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流星

雨从清晨下到天黑，淅淅沥沥，未曾停歇片刻，窗外迷迷濛濛，汉江藏进了夜色。江面上朦胧灯火勾出解佩渚隐隐约约的身影。白日车水马龙的桥面，过往车辆已渐渐稀落，喧闹的世界此时变得安静。坐在书房里凝视窗外，好象进入了一种禅定的境界。

这也许就是我想要的读书时分。

随手拿起案头一本王阳明心学，期望在这宁静的世界里与先哲作再一次的心灵触碰，以唤起长久以来藏于内心深处那种对古老文化的敏感和惊奇。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王阳明和心学的文章，却迟迟不敢下笔。我担心自己无力去厘清那纷纷扰扰的文化纠结。想放下却又放不下来，冥冥中这个话题总是勾起一种诱惑。

心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启迪心灵、最接近人性的思想哲学。这颗东方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思想史上曾有过电光火石的一瞬，留给后人充满遐想的痴迷。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五百年前古老民族思想天空云幔低垂，遥远天边，忽地划过一道耀眼的光弧……。

一、

王守仁，字伯安，因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史称阳明先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谈到王阳明，脑海里一位外形清瘦儒雅的老者叠加出多重影像：满腹经伦的鸿儒、威震一方的大员、豪情天纵的侠客，每一道色彩都是那般鲜亮。

中华文化流传至大明王朝，全然失去了唐宋那番文化气象。在专制的绑架之下，文化已沦为朝廷工具、皇权仆役。专制文化无情剥夺了文化人所有的原创思想，沉闷与压抑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在沉闷中日益累积。

时代对文化发出呼唤，一位有境界有本事且极具品位的书生出场了。

从中华文化大格局的背景之下来观察，王阳明无疑称得上一位成就文化大气象的思想者。他象一座独傲的孤峰，屹立于中华文化之林。自明清以来，迄今未有与之比肩的人物。

说王阳明是书生似乎不确切，至少还可以给他一个称号：“一代贤豪”。“贤”，指他的儒者本色；“豪”，则指其侠者风格。这位风靡大明的一哥，是谓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

他本人就是一部充满传奇的书，而他的书则是我们至今尚未参研悟透、充满哲理思辨的传奇。

在中国，书生是一种脸谱化的人物：清淡、迂阔、懦弱、自大、狷狂……经过千百年的塑造，书生便成了现实生活中百无一用的东西。千百年来奴性文化豢养了一批又一批喜欢高谈阔论却又毫无用处的腐儒，把书生的形象糟蹋完了，以至于那帮不肯入俗、却又无法改弦易辙的读书人，空怀才学与抱负，只剩下自嘲：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偌个书生万户候。”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世界越来越浮躁的时候，文化便离我们越来越远。历史的进步毕竟是文化的力量推动的，任何对文化的亵渎、对文化人的诋毁，都只能使自身前行的步履趔趄错乱。一个社会优雅和理性成为笑柄，愚蠢和蛮横比知识更有力量，更值得炫耀，则预示着不可避免地精神沉沦。任何国家和民族，把知识及其传承者作为一种整体性嘲讽对象，把这种嘲讽作为一种时尚，它那苦难悲怆的命运，即使上天怜悯也是注定无可救药的了。

文明是无数文化人用生命的溪水汇成的河流，每个时代文化人的精神水准，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心。历史的真相是，在历史舞台上那些栩栩如生、最有生气、最具人格魅力的演出者，恰巧是那些有知识、有深度的人物。他们引领历史的走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阳明就是这样一位胸怀天下，才华横溢、惊世骇俗的人物。他如立于鸡群之鹤，优雅而舒缓地张开它那宽大的翅膀，拍打着大明王朝的污泥浊水，引颈高吭，一飞冲天。

品读王阳明，非得从好多侧面切入。读他的人生，似读一部江湖传奇；读他的为政之道，好象圣贤之学掺有几分权变；读他的理论学说如饮醴泉，引人静心凝神，浅尝细品。

中国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成为圣人。“少年心事当拏云”，据说十二岁那年王阳明心里就播下了向往圣贤的种籽，为此曾格竹三昼夜，以致于病倒。王阳明身后追赠为新建候、谥文成，从祀于孔庙。这对于读书人来讲是一种至高的荣誉，标志着进入圣人的殿堂。

