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

1973年，我正在赤峰县东方红中学读书。那年，爸爸落实政策，被组织上安排在我念书的那个学校任校长，妈妈和妹妹自然也结束了在山沟里的艰苦生活，随着爸爸一起住进了中学教师家属院。

那些年，妈妈身体多病，经常住院治疗，又不得痊愈，犯起病来经常是难捱的苦痛。搬到中学后环境好了一点，爸爸和妈妈商量，让妈去沈阳大医院看看。说起来令人难以想象和理解，妈妈竟然一个人拖着一个病身子去了趟沈阳，现在想起来或许是因为家里困难，多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吧。虽然是去看病，但妈心中确是无比的高兴，感觉到了莫大的偏得，这一家人自打69年冬离开生活了将近20年的沈阳，钻进小山沟沟，一晃就是五年，妈妈是第一个能回一趟沈阳的人，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妈妈走时是我送上的火车，已经成了农村孩子的我，在车厢中的喇叭里第一次听到了举办运动会时才播放的《团结友谊进行曲》，感觉到了浑身的热血似乎都在沸腾，那是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激动。

大约一周左右，妈妈回来了，精神状态很好，到医大看了病不说，还回到原来住的大院看到了一些老邻居，当然也给我们带回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妈妈带回的东西中最贵重的是一块儿涤卡布料。听妈妈说，当时沈阳刚开始流行涤卡，她在商场里看到人们拥挤着在抢购铁灰色的涤卡，于是动了心，觉得这是正经东西，犹豫再三，狠了狠心买了一块儿。

妈妈给我们兄妹几人分完东西后，唯独剩下了那块儿尺幅为两米五的涤卡。打开来，大家像看稀罕物件一样你摸摸，我拽拽，算是开了一回眼界。深灰色的涤卡泛着亮亮的光泽，整块布料像缎子一样，看不到一点皱褶，上手摸着是滑滑的感觉，拿在手里又是沈甸甸的。年轻时穿过料子裤和毛哔叽服的爸爸，说这涤卡有点像料子的感觉。自然，欣赏之余，那块儿涤卡布料被妈妈收在了箱子中，没有说给谁，当然也没有谁好意思说想要。

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开始了不平静，痒痒的，时不时的就想着妈箱子里的那块儿涤卡布料。那时，我应该也是到了青春期，学校有六七个“五•七”战士子女，其中还有几个女生，不在一个班，有的不是一个年级，也都认识，却又没有什么接触，彼此见面时不免有些年轻人的那种怦然心动，也就催生了脸面上的虚荣和自尊。于是壮着胆子央求妈妈，想要那块儿涤卡布料做一套衣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不敢和爸爸说，因为爸爸在家里总是一脸的威严，我们兄妹都怕他。可不知为什么，爸爸在单位却总是面带微笑。文化大革命时我去爸爸单位玩，看到满走廊大字报，有一张是“革命职工”给爸爸写的，还画了个满脸像开了朵菊花般爸爸的头像漫画，下面黑黑的写着“笑面虎”三个大字。我能和妈妈说是因为我小时身体不好，一周岁时得肺炎差点没夭折了，在家里妈最疼爱我。我想要这块布料也还有自己的道理，那时大哥在煤矿工作，二哥去青年点了，平时干活没有机会穿这么好的衣裳；而爸爸尽管在学校是一校之长，但还保持着前几年在农村走“五•七”插队时的朴素作风，梳着整齐的背头，却把自己装扮得土土的，上身穿着灰斜纹布对襟衣裳，一条家做蓝布裤子，脚上永远是一双黑面圆口布鞋，你就是给他做了这套衣裳他也不会穿的。思来想去，只有自己还在上学，最有可能也最有机会穿这样的衣裳。

最终，妈妈答应了我，或许也是感觉到既然买回来了，孩子要做衣裳就做了吧，放着也是放着，时间长就该过时了。妈把想法也和爸说了，爸未置可否，这对我而言，就是很开恩了。

星期天一早，我带上那块儿涤卡布料和妈妈给的手工钱，在供销社门前的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去了赤峰县城。当时的赤峰县城规模不大，自北向南数，从头道街到六道街，三道街十字路口拐角处那三层的百货大楼算是最高的建筑了。我在那附近找到了一家铺面还算可以的成衣店，一位中年男师傅接待了我。说明来意，递上布料，那位识货的师傅反复看着，不仅啧啧称赞：“这是涤卡呀，最流行的，赤峰买不到。”并问我做什么款式的。我说：“四个兜的”。那年月满街人们穿的都是灰的、蓝的、草绿的四个兜干部服，既大众又朴素，再者我也想不出别的样式。师傅听后说：“哎呀，这么好的布料不做中山装太可惜了，也白瞎了我这里的手艺。”嘴里说着，已经从杆上挂着的一排成衣中找出了一套成品中山装，一定让我穿上试试。穿上新衣，照着镜子，我才真正体会“人是衣裳马是鞍”的含义。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中山装，简直都有点不敢认自己了。犹豫之中，也是在师傅的劝说中我下了决心：做中山装。

