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凝固的史诗
碑林-凝固的史诗
作者:杜飞
“赫赫始祖 吾华肇造 胃衍祀锦 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 光披遐荒 建此伟业 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 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 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 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 汉奸何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以地事敌 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 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 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 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 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 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 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 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 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
各党各界 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 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 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 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 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 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 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 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 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 皇天后土”
读毛泽东这篇祭文，使人不禁热血沸腾。仿佛就置身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最后关头。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三民主义者； 无论是军人，还是文人；无论是仁人志士，还是普通民众，不分男女，不分长幼，都团结在民族阵线中，众志成城，一起置身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最后关头。无数的人们，为了泱泱华夏，为了赫赫中华，遗忘了青春，放弃了爱情，抛头颅，洒热血，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历经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战胜了凶残的侵略者。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不同，还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奋斗于另一个无声的战线上，用一个个汉字，一方方石碑默默地筑起了一座文化丰碑。正是这座丰碑，历经千年风雨，仍岿然屹立，成为了传承中华文明，维系泱泱华夏的重要基石。它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不断，一脉传承，汉字的发明和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汉字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从上古结绳到殷商甲骨文，从钟鼎金文到秦篆汉隶，汉字一路改进创新，最终成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横扫六合，辟立天地的秦皇嬴政，更因统一了文字而成为了中华文明传承的伟大志士。
这是一篇凝固的史诗。
闻名古今，蜚声海外的西安碑林发端于《开成石经》，《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采纳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历时七年多时间在石碑上刻成的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藏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对当时以及日后的文化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始建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经金、元、明、清、民国历代的修缮和增建，藏石日益聚集，规模不断扩大，现收藏自秦汉至今的碑石、墓志共计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藏品时代序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之久。其浩瀚石碑，集中展示了中华儒、释文化的宏伟风貌。在书法艺术上，描绘出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墓志的苍劲挺拔；盛唐时代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西安碑林以其蕴含的博大的精神文化和丰富的美学内涵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宝库中的一座璀璨夺目的丰碑。
巨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西安碑林是书法艺术的宝库，素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峄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以其秀美的隶书成为汉碑中的精品，被后世所推崇。“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杰作荟萃，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张旭、怀素以其草书的创作亦成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结构严谨，笔法险劲，是被后世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颜柳”书法成为后人临摹学习的模本和标准。唐代怀仁和尚从书圣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更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
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除过书法艺术，还保存了大量且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像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魏碑，是我国北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书体。北朝书法，以魏为最盛，书体方峻遒劲，朴拙奇肆，风格多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指我国历史上自东汉以后，到隋统一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即从公元2世纪末到公元6世纪80年代，近400年时间。这一时期是我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乱持久，政权更迭频繁。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多地盛行佛教，倍受战火苦难的人们幻想在佛教信仰中获得解脱，佛教于是也成为了各族人民交流、融合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佛教的盛行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由于推行佛教，出自立碑造像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魏书、楷书、草书都由初创阶段趋于自觉，臻于成熟。西安碑林和陕西关中耀县药王山中保存的大量石刻作品，既是佛教文化的遗物，又是魏晋书法艺术中的精品，被后世所珍重。
