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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是太姥姥三周年的忌日。当妈妈告诉我这事儿的时候，感到很惊讶：这事儿过去了三年了么？直到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她的那间屋子的全貌、她的声音和她那双手的触感。惊讶过后便有要写点儿什么的冲动。我想写写她，这位我姥爷的妈妈、我妈妈的奶奶，只是写写她的死，写这东西之前刚听完my chemical romance 的《I don’t love you》,主唱疯狂的嗓门和歇斯底里的摇滚配器让我激动的要哭出来，我的心中充斥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它混杂了怀念、冷酷、颓废、还有点奇异的沧桑和其它说不上来的感觉。我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下自己能写出什么东西，只好顺其自然了。
公元1992年——那一年离耶稣出生有一千九百九十二年了，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攻陷了539年了；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画了一个圈，市场经济从此汹涌澎湃地涌向中国；那一年，是苏联东欧彻底毁灭后的第一年；那一年，死了一些人，也出生了一些人，而我便是后一群人中的一个。这群一九九二年生的人现在有的在学习，有的在网吧，有的自命不凡，有的甘于平庸，他们生于阳光下长在春风里，现在已经开始青春期发育。十五岁的我嘛？现在正坐在书桌前写着东西，脚上的袜子散发出臭味。我们都长大了。
我生在阳历七月二日，阴历六月初三，早晨八点多生的，太姥姥说时辰不错，三天后我妈出院，正是太姥姥把我妈接到她独居的那座平房小院来照顾我的。太姥姥的丈夫去世得很早，她一手把姥爷拉扯大，后来姥爷家又有了我妈几个，她又照顾这些孩子。然后，她又照顾我。我的童年似乎是太姥姥一个人给的，那些难舍的印记深嵌进我的心结，永远成为抹不去的怀念。
每次我去太姥姥家，她都会从里间屋拿出珍藏了多时好吃的东西给我，临走又都会有零花钱：“拿着买点好吃的，啊，别让你妈知道。”
每次她看见我时都是满脸笑容。
每次坐在她身旁她都会亲昵地摸摸我的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看来她从未年轻过。还有，从未和人红过脸，从未拒绝过我的要求，也从未让她的麻将（她唯一的爱好）歇过两天以上。
我暂时只能记起这么多了。现如今我的生活仍在继续——活得像个寄生虫，理想和记忆逐渐被物质的现实风化，已经不成样子。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在记忆中竟成了种模糊、怪异的片断；而她的生命现在已经停止了，自然从高级物质的层次和社会的角度分别向我展示了这一无可挽回的句号。首先，现在她再也不能和我说话了，即使她想也不可能了。虽然，我知道如果她看到这一切会有很多话要说。而我呢，也已记不清那声音的发音特点了。总之，她作为一个人，已经彻底在地球上消失了，再也找不着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我自己写的上段话，可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太姥姥去世三年了，但我姥爷和众人的哭喊，出殡时的盛况和漂亮的骨灰盒我还记忆犹新，这一切的世俗得到所有人承认其性质和意义的仪式也提醒着我，至少对这些人来说，太姥姥是没有了，这件事已被这个社会承认了，承认一个人的归去——是啊，一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一个人而已，社会只会认可人机械的现实价值，因为这个社会唱着不带感情的RAP，现在唱着正带劲着呢，全世界都使劲唱着呢。
