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1)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在消失。对我来说，最惨的事情是对图书馆的洗劫：金色瓦片的房顶，精雕细刻的窗户，漆成蓝色的椅子----书架被推到了，一些学生只是为了玩闹就把书撕成碎片。之后，叉形的上面有黑字的纸条被贴在洗劫之后剩下来的门窗上，以表示这座建筑被封闭了。

书是毛泽东命令要毁掉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书不是在最近几个月写的，因此没有在每页上都引用毛主席语录，一些红卫兵宣布，这些书都是“毒草。”只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有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晚期作品例外，毛夫人利用鲁迅的名字寻私仇，全国各地都在焚烧书籍，国家丧失了大多数文字遗产。很多幸存下来的书之后又做为燃料进了人们做饭用的火炉。

但是，我们学校里没有篝火。我们学校的那个红卫兵头目是一位相当有良心的学生，他十七岁，长相相当女性化。他被推举为红卫兵头目是因为他父亲是省里党的领导，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野心。尽管他不能制止一般的财务毁坏行为，但是，他确实做了努力以避免书籍被焚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像每个其他的人一样，我被认为参加了“革命活动。”但是，我，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是能够躲开这些行动的。因为，破坏活动不是有组织的，没有人能肯定我们参加了活动。我可以看到，很多学生痛恨这些活动，但是，没有人试图阻止这些活动。就像我自己一样，很多男孩女孩不断地告诫他们自己，对破坏活动、对需要改造感到抱歉是错误的。但是，在潜意识里，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我们立马儿就会被打垮。

到这时，“批斗会”正在成为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一群歇斯底里的人卷入批斗会中，很少见有批斗会不动粗的。在毛泽东的亲自监督之下，北京大学领了头。在六月十八号，第一次批斗会上，有六十多名教授，系领导，包括校长被打，被踢，并被强迫跪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被强迫把锥型帽戴在头上，锥型帽上写着羞辱的标语。墨水被泼在他们的脸上，以把他们弄黑，黑色是邪恶的颜色，标语贴满了他们的身体。每两个学生抓住每一个受害者的胳膊，再把胳膊向身后拧，然后把胳膊向上推，用劲之猛，几乎要使胳膊脱臼。这个姿势被叫做“喷气飞机。”不久，“喷气飞机”就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大多数批斗会的一个特点。

我曾经被我们年级的红卫兵叫去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当我看见有差不多十几个教师站在操场的高台上，他们的头低着，他们的胳膊被拧成喷气式，恐惧令我在炎热夏日的下午直打哆嗦。然后，一些教师被用脚踢，踢在膝盖的后面，强迫他们跪下来。同时，其他人，包括我的英语老师，一个拥有典型绅士风度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被强迫站在一条又长又窄的板凳上。英语老师发现，他很难保持平衡，摇晃，然后从板凳上掉下来，他的前额磕在板凳尖利的角上，磕出一道口子。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红卫兵本能的弯下腰伸出胳膊想帮助他，但是，他立马儿又站直，夸张的摆出一副严厉的姿势，他攥紧拳头喊道：“回到板凳上去。”这位红卫兵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在“阶级敌人”面前是一个软蛋。鲜血从那位老师的前额上流淌下来，并在他的脸颊上凝固下来。

他，就像其他老师一样，被指控犯有所有种类的罪行，但是，他们在这儿挨批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有级别的教师，因此也是最棒的教师，或者是因为一些学生怨恨他们。

多年之后，我得知，我们学校的学生表现得相当温和，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声誉很高的学校，在我们学校读书的学生都很成功，都具有学术倾向。在那些吸纳更野一点的男孩子入学的学校，有老师被打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学校，我只看见过一次殴打老师的事件。我的哲学老师有点儿看不起那些在她的课堂上表现不好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恨她，现在，他们开始指控她“堕落。”“证据”是她在公交车上碰见她的丈夫，他们彼此聊天，一见钟情。这个证据反映出文化革命是极端保守的。在不经意间相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表现。男孩子们把她带进一间办公室，对她“采取革命行动”----采取革命行动是痛打某人的好听的说法。在采取革命行动之前，他们特别把我接过去，强迫我加入这一行动。“在那见到你，她最宠爱的学生，她会怎么想？”

我被认为是她最宠爱的学生，因为她经常表扬我作业做得好。但是，我还被告知，我应该去那，因为我特别软弱，需要补上“革命的一课。”

当殴打开始的时候，小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我蜷缩在人群的后面。几个同学把我推到前面，让我参与殴打老师。我没有理会他们。在人群的中间，我的老师被用脚踢，她痛得在地上翻滚，她的头发散乱着。当她哭叫，央求住手的时候。正在打她的男孩冷冷地说，“现在你求饶啦，你不逞凶啦，现在好好地央求我们。”他们再次踢她，并命令她给他们磕头，对他们说，“请留我一条命吧，主人。”强迫某人磕头求饶是一种极端的侮辱。她坐起来，眼睛茫然地看着前面：透过她纠结的头发，我的眼睛碰到了她的眼睛，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的是，痛苦、绝望、和空洞。她在喘气，脸色灰白。我溜出了办公室，几个学生也跟着我溜了出来。我能听见，在我们身后，人们在呼喊着口号，但是，他们的口号里却饱含着犹豫和不确定的声音。很多学生一定是被吓坏了。我快速走开，我的心在狂跳着。我担心，我自己也会被抓到，被暴打。但是，没有人跟在后面，之后，我也没有受到指责。

