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奖女婿”看国人的攀附意识

从“诺奖女婿”看国人的攀附意识

王志伟

这两天，众多网友被一块写着“热烈祝贺我校女婿埃里克•白兹格荣获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电子屏亮瞎了。这一标语版权属于安徽蚌埠一中，原来，该校校友吉娜是新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夫人。（2014年6月16日 京华时报）

据校方表示，这是为了激励在校学生向优秀校友看齐，“我们在对学生做思想品德教育或者优秀教育宣传时，学生看到这个标语，知道诺奖得主和他夫人，这样可能联系得更快更直接。”

也许校方一听校友吉娜的丈夫成了诺奖得主，自然是难掩兴奋，不自觉生出冲天自豪感来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文化窗口的学校，如此急切公开的“攀洋亲戚，借诺奖光”，委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伦不类。这是要让莘莘学子从中学到什么呢？正如该校有学生自嘲道：“诺奖女婿”与学校有什么关系？是要教育学校女生嫁个好丈夫，为母校争光吗？

中国人有诺奖情结不假，但拿诺奖要靠国人的真才实学，借“诺奖洋女婿”之名来抬高自己，无非徒增点奴性色彩罢了。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中秋二愿》中早有讽刺：“这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攀亲结贵，说穿了还是封建意识在作祟，如果不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失去了自信力。攀亲结贵也是我们祖上的一种传统癖好。祖上曾经阔过，当然值得骄傲；亲戚正在阔着，刚好有个正阔着的洋亲戚，那更是自豪的不得了，也甭管人家认不认这个人，领不领这个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2008年，美国科学家钱永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于是，许多媒体的新闻标题皆为“钱学森堂侄摘得化学诺奖”。但没想到，这个钱永键居然“六亲不认”，他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和钱学森连面也不曾见过，知道他是位著名科学家”。这种热脸搭上冷屁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想起一个令人喷饭的笑话，清朝时候，北京某胡同有个人叫王婆，好务虚名，又无阔亲阔祖为荣，她做了口棺材，要一位道士给题个好名称放在棺材前面。道士苦思冥想，题上了这样一个名目:“翰林院侍讲大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之隔壁王婆之柩”。可笑之余，其实也可以引发我们一些思考，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否也有“攀亲借光”这样的文化因子，它会不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跳出来，左右我们的行为。

当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梳着辫子走进课堂，学生们对他的辫子觉得怪异，都在发笑。辜鸿铭平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 “脑袋里的辫子”， 即人们脑袋里残存的封建思想因子，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会经常显现。即使一百年后的今日，你也不能不承认这句睿智的话，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诺奖侄儿”到“诺奖女婿”，再到这些年各地频发的“名人故里之争”，表面看是想借名流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实则是某些国人脑袋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攀附意识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