三年前的那天，太姥姥第二次病危，妈妈在事前没告诉我的情况下，神情严肃地说要带我去太姥姥家。其实，我早该有预感的。到那里之后我看见里屋聚着一大群人，几个姨家的孩子都站在床前表情呆滞。那一刻，我以为我看见了死人。一个人——不对，是一副骨架，包了皮的骨架——我可怜的太姥姥光着上身躺在那张和她一样衰老的木头床上。光线从小窗口里拼命地挤进来照在她的身上象是一片圣迹。屋子里散发着一阵隐约的霉浊气味，在这令人紧张得窒息气氛夹杂着霉浊气味的场景中，所有人员一并静立
“别说话。”一个人轻拽我一下说。我知道，我不会说话的，尽管这里是中国，这里的人民有充分的自主发言权。隔壁的屋子里有人在拉二胡，一定是《二泉映月》吧？这边墙上贴着的那张财神像正和他两个跟班微笑着关注着一个典型的裹过脚的中国妇女最后的时刻。哦，一切都是那么的中国风，象周杰伦专辑里那些感伤的伴奏。喂，亲爱的亲戚们，你们在干吗呢？你们在举行一个仅仅是仪式的仪式，对吧？算了，别他妈从这儿人模人样地杵了，你们都很忙呀！忙着赚钱、购房、买车……我猜想也许大家都不喜欢今天这样。干脆你们都回家得了，去应付市场经济体制下那敏感恼人的人际关系，去应付那些脏得不要的脸皮，去快活地挣大钱吧。只把我留在这儿，我想握住那只曾经温切爱抚过我但现在毫无生气的手，盯着那被病魔还是人生折磨的已经接近骷髅的脸，好对她说说自己的话吧，趁她还有意识，把一些必须要说的东西灌输进她的耳朵，不管她还能不能听到。而这一切是你们不需要看到的，是和这个欠FUCK的仪式格式格格不入的。我渴望你们给我留一个向太姥姥诉说的时间，渴望给老人一种安静，你们走吧。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问过她呢。我想问问她的父母长得什么样；我想知道她缠脚的时候痛不痛；我想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结的婚，是不是太姥爷骑着马走过长长的乡间小路，兴高采烈地把她接到了周家；想知道她怎样在民国的毛瑟枪、军阀和战乱；想知道她怎么看待土改、大跃进和文革……想问她活在那些富有张力的古老的故事里，想问她那双被封建腐朽习俗挤压变形的“三寸金莲”，怎样痛苦地走过清末遗留下来的羊肠小巷和悠悠古道里；她怎样活在那古老的习俗、那书中的历史里，还是活在徐志摩式婉转迷惘的三十年代的忧郁浓雾中。在我看来她简直像一个神话，我永远未曾触及过的一切。
想到这些，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人——我只会这样称呼其他人，俯在太姥姥耳边大声喊：“刘宝子来看您啦！您快看看！”她哼哼气缓缓唉了一声，侧过脸用她浮肿无神岁月光芒即要熄灭的的双眼眯我，嘴里不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喔，喔，这—是—谁—啊？她一字一顿地问。“这里您重外孙，来看您啦，这是刘宝啊。”那人又说。“我是刘宝，是刘宝。”我忍不住叫了出来。我的喉咙感到一阵莫名的涌堵。
“刘宝，刘宝，恩恩。”太姥姥呆滞地使劲瞧着我看了半天——不认得啦。
我左右四顾，从那一刻起我明白，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已经开始渐渐遥不可及了。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张在记忆里存在了十三年的脸庞。然后慢慢走出去，走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走到那些欢乐着生痛苦着死的动物之间，和他们一起共用一个价值观。和他们一起为就这个价值观来说可笑的东西而笑，为就这个价值观来说可悲的东西而悲。在这个体系内中庸却自认为个性，单纯却自认为高深地“活”着。一切法律允许和默许的且渴求一切被道德 锢的，爱着装逼的偶像哼着装b逼的歌走在装逼的世界中秀着装逼的自己。我很欣慰数年后我还记得那张呆滞渴求生的脸；记得那只毫无生气且皮包骨头的老手；记得那如同被风化过的躺在朽木上的躯体，记得那间昏昏沉沉阴云密布的屋子；记得那秋天的院子——我很欣慰。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欲哭无泪，下午的天空中太阳充满活力，不远处市气象站里面的植物散发出成熟的气息。我没什么理由哀伤。