毋庸置疑，王阳明是一位天才式人物，但天才智慧没有崭露之前，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两样。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很聪明，却无不寻常处。

弘治十四年（1506年）发生了一件对王阳明人生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事件。王阳明因上疏言事，得罪权奸刘瑾，被逮捕入狱，廷杖四十，从兵部六品主事谪贬到贵州一个叫做龙场的山沟驿馆打杂。

传奇开始了。

一切传奇都是从曲折开篇的。

厄运对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情有独钟。深藏于头颅的宝贵思想、蛰伏于内心的伟大精神往往需要命运的磨砺和逼仄。

王阳明迎来了命运的第一次大考。

政治上的磕磕绊绊是最易致命的，稍有闪失，天才将陷没于时间的漩涡。

我能想见这样一幅画面：

一袭蓝衫，万里孤鸿，王阳明象一只失群独飞的孤鸟，背负乡愁，朝着天边的落日处，茫然地寻求着自己精神庇荫之地。天地间，那道轨迹为后来时代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背影。

命运断崖式的落差，曾让无数绝顶天才只留下背影，再也没有转过身来。

但是，王阳明就是王阳明。

巨人不同于常人之处，正在于精神的强大。断崖式的反差反而成为一种命运的赐予，从而令其思想升华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面对山重水复，王阳明豪迈地吟诵 ：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苦难番然成就慷慨人生，这等境界自然叫人想起苏轼词句《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挫折化解了心灵的魔咒。王阳明自由了！什么名利是非、荣辱得失、富贵贫贱、生死轮回，都再不能将一颗奔放的心灵束缚。在命运面前，他的生命挥洒出一种空前的无拘无束、舍我其谁、脱尘出世的旷达。

在那万山丛薄、风化未开、苗傣杂居的偏僻之地，王阳明远离俗世尘嚣，那颗躁动不安而又具有巨大穿透力的心渐渐平伏下来。他让自己的心沉浸于一片宁静，重入禅定之境，去寻觅大道天理的真相，以求获得人生的终极解答。

日复一日，天理的禅机时隐时现，始终在眼前晃悠，却无法捕捉。

松间明月，桃花流水，春去秋来，一去经年。

终于，云开日出，王阳明思维之门洞开：道法自然，天人本为一体，理存于心，心即理。

龙场悟道，一扫迷茫，豁然开朗，中国思想史上一门新的哲学——心学诞生了！

于是，王阳明开堂登坛，讲学论道，四方学子风闻而至，心学远播，僻壤龙场成为心学圣地。

二、

王阳明迅速蹿红，东山再起。

正德五年（1510年）已是名满天下的王阳明再度出山，六年时间便从一名不入流的驿丞连蹦带跳成为朝廷三品大员。火箭式的上升，让王阳明迅速登上政治舞台，仕途奇迹为其提供了创造人生奇迹的平台。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任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部。这位超级书生上岗的第一件工作不是传播他的学说，而是剿匪。作为“知行合一”理论的创始人，他象一位深藏不露的功夫大师，第一次向世人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王阳明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也不是那位愚蠢到在战场上大讲仁义道德的宋襄公，更不是那种光说不练、肚子没有半点经世济民干货的书虫，王阳明斩获外在世界之剑与他的思想之剑同样锋利。他正好用大事件来一试理论的锋刃。一位拥有超人头脑的军事指挥者，难免把干力气活当作玩智力游戏。匪盗对王阳明的评价是：“狡诈专兵”。后世评价“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看上去一个文弱书生，摇身一变，善用心机，比奸商更狡诈；逞勇斗狠，比强梁更霸道；杀伐决断，比江湖绿林更下得了手。

王阳明不玩虚的，专从最痛处下刀，连唬带骗，连剿带杀，三下五除二，几个月时间荡平了为害十几年的匪患，一时为当地人叹为天神。王阳明按照自己那一套理论好好在世人面前露了一手实践功夫。

