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里的地主

9月初，去长沙市岳麓区看望一位要好的朋友，四年多没见面了，还是一见如故，只是多了一份成熟稳健。他去年3月份在中南大学后街租了门面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吧，另附带卖些副食品，由于学生在这一带吃住玩消费大，朋友经营的网吧人流量多，生意做得也红红火火，我也为他感到高兴。

晚上11:30，吃完夜宵，去了距离网吧不远处另外租的宿舍，二楼，一室一厅，虽然空间不到20个平方，但通风透气，装修也比较讲究典雅，住着还算舒适吧。

“这房租一个月多少？”我问他。

“四百，不多不少，这里主要是租给学生住的嘛，一般贵不到哪里去”，他边说边泡茶，“到中南大学前门就要贵很多啊，现在长沙的房价七八千以上，上万的也多”。

我们就一直喝茶坐着漫无边际的聊着，最后聊到这房子的房东了。我白天也见到了房东，我那朋友管他叫“刘爹”，言语间对刘爹夫妇充满了敬佩，说刘爹的人生经历阅历丰富，不同寻常。

刘爹今年65岁了，个头不高，人也蛮和善的，穿着随意不甚讲究，舒服就好，体态有点发福了，但看起来也就五十岁出头，走路急匆匆的。刘爹的太太姓罗（我们俩不禁想到刘罗锅了，姓氏蛮般配），罗阿姨以前是一名教师，前两年退休了，但仍保持着教师的那份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气质，赋闲在家，偶尔弹弹琴唱唱歌，依然像一名年轻的教师一样充满活力，仿佛自己从未离开教育事业这个舞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朋友有空闲时候，就被刘爹罗阿姨叫到自家的地下室打打乒乓球，每次打一个半钟头。那地下室足有780平米，两边各有六个房间，中间留出来放了一部分家具，乒乓球桌在最中间，每当晚上打球就打开吊灯，明亮的灯光洒在地下室每个角落。这栋楼包括地下一层共七层，除了房东自己住了一层的一半外，其余的被设置成大大小小75间房，均配有卫生间，有的还有阳台，以200——400元的价格专门出租给学生们住，我朋友凑巧租到相对好点的房间。

“那房东就凭房租一年也有不少的收入啊！超过以前的地主了。”我有点吃惊了。

朋友笑了起来，“我也开过刘爹的玩笑，叫刘地主，刘爹自己也附和着笑。”他接着说，“刘爹可不止这一栋楼，前面的那栋一模一样的楼也是他的，一层租给别人开商店了。还有一栋在湖南师大那边，由他儿子在那守着，共三栋呢！”

我被朋友的话震住了，“城堡里的地主”，原来的地主还真没法与现在的“地主”相比了。刘爹夫妇俩自己住的房间装修的豪华而考究，庭院里栽满了花草和柿子树，生机盎然。

当然，刘爹的“地主”不同于以前的地主。刘爹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去美国了，当时他在美国的一个月工资是1000美金，而反观国内，当时城市里的工人工资100多就算不错的了，更何况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老百姓呢？我只晓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当时几毛钱一斤的猪肉还难以开销得起，一家七八口人有一两斤肉吃，那生活就不错了。

刘爹的这栋楼还是袁隆平题字的，大门的右手边“四而楼——袁隆平”六个大字金光闪闪，格外夺目。我朋友说刘爹以前在农科所工作过，和一位退休的农业厅副厅长还是同学呢。

“城堡里的地主不是那么容易的，刘爹也是多年的积累才有这些，城市里比刘爹有钱的人大把大把的，富人更富，穷人只会更穷，不要指望这社会施舍给你什么……”朋友猛的一口把茶吐了下去。

我不禁想起去年在天心区政府当门卫的一位保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他家在天心区九峰小区，原来的九峰村被征收拆迁，他家四口人，每人分到80个平米的一套房子，租出去两套房每月一共有两千多租金。他说城郊都差不多，很多当地村民随着拆迁、房价节节攀升得到了不少实惠，小区里玩麻将的声音整天此起彼伏。

城堡里的地主从政府征地卖地中确实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很多人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城镇化席卷了整个中国，无疑，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我也隐隐忧虑，城镇化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另一部分农民进城买房却不得不面对超高的房价，是不是他们辛劳一生的财富都要被房价给绑架？全部的积蓄被房子榨干，让这部分人承担城镇化所转嫁的超高代价？城镇化的肆意扩张，无数的良田耕地被城镇化埋葬，万劫不复，越来越少的农田五十年、一百年后怎么来养活十四亿的中国人？

“城堡里的地主富豪们纷纷移民了，马云也要去香港了，腾点房子出来让我们住也不错嘛，梦兄，来，喝茶！”朋友又吐了一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