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想到要回忆回忆这个老人在我生活里的角色，但记起那张皮包骨头的脸我便感到恐惧，有时候连课都上不好。
大约三、四天后的一天中午，放学后我去姥姥家吃饭时发现那儿的气氛不太对劲。除了姥姥和姨家的妹妹谁都不在那儿，而午饭也是一塌糊涂，糊弄了事。吃过饭后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那棵很大的核桃树。
她死了。哦！我的太姥姥去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别扭地小声吐出这话。还是没有哭的欲望。
过了几天，我去参加太姥姥发丧。天空晴朗得让人觉得害怕，白云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原先的屋子成了灵堂，大批互相交谈的人群将它团团围住。正厅被几根白蜡烛阴惨惨照着，人脸由此显得越发恐怖，地上全是白糟糟的东西，我踏过这些东西慢慢向屋子深处走，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原先嘈杂的人声现在竟听不见了——我只知道往前走，蜡烛的作用越来越小，屋子仿佛掉进了黑窟窿，什么都看不见。我走进厨房在黑暗中大口喘着气，一种熟悉的感觉跳跃在我的喉咙间，我一时想不出它的具体含义，只知道由于憋屈和恼怒，我快控制不住了，就像你困了会去睡一样，这种意识相当自然又随便地从我的潜意识里蹦出来，而后又被冷酷的现实逻辑所压制，可它实在是太理所当然了。
“我......我饿了！”
这句小声但恳切的话语迅速连同太姥姥的厨房被越发强大的黑暗吞没了。我静静地把头倚在门沿上，目光试图穿透这压得人要死的黑暗。我有种荒唐的感觉，感觉到成千上万的鬼魂正在这黑暗里环绕着我。巨大的空虚感让我的一只手苍然地抬向远方。毕竟，这是我的这句恳求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应答。
“就这样吧。”于是我最后一次走出那间厨房，用“洋白布”（太姥姥活着对白布的称呼。）做成的孝帽，穿着工厂制造出来的还不算过时的衣服，一只手第一次没有拿着火腿肠或者单饼，而是紧捏着空气。所有声音又在瞬间重新恢复。那些声音又突然地重新恢复了。哀乐吹打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响，那个一会儿专门负责哭的老大娘围在一边聚精会神地拉呱。假惺惺悲痛的，整个院子呈现出某种纯物质的丑陋，在里屋的哭嚎与外面人群的衬托下显得那么功利实际。我走到一个吹唢呐的家伙身边，他闭着眼睛，幅度很大地摇头晃脑吹得正带劲。他的脸是那样地空洞乏味，就连眼皮也是单的，这让我心生厌恶。那一刹那我突然很想拍拍这个家伙的肩膀，但我忍住了，最终没有去打扰这程式化的一切，这活灵活现着的一切。一种复杂的感情在我的心里反复发着酵。天空越来越蓝了，蓝得让人难以置信，仿佛在催促着这些人赶快上路，可他们就是不走。小院里原先我亲手插活的那棵柳树现在不见了，从前每次到这儿来我都会问太姥姥一句“我的树长没长”，那时那棵树和花花草草，泥鳅、蚂蚁总能激起我的好奇心。我曾经几近痴迷地幻想过生物们在这些叶子下、泥土里的政权和组织体系，以及它们那些为了面子和一点儿食物发起的战争，后来我由此反证得出人类的动物性。这块凹陷是个掩体，快躲进来；那开阔地位于杂草中间，快去打它们的埋伏；从这里迂回包抄，出奇制胜……那一小片土地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我则像个王者般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颇有韵味的一切，时而快乐时而悲伤，以至于遗忘了眼下这个世界。不，这不能怪我，因为那儿就是个理想王国。蚂蚁们采集食物那些小生命活得简单而有趣，它们意识不到我的存在，正如我们用哈勃望远镜看不到更多的地方一样。其实世界是很大的。有一次我这样对那些忙碌生产着的蚂蚁们说。很可惜，它们接受不到这声波。是啊，那时的我对一切都是有兴趣的。我不想去思考失去这位亲人对我的真正含义。
