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0)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0“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我父亲被逮捕（1967年---1968年）

我父亲发出那封给毛主席的信后的第三天下午，外面有人敲我们公寓的门，我母亲开了门。三个男人走了进来，就像中国的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们都穿着宽松的蓝色制服一样的衣服。我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他是他部里的一个看门人，他是一个好斗的造反派。另外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高个儿，瘦脸，脸上还长着黄水疮，向我父亲宣布，他们是从警察局来的造反派，他们来逮捕他，他进行了“攻击毛主席和文化革命的反革命行动。”然后，他和第三个男人，这个人更矮也更结实一些，抓起我父亲的胳膊，示意他走出去。

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件，更不用说逮捕证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造反派便衣警察。他们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们是和我父亲部里的一个造反派一起来的。尽管他们没有提到他写给毛主席的信，我父亲知道，信一定是被拦截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知道，他可能会被逮捕，不光是因为他把亵渎的话语写在了纸上，还因为，现在还有一个权力机关---婷夫妇---批准逮捕他。即使如此，他还是想抓住这唯一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多么的渺茫。他保持沉默，并且非常紧张，但是，他没有抗议。当他走出公寓的时候，他停下来，轻声地对我母亲说：“別怀恨我们的党。保持信念，党会修正它的错误的，不管错误会有多么地严重。跟我离婚吧，替我把我的爱给孩子们。别惊扰他们。”(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母亲都走了。我姥姥告诉我，我母亲去北京替我父亲申诉去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从他的公寓里带走了。她没有说“警察”这个词，因为那样说忒可怕了，比被造反派拘留更加灾难，更加绝望。

我冲进我父亲的部询问他在哪，除了得到一些人的各种狂叫之外，我没有得到答案。这些人由邵夫人领头。“你必须得和你的臭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还有“甭管他在哪，他都是罪有应得。”我强忍住我愤怒的泪水。我的心中充满憎恶，憎恶那些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成年人。他们大可不必那样无情，那样野蛮。善良一点儿的表情，轻柔一点儿的语调，或者甚至就是沉默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是在那些日子里。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一种判断人的方法，把人分成两类：一种是人，另一种不是人。人们在经历像文革这样的动乱之后，产生了这些不同的性格，不管他们是十几岁的红卫兵，还是成年造反派，或者是走资派。

同时，我母亲正在火车站等火车，火车将第二次带她去北京。现在，她感到比六个月前还要沮丧很多，那时还有一点寻求公正的机会，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母亲没有绝望。她决心去战斗。

我母亲决定，她要去见的一个人是总理周恩来。找别的人都不管用。要是她去见任何别的人，那就只会加速她丈夫，她自己，和她的家庭的灭亡。她知道，周恩来比毛夫人和文革领导小组谦和多了。她还知道，周恩来有相当大的权力，运用权力，他控制着造反派，几乎每天，他都在给造反派发出命令。

但是，想去见他就如同试图走进白宫或者试图去见教皇。即使她到了北京，没有被抓，并且到了该去的信访办公室，她也不能搞清她想去见谁，因为那会被看做是对别人的侮辱，甚至被看做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攻击。她的焦虑情绪在增长。她不知道她离家出走是否已经被造反派发现了。她被示意等着召唤去下一个她的批斗会，但是，这里也有空子可钻。一群造反派可能会这样想，她在另一群造反派的手里。

在她等车的时候，她看见一面巨幅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字“红色成都去北京请愿代表。”在旗帜下面围着一大群人，大约有200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其他的旗帜写得很清楚，他们是大学生，他们要去北京抗议婷夫妇。更重要的是，旗帜上声称，他们获得了见周总理的殊荣。

和它的竞争对手8月26造反派组织相比，红色成都相当温和。婷夫妇全力支持8月26，但是，红色成都也没有投降。婷夫妇的权力永远也不可能是绝对权力，即使他们有毛主席和文革领导小组的支持。