半个月后，我取回了属于我自己的那套铁灰色涤卡中山装。试衣裳时，我感觉到了那套服装的魅力，笔挺笔挺的服装，套上笔挺笔挺的自己，好似笔挺笔挺的新人，心里那个惬意、浑身那个美劲就甭提了。妈妈也是喜形于色，看得出是满心的欢喜；大老远抢购来的布料，把儿子抬得那么光彩照人，能不高兴么。但好归好，我终还是没有敢在爸爸面前试这套中山装，而是放了起来，一放又是半个多月。

终于有一天吃过早饭，等爸爸上班走后，我鼓足勇气穿上了那套崭新笔挺的中山装。家属院距学校大门只隔了一条砂石路，进大门到我们班的教室也不过100米远；可不知怎的，穿着新中山装的我竟象是做了贼、偷了东西一样，是那样的不自然，那样的心虚，又是那样的鬼鬼祟祟，那样的惶惶恐恐，低着头，掩耳盗铃般生怕被人们看到。我不知怎样溜进了教室，只觉得满教室同学们“嗡”的一声，都转向了我，议论着，私语着，用异样眼神审视着，我只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第一节课间休息我竟没敢走出教室。可在第二节课下课做课间操时，当我站在操场上的队伍中，却再次感觉到了人们眼光的异样。我环顾了一圈，看到了一些同学近乎嘲笑的神态，看到了几位老师惊异的眼神，也看到了爸爸那冷冰冰剜心一样的目光。是呀，别说全校那400多名农村学生，就是那几十名教师，也还没有一人穿上涤卡中山装的。那一刻，我真的成了学校中的西洋景，感觉给爸爸脸上抹了黑，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

中午放学回到家里，爸爸黑着脸狠狠冲我说了一句：“把衣裳脱下来！”妈妈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站在那里一声没敢吭。我含着满眼委屈的泪花，一声不响地脱下了那套才穿上半天就给我引来那么多不是、引发爸爸愤怒的涤卡中山装。妈妈一声不响地把衣裳整整齐齐的叠好，又像放那块布料一样，把它收在了木箱中。直至74年我去青年点，直至77年招工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直至78年爸妈带着妹妹回到沈阳，那套崭新的涤卡中山装竟然尘封于妈妈的木箱中，一放就是五年。

爸妈回沈后，我和哥哥留在了赤峰。记不得是几月份了，我又翻出了那套涤卡中山装，尽管那时我已经是县委宣传部的干事了，尽管那时穿中山装已经不算新鲜了，尽管那时涤卡也已经流行了，我仍是心有余悸。左思右想之后，我拎着那套中山装又找到了当年那家成衣店，让我兴奋的是，我一眼就认出了接待我的仍然是那位给我做衣裳的师傅；可做衣裳的人如行云流水，数也数不清，他哪里还会认得我，还是那自己的裁缝活，让他想起了这套杰作，同时露出了惊讶和迷茫的神色，不知我过了五年之后拿着这套崭新如初的衣裳想要做什么。

“师傅，我想请您把这件中山装改一下。”我不好意思的说道。“为什么要改，小了 么？”师傅反问。我说：“不是的，我是不喜欢下面这两个吊兜，求您把它改成干部服那样的兜。”师傅听了眼睛都大了：“中山装都是这样的，改了就不是中山装了。再说，这中山装你穿起来多潇洒呀，改了不洋不土的，满世界也找不到这样款式的衣裳呀！”看师傅这样的执拗，是怕我坏了他的手艺和名声，于是我近乎是央求他：“求您了，改了我还能穿几年，不改我只好放在那里，不更可惜么？您该怎么收钱就怎么收钱。”在我诚恳的请求下，师傅现出了无奈，做出了让步，终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取衣裳时，师傅说了一句：“你这样的年轻人很少见呀，我做了无数的衣裳，第一次做出这件土洋结合的，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件。”看着那件上面那两个明兜原封未动，下面那两个吊兜已经被缝纫师傅转移到里面的“新款”中山装，我心里像打翻了醋瓶子，暗暗地说：“师傅你说的没有错，但你哪里知道和理解我的苦楚呢？”

（康尔平写毕于201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