送葬的车队终于出发了。姥爷站在最前面的一辆卡车上，双手捧着仿佛装着太姥姥一生的那个小盒子，两只眼睛浑浊不清，旁边有人扶着他。他为什么站在这辆卡车而不是轿车上？因为他不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可以让他站在里面的轿车。他为什么一定要站着？因为他失去了母亲以示崇敬。他失去母亲便一定要站着吗？我没明白这种传统仪式的内涵。太姥姥的骨灰很希望自己被所有的人看见吗？不知道。应该不会。姥爷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现他的痛苦吗？当然不是。好了，现在你知道那辆卡车可笑在什么地方了吗？它存在的唯一用处就是它的后斗可以站上去人，以便完成这个严肃的任务，而它愚笨的造型、灰头土脸的车身和不拘小节的风格也一并毫无掩饰，甚至是骄傲地展现出来了。这辆无奈的皮卡在我眼里毁了整个仪式，现在它气宇轩昂地领导着后面一群默不作声的轿车向墓地——呃，不。向太姥姥的出生地奔去。我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一定要站人？
直到车队绕了城区一圈我才闭上眼。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去广场玩，那天有点阴天，下着淅淅沥沥的毛毛雨，大街上的人出奇的多，但广场这边人很少。我头顶上正好飘过一块乌云，说不清它是怎么一下跑到我头上的。前面有一个人独自撑伞走着，他的脚步很慢，似乎早有防备、很快就回过头来看一样。我不敢紧跟着这个人，尽管我要去的方向和他一样，只有目送着他走到拥挤在一起的黑糊糊的楼群中时我才迈开步子。天照样阴着但无论怎样都不会打雷放闪，它只是那样在昏暗中一言不发。当我走到那条巷子口时我又看见了那个人。他站在这条巷子尽头的路中间分别是在看我，但我刚注意到他他便把脸转过去拐进一条更深的巷子。我不管他，继续往前走，不知怎地四周到处都是被雨打湿贴在地上的纸片。两边的楼房窗户关的很严实，所有的窗帘都在里面像被风吹了般飘动着，有无数个永远看不见本体的人影在后面闪动。当我走到巷子的尽头时回头去看，突然发现在入口处又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望着我，我吓了一跳，便尴尬地赶紧把头转过来走自己的路。雨稍微大了点儿，整个城市不断响着某种浩荡空灵的声音。不知穿过了多少条被目光团团包围的狭巷子，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我遇见了太姥姥。她人站在巷子中央，背对着我看着什么，弱小的骨架支撑着那身默默飘动的蓝布衣服。是啊，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而且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梦境还是真事了。哦，诡异的一天是多常见啊。
车队到郊外，大片的麦子无序地随风招摇，空旷的天空像奥斯曼土耳其的沿海，闷热且无奈。我承认我没去过土耳其，正如我从未接近过天空一样，但我感觉得到。有人说那上面有天堂，太姥姥会在上面，对此我嗤之以鼻。天堂怎会像它那样虚伪呢？它看上去是多么漂亮呀，小资看了它会有美的享受，诗人看了它会创造出新诗，压抑者看到它会感到轻松。它的好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一股脑儿地陷入对它的赞美和欣赏中去，沉迷于此，不做任何思考。于是看完之后我们会继续投入到先前的工作中去，和以前一样。苦闷者还会像以前一样苦闷，压抑者将继续压抑，然后他们还会来看天，从它那儿寻求安慰，形成一个毫无出路的循环。总之，没有人能避开，没有人逃脱——我们都是叛逆着的好孩子。我衷心期望也坚信天堂不在它上面，它是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太姥姥会在那儿生活得很快乐，再也不用为一些事情操心，不用担心自己会死去。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否则，那就让我下地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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