那些天，我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我明显缺乏热情。原因除了红卫兵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这个事实之外，按照“血统论，”我出身在鲜红的家庭，因为我父亲是一位高官。尽管人们不赞成我的行为，除了批评我之外，没有人对我做任何过分的事情。

在当时，红卫兵把学生分成三个类别：“红色，”“黑色，”和“灰色。”“红色”学生来自“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官，和革命烈士”家庭。“黑色”学生来自那些父母被划成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家庭。“灰色”学生来自模棱两可的家庭，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职员。在我的年级，按照入学张榜公布的情况，所有学生都应该是“红色”的。但是，文革的压力意味着得弄出几个坏人来。因此，有五、六个人就变成了“灰色”或者“黑色。”

在我的年级有一个叫爱玲的女孩，我们是老朋友，我经常去她家，对她家非常了解。她爷爷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她家享受着非常优越的生活。她家的房子很大，很别致，很豪华，还有一个很精美的花园---她家的房子比我家的公寓强多了。她家的古董收藏特别吸引我，特别是那只鼻烟壶，鼻烟壶是爱玲的爷爷从英格兰带回来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爱玲的爷爷在牛津大学读书。

现在，突然间，爱玲变“黑”了。我听说，和她同年级的学生抄了她的家，砸碎了所有古董，包括那只鼻烟壶，他们用皮带的铜扣抽打她的父母和她的爷爷。第二天，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围着一条围巾。她的同学给她推了一个“阴阳头。”她不得不把头发全都推掉。她和我都哭了。我觉得非常愧疚，因为我不能找出任何语言来安慰她。

在我自己的年级，红卫兵组织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我们都得交代我们的家庭背景，这样，我们就可以被分类了。我宣布，我的家庭背景是“革命干部，”我感到很安慰。有三、四个学生说，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办公人员。”用当时的行话说，办公人员和干部是不同的，干部占据着更高级别的职位。级别划分含混不清，因为，没有定义说“高级”到底是什么。然而，这些含混的标签被用在各式各样的表格上，所有的表格上都有一栏叫“家庭背景。”和一个父亲是商店售货员的女孩一起，那些“办公人员”的孩子被贴上了“灰色”的标签。红卫兵宣布，这些“灰色”的孩子得在监视之下，在学校扫地、掏厕所，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得低着头，等着红卫兵教训他们，只要红卫兵高兴，他们可以随时教训这些“灰色”的孩子。“灰色”的孩子每天还得汇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些学生突然就变得干瘪和闷闷不乐起来，精力和热情已经离开了他们，在这之前，他们曾经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一个女孩低着头，眼泪流淌在脸颊上。我们是朋友。会议之后，我到她那去，对她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是，当她抬起头的时候，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愤恨，几乎是仇恨的神情。我走开了，没有说一句话。我漫无目的地走过操场。正是八月底的时候，茉莉花丛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似乎很奇怪，怎么还会有香气呢。

当黄昏降临的时候，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这时，我看到，教室楼的二楼窗户有什么东西一闪，教室楼在大约四十米远的地方。教室楼下发出帮的一声闷响，浓密的橘树树枝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开始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在混乱之中，在压抑的惊呼声中，我搞清了一个信息：“有人从窗子跳楼了。”

我本能的抬起手捂住我的眼睛，跑回到我的房间。我被吓坏了。我的心眼固定在那个模糊的飘在半空中的蜷缩的身影。我匆忙关上窗子，但是，人们正在谈论所发生的事情，不安的谈话声穿透了薄薄的玻璃。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企图自杀。在文革之前，她曾经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之一，而且，曾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雷锋的榜样。她做了好多好事，例如，给他的同志洗衣服，掏厕所，而且，经常给学校师生作报告，讲她是多么忠诚地紧跟毛主席的教导。人们经常看到她和一个同学一起散步，边散步边交心的谈话，谈话时，她的脸上总挂着诚恳而坚定的表情，她的表情里蕴含着她对想入团的人心与心相交的责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被归类为“黑色”分子。她的父亲是“办公人员，”父亲为市政府工作，并且是一名党员。但是，她的一些想给她找点“苦头”的同学，他们的爸爸在更高的官位上，决定她应该是一个“黑色”分子。在最后的几天里，她和其他的“黑色”和“灰色”分子被关在一起看管起来，他们还被强迫在操场上拔草，为了侮辱她，她的同学剃掉了她漂亮的黑发，给她留了个滑稽的光头。那天晚上，她的年级的“红色”分子正在给她和其他的受害者上课，侮辱他们。她反驳说，她比他们更忠诚毛主席。“红色”分子抽了她耳光，并告诉她说，她不配说她忠诚毛主席，因为她是阶级敌人。她冲到窗前，从窗子跳了出去。

在晕眩和恐惧中，红卫兵紧急将她送进医院。她没有死，但是瘸了，落了个终身残废。很多月份过去之后，我在大街上见到她，她架着拐杖，她的眼睛里空洞无物。

她企图自杀的那天晚上，我不能入眠，我一闭上眼睛，一个身上沾血的人影就呈现在我面前。我被吓坏了，浑身直打哆嗦。第二天，我请了病假，请假得到了批准。家似乎是唯一一个躲避学校恐怖事件的地方。我迫切的希望，我永远也不再走出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