比欣慰！

康尔平 为赤峰市政协文史学习委编写《下乡知青在赤峰》征稿而作 2014年8月30日完稿（QQ282739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