在这个时候，文化革命被造反派之间激烈的派别斗争主宰着。几乎是从毛主席一发出向走资派夺权的信号，派性斗争就开始了。现在，三个月之后，大多数造反派领袖都以一种与被淘汰的共产党官员非常不同的面貌出现：他们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甚至都称不上是毛泽东的狂热拥护者。毛泽东曾经指示他们要团结，要共享权力，但是对这项指令，他们只是口头上应承。他们引用毛主席语录互相打嘴架，滑稽的利用了他的大师一样难以解释的语言。选一条语录来应对任何境况，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或者，两边儿用的是同样一个论点。毛泽东知道，他的枯燥的“哲学”如一只回力标又打回到他身上。但是，他又不能公开干预，他不能失去他神秘的遥不可及的地位。

为了摧毁8月26，红色成都知道，他们必须得打倒婷夫妇。他们知道婷夫妇寻仇的名声，知道他们对权力的贪欲，婷夫妇寻仇和贪权已经是街谈巷议的话题。一些人低声耳语，更多的人大声嚷嚷出来。即使是毛主席对这对夫妇的支持也不足以令红色成都就范。红色成都派大学生去北京就是要对抗婷夫妇的这个背景。周恩来承诺要接见他们，也是因为红色成都，作为四川两个造反派当中的一个，拥有成百万的支持者。

我母亲紧跟着红色成都的人群涌过检票口来到站台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正在那喷着蒸汽。她正试图和他们一起爬进一节车厢的时候，一个男学生阻止了她。“你是谁？”他嚷道。我母亲，三十五岁了，看上去不可能像大学生。“你不是我们的人，下去。”

我母亲紧攥着门把手。“我也去北京，去告状，去告婷夫妇。”她嚷道。“过去我就认识他们。”那个男学生看着她，不肯相信。但是，从后面传来两个人的叫喊声，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女人的声音：“让她进来吧，让我们听听她要说什么。”

我母亲挤进拥挤的车厢，坐在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之间。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红色成都的参谋。男的叫勇，女的叫燕。他们都是成都大学的大学生。

从她们的谈话里，我母亲能够看出，他们对婷夫妇知道得很少，她跟他们讲了她能记起来的在文革之前宜宾很多迫害案中的一些案子；讲了1953年婷夫人试图勾引我父亲；讲了那对夫妇最近对我父亲的拜访，还有我父亲拒绝与他们共事。她说，婷夫妇已经将我父亲逮捕了，因为我父亲写信给毛主席反对他们被任命为四川新的领导。

燕和勇承诺他们要带上她去他们见周恩来的地方。整个一夜，我母亲醒着坐在那里，计划着见到周恩来后她该说什么，该怎样说。

当代表们到达北京火车站的时候，总理的一个代表正在等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政府的招待所，并被告知，周恩来会在第二天晚上接见他们。

第二天，当大学生们出去的时候，我母亲准备了一个给周恩来的书面申请。她很可能得不到机会和他谈话，并且，无论如何，以书面的形式向他请愿会更好一些。晚上9点的时候，他和大学生们一起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面。接见在四川厅举行。1959年，我父亲曾经参与四川厅的装修。大学生们排成弧线面对总理坐下。座位不够，所以一些学生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我母亲坐在后排。

她知道她的发言得简明扼要，得有效率，当接见进行的时候，她在头脑里一遍一遍地进行着彩排。她忒忙于她的彩排了，所以没有听清大学生们在讲什么，她只是注意到了总理是怎样反应的。不时地，他会点头表示认可。他从来不明确表示同意或反对。他只是在听，并且，不时地做一些普通的评论，诸如“跟着毛主席”和“需要团结。”一名助手在做笔记。

突然，她听到总理在说话，仿佛在做结语：“还有什么其他的吗？”她从她的座位上蹿了起来。“总理，我有话要说。”

周恩来抬起他的眼睛。我母亲显然不是大学生。“你是谁？”他问。我母亲说出了她的名字和职位。紧接着，她又说：“我丈夫被作为‘反革命’逮捕了，我来这儿为他寻求公正。”然后，她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位。

周恩来的眼神变得很专注。我父亲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学生们可以走了，”他说，“我要和你单独谈。”

我母亲一心就盼望着和总理谈话，但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她决定牺牲这次机会。“总理，我愿意大学生们留下来做我的见证人。”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她的请愿书递给前排的学生，前排的学生把请愿书传给总理。

总理点头说：“好吧，先说说吧。”

