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一带的农村，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枯燥而单调。但一到农闲就两样了，生产队里往往会请来说评书的、唱扬琴戏的、唱大鼓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一气儿就月余两月。

书场随处可设，只需一块不要太大的空地或者场院，最好是在当街的某棵大树下。我家附近就有棵两个大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椿树，那棵椿树下自然是我们队里的首选书场。天刚稍黑，搬来一张案板，一条长凳，提来一暖瓶开水，竹板那个一打啊，大鼓那个一敲啊，二胡那个一拉啊，开戏了。人们就陆陆续续的围拢来了。

为了等人，正戏之前总要先来个小段子，无非是些憨子相亲之类的笑话博大家一乐。因为那时较为特殊的社会环境，荤段子是绝对不会讲的。

最靠近说书人的地方，挤挤轧轧的坐的都是孩子。他们没正经事做，又都爱凑热闹，一吃过晚饭甚至不等吃晚饭就上了“市”了，极个别的有心的孩子还会拿棍棒在黄金地段画圈圈搞“圈地运动”。至于座位，那是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夏收之后那段农闲时光，一律的小凉席，可坐可卧，既轻便又方便。到了秋收之后乃至入冬之后，坐具可就五花八门了：有从家里搬来小板凳或者马扎子、木墩子的；有在就近的稻草垛上随手拽来两三把稻草垫在屁股底下的；更有图省事的就地找一块半头砖，也不管干净舒适与否，把屁股往上一派，双腿一盘，听戏！

评书的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的。起先几年听的都是打鬼子的，像什么《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双枪李向阳的百发百中的神功，说书人手拿竹板一比画，那竹板就变成了李向阳的盒子枪，说书人拿“枪”对着坐在前面的那群孩子大喝一声：“看我李向阳的神枪！你给我向后转——我打你的眼！你给我向后退——我打你的嘴！你给我向后爬——我打你的牙！你给我向后看……哇呀呀——我打你的蛋！（这可能是最黄的一句词儿了）”那板就“啪”的一个脆响，臭小子们就吓得“嗷”一声叫，向后趔着身子，两手则紧紧的捂住裆部。到后来开始听古书，像《月唐》、《杨家将》、《呼家将》、《包公案》、《海公案》、《刘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兴唐传》、《岳飞传》……多了去了。尽管开始听不太懂，后来听的遍数一多，很多情节就烂熟在心了。真心佩服的大才子、大英雄的倜傥风流、英雄壮举更是如数家珍。比如太白金星下凡的诗仙李白在朝堂上醉草蛮书让杨贵妃磨墨，让高力士脱靴；混世魔王程咬金三板斧搞定瓦岗寨；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单挑御猫展南侠大闹开封府；虎将高宠枪挑十一辆铁滑车……无不令人荡气回肠，大呼过瘾。

听戏的主体还是大人。相比较而言，男人普遍比女人先到场，因为女人要等家里的老老少少都吃过了晚饭，把锅碗洗刷干净，再把刷锅水烧的半温不热，烫了猪食，再喂上猪，之后才算毕业。所以，每次等女人到了书场，那书早就说了半回一回的了。但女人们不在乎，她们根本不是来听书的，她们也根本不关心什么忠孝死节、春秋大义。她们最关心的是谁家的狗又下了一窝崽；谁家的鸡刚刚孵了一窝小秋鸡；谁家的羊羔子天生的没尾巴；谁家的小姑子不知为啥跳了两回井；谁家婆婆的小尖脚那是臭的“啊呸”……女人们一边拉新闻，一边不忘摸黑纳鞋底，说到兴头上总有一个两个的忘了今夕何夕、身在何方，放肆的哈哈哈哈几声，就听见队长或者生产队会计站起来对着女人喊：“再扰乱就扣工分啦！”女人们听见扣工分就赶紧闭了嘴，专心的纳一阵子鞋。男人们听书比女人用心得多。他们总是坐最外圈，里边的好地方不约而同的给女人们留着。他们一边歪着头听书，一边掏出旱烟袋，在烟锅里装上烟叶（也有抽豆叶、蓖麻叶、红薯叶的），拿火柴点燃了，那红红的烟火就一明一灭的较有规律变化着，几声咳嗽之后，跟着“噗”一口痰吐出，鼻孔里哼几声不知什么小调，眼一眯，继续听书。一场书听下来，铜烟锅都几乎给烟火烧红了。男人听书很少在书场讨论交流心得，他们最喜欢在听书的第二天热烈的讨论头一天的人物、情节，末了也总不无遗憾的说：“你看，偏偏节骨眼上，下回分解啦！”女人历来不敢和男人谈论这些，如果哪位昏了头或是吃错了药，吃饭的当口不知深浅的问男人一句谁谁谁谁是好人还是坏人啊，那男人就会当即把饭碗往案板上一撴或者是将筷子一摔，眼珠子瞪得鼓鼓的，喝一声：“滚！”女人就吓得端了饭碗屁颠屁颠的跑门外去，一边跑还忘不了还一句：“熊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八十年代初，这说书的、唱戏的说好了似的再不见踪影，偶尔在乡间的小集上碰见一两回，那场面也远不能和前两年相提并论。再稍后，唱梆子戏的小窝班在乡间遍地开花，说评书、唱扬琴大鼓的就更难得一见了。

真的很怀念在我家乡大椿树下听书的那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