隶书也叫“隶字”、“左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目的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佐书，曰隶字。”就是说，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的一种简率快速写法，到了汉朝，经过加工，发展成为了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秦隶也叫“古隶”，同小篆相差不很远：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结构与小篆已有明显不同。汉隶西汉与东汉也有较大的区别，西汉的隶体笔画比秦隶简省，但尚无波磔（捺笔挑势）；至东汉时，始有波捺，后人又叫“八分”。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成为了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安碑林陈列的东汉《曹全碑》，是隶书的代表，汉碑中的精品。“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是用隶书写成。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
名家简介：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又作307－365），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工书法，早年从卫夫人（铄）学，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体。王羲之的草书浓纤折衷，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娟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由于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其书迹为历代珍宝，影响甚大，故有“书圣”之称。法书刻本甚多，以《乐毅论》、《兰亭序》、《十七贴》等为著，存世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快雪时晴》、《奉橘》、《丧乱》、《孔侍中》等贴。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官至太子太师，进爵鲁郡开国公，也称“颜鲁公”。他出身于书法世家，从小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工篆隶，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颜真卿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是“安史之乱”前期对抗叛军的中坚人物之一。史载因遭宰相杨国忠排斥，他出任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他洞察出安禄山要反，乃增修城池，集训壮丁，屯粮积谷，为麻痹安禄山，整日大张旗鼓与宾客饮酒取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反叛，河朔尽陷，独平原坚守未被攻破。这时颜又联络四方起兵反抗，响应者十七郡，他被推为盟主，合兵30万，迫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在同权臣杨国忠、元载、卢杞及叛军安禄山、李希烈的抗争中，刚直不阿，终于死在李希烈之手，成为忠臣义士的楷模和榜样。他的书法初学晋王羲之和唐褚遂良、张旭等人，后突破了六朝直至盛唐时期的“二王”为宗多少带有贵族化倾向的秀娟纤劲的书风。从而以圆转厚重的笔法代替了方折劲巧的用笔方法，形成浑厚遒劲，丰润奇伟，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创出“颜体”。颜体的间架平整端庄，四面开张，显得豁达大度，气势不凡。颜书遗存较多，最为著名的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李元靖碑》、《颜氏三稿》、《争座位帖》等。颜真卿在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和杰出贡献，对中唐之后历朝各代影响极大。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进士。他一生经历了唐朝十代帝王，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集贤院士等职，很得皇室的恩宠。在当时盛行树碑立石的风气之下，王公仕臣们以得到柳公权为先祖书写的碑志为极大的荣耀。许多外国使节来到长安，常常专门带了钱来购买他的墨迹，可见其书名已远扬海外。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遍阅近代笔法，而得力欧阳询、颜真卿。颜体书法以丰润稳健取胜，而柳公权在颜书开阔丰润的基础上加强了遒劲奇绝的一面，用笔挺拔，风骨峥嵘，神气清健，尽脱陈俗，从而自成一家，世称“颜筋柳骨”。传世著名的碑版有《玄秘塔碑》、《神篆军碑》、《李晟碑》等多种，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初拓本《金刚金》，堪为稀世珍品。2013年又新出土的《回元观钟楼铭》一石（见图），尽见柳书神采。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隋炀帝时官起居舍人，唐时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他不但书法冠绝一时，而且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唐太宗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虞世南的书法圆融遒逸，风神萧散，自开面貌，秀丽中含筋骨。他偏工行草，而晚年正楷可与王羲之相先后。相传他勤于学书，卧时常在被中划腹练习，作字不择纸笔，都能如字。传书之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晗仁寺碑》、《论道帖》等。西安碑林现收藏有《孔子庙堂碑》及《淳化阁帖选》等。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时官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其《九成宫醴泉铭》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皇甫诞碑》、《温彦博碑》、《化度寺舍利塔铭》等离开称名于世。史书记询初学王书，而险峻过之，其八体兼妙。西安碑林现藏有《皇甫诞碑》等作品。
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史载此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唐太宗曾经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再与我论书法。”魏征便推荐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后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举进士，睿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参加政事，为睿宗所宠信。后窦怀贞等谋害玄宗，他因预知此谋，赐死在狱中。其书法初工隶书，后于外祖魏征家见虞世南、褚遂良书迹，遂精心临摹，深得褚遂良笔法，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学书法外，他还是著名画家，他善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后人评说薛书“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在初唐，薛稷与虞、欧、褚等并称一世，得名于“唐初四大书法家”。其碑刻有《升仙太子碑》、《信行禅师碑》等。
唐代草书，与楷书相互争锋。气象万千，自由超然。以张旭、怀素为代表。
张旭以酒为嗜好，作书每每大醉，高呼狂叫，甚或以发濡墨，人称“张颠”。他以王书为基底，又得法于张芝，发展了传统的草书，与怀素一起，开创了草书的全新境界。当时人们对初诸家每有微词，而独对张旭无异议。唐文宗把李白的诗歌、裴[上日下文]的剑术和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张旭自称其学书“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始得其神。”可见他草书的灵感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不是单纯的在书桌上玩弄笔墨技巧。杜甫在诗中写到：“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
怀素是释家中人，他与张旭一样嗜酒如命，竟一日九醉不醒。他自称“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其酒中作书，每出佳品。他和张旭有“颠张狂素”之说。怀素家贫，曾种芭蕉万株，以叶习字，极为刻苦。他用木板写字，竟然将板写穿！习字用过的毛笔，堆积成冢，称“退笔冢”。时人评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
碑林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珍贵沉淀，以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 欧阳询、 褚遂良、薛稷、张旭、怀素等为代表的名家，毕其一生，用无比的热忱为碑林，也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璀璨的书作，这是我们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好、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