我母亲说得很快很清晰，她说，我父亲被逮捕，是因为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所写的内容。我父亲对婷夫妇被任命为四川新的领导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有滥用权力的记录，在宜宾，我父亲见证过他们滥用权力。除了这些之外，我母亲简洁的说：“我丈夫的信中还包括关于文化革命严重错误的内容。”

她已经仔细想过了该怎样把这一点说清楚。她得把真实情况述说给周恩来，但是，因为

担心造反派，她又不能重复我父亲的原话。她必须得尽可能地提纲挈领：“我丈夫持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观点。然而，他没有当众散布他的观点。他遵守党章规定，把心里话说给毛主席。按照党章规定，这是一个党员的合法权利，不应该被作为借口逮捕他。我来这里就是为他申请公正的。”

当我母亲的眼睛碰到周恩来的眼睛，她看到，他已经完全明白我父亲那封信的真正内容，也明白我母亲不能把信的内容清楚说出来的矛盾心情。她扫了一眼我母亲的请愿信，然后转向坐在他身后的一名助手并小声地对他说了些什么。大厅里出奇地安静。所有眼睛都在看着总理。

那位助手递给周恩来一些纸，纸的上面有国务院（内阁）的信头。周恩来开始在纸上书写，写字的姿势稍稍有一点别扭---很多年前，在延安的时候，他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右臂。他写完之后，把那张纸递给助手，助手把上面的内容读了出来。

“‘第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守愚有权写信给党的领导。不管信中包含怎样的错误，都不能被用来指控他是反革命。第二：作为四川省公共事务部的副主任，常守愚必须得服从人民对他的调查和批评。第三：任何对常守愚的最终裁决都要等到文革结束才能做出。周恩来。’”

我母亲感到很安慰，她无话可说了。字条不是写给四川新领导人的，既然情况是这样，所以她不一定非得把字条交给他们，或者交给任何人。周恩来示意她保存字条，并且把它给可能有用的人看。

燕和勇坐在我母亲的左侧。当她转向他们的时候，她看到，他们乐得眉开眼笑。

两天后，她坐火车回成都，她始终和燕和勇在一起，因为她担心，婷夫妇可能会听到风声，派心腹抓她并抢走字条。燕和勇也认为，她和他们粘在一起是至关重要的，“以防备8月26绑走你。”他们坚持从车站到公寓一直陪伴我母亲。我姥姥用猪肉大葱的烙饼招待他们，没用多大会儿，他们就把烙饼都吞下去了。

我立马儿就喜欢上了燕和勇，他们是造反派，却这么善良，对我们家这么友好，这么温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还立刻就能看出他们在相爱：他们在别人面前彼此扫视对方的方式，互相触碰的方式都是非常不同的。我听见我姥姥叹息着对我母亲说，要是能送给他们一些结婚礼物就好了。我母亲说，这是不可能的，要是让人知道的话，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接受走资派的“贿赂”可不是小罪过。

燕二十四岁，正上三年级，在成都大学读财会专业。一张生动的脸被她那副宽边眼镜主宰着。她总是大声笑，笑地时候头向后仰。她的笑声让人感到心里暖和。在中国，在那些日子里，深蓝或灰色的上衣和裤子是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标准服装。服装不允有任何图案。尽管服装千篇一律，在一些妇女身上仍然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她们穿衣服很在意，很用心。但是，燕不是这样，她看上去总是把扣子扣在错误的扣眼里，她的短发被随便地拽到后面梳成一个不整齐的小尾巴。似乎是这样，即使是在恋爱的时候，也没什么能够诱使她注意她的外表形象。

勇有更多的时尚感。他穿一双草鞋，草鞋被卷起来的裤管衬托得特别显眼。在一些大学生当中，草鞋是一种时尚，因为它和农民紧密相关。勇似乎特别敏感，特别有智慧。我被他给迷住了。

欢乐地吃完一顿饭后，燕和勇说他们要走了。我母亲和她们一起走下楼，他们小声对她说，她必须得把周恩来的字条放在安全的地方。我母亲没有对我或我的姊妹说起她见周恩来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母亲去见她的一个同事，给他看周恩来的字条。陈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和我父母一起工作，他与他们两人相处得都很好。他也一直努力和婷夫妇保持良好关系，当他们被平反之后，他决心与他们共命运。我母亲流着泪请求他，念旧时的好处，帮助我父亲获得释放。他承诺他要和婷夫妇说这件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