检验一种学说的真伪，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其结果能否复制。偶然性不是真理。王阳明是幸运的，历史再一次给了他验证自己理论的机会。这一次好象是专门为心学作广告，平台搭得很大、很醒目、而且是王阳明亲身示范验证。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兵锋直逼留都南京。王阳明硬是空手套白狼，几乎凭一己之力立下不世之功。历史有时就象一部闹剧，为了把英雄衬映得很光彩，就得把对手描绘得很强大。很显然，闹剧中的大反派宁王朱宸濠一开始就成了王阳明的垫脚石。高高在上，权势熏天，兵强马壮，外表强大。反过来看，王巡抚手无一兵一卒，势单力薄，只有一张国防部的空白介绍信。

然而正是这种大反差的对比，剧情才更具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

叛乱发动之日，王阳明的表演便开始了。他故伎重施，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排疑阵 、布流言，连唬带诈，生生给宁王挖了个大坑。朱宸濠如坠五里之雾，待醒悟之时，王阳明已是兵齐马壮，严阵以待，在宁王的夺权路上筑起铁壁铜墙。

棋局变幻依王氏设计逆转，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鄱阳湖对决，王阳明处变不惊的本领令世人骇异。议事堂前，王大人竟然论学不辍，战事失利，他神色不改，从容自若，调整兵遣将。捷报传来，也只是淡淡一笑，讲学语调如初。这等貔美周郎“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表演真是精彩绝伦、登峰造极。

飓风尽扫，惊心动魄，从起于青萍之末，到晏然声息，王阳明平叛不过用了四十余天时间。正德皇帝朱厚照亲率的平叛大军尚未出京，宁王和他的三百随从大臣已作了阶下之囚。

然而，滑天下之大稽的是朱厚照仍然带着几十万平叛大军南下了，尽管已无叛可平。这位以游戏人生称著于世的荒唐天子要用一种最荒谬最搞笑的方式向天下演示皇权的威严。

南京城下，朱宸濠从囚笼里放了出来，几秒钟后，天子一声令下，再次将其擒获。所谓家国天下，也就是天下再大的事也是家事，而家事是可以戏耍的。专制者总有令人惊异的想像力，荒唐天子就这么随心所欲地动用几十万远征军玩了一把“平叛”的游戏。

不管这游戏玩得多么令人作呕，普天下人都知道王阳明乃真正的平叛英雄。王阳明又一次漂亮地向天下人作了一番“知行合一”大智大勇的表演，显示出这位文弱书生惊人的不可估量的内在强大。无论匪患、叛乱、朝廷争斗，后来的各种事实证明，所有的邪恶、残暴、阴鸷和强悍，一旦与王阳明交手，都是那么地不堪一击。

王阳明的声名象秋风掠过大地，万物丰饶，世界为之一变。但是那种肃杀的力量也让心有忌惮的人感到寒意。以至于晚年总督两广，群匪闻风而降，两广匪患尽除。

一代奇人，不一般的传奇，亦文亦武，两者皆臻于极致。王阳明不是那种面对天下苦难卷而怀之闭日养神清心寡欲道德高尚的隐者，他是一个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相统一的大丈夫，是用事功表现学问“知行合一”的典范。对王阳明而言，人生就是一部神话！

但是这部神话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陷：不管王阳明的内在力量如何强大，他的外表近乎一个瘦弱的老夫子。骄横的锦衣卫打着“平叛”幌子到了江西，压根没把这位其貌不扬的巡抚放在眼里，况且这位夫子一副道德文章的模样、一派铁公鸡的作派让这些天子鹰犬很不舒服，套不了近乎、捞不到油水，宦官们操出惯用的阴招。

一日，锦衣卫头领邀王阳明观摩京军训练。中途出了一道难题，请王巡抚试射。在锦衣卫眼里，这位老夫子恐怕连弓都拉不开。所以王阳明越是婉辞，锦衣卫越不相让。看似弱不经风的巡抚大人缓缓起身，张弓搭箭，三支皆中靶心。观者雀跃，头领一时大窘。

浅薄的宦官哪里识得高人堂奥。王阳明年青时候就学习兵法谋略，练武习射，文武兼备，若非生逢乱世，世人哪里会知道这是一位大隐于市的儒侠？

今天，我还能想像那个场景，还能回味那副表情，还能感受那种刚正而内敛的力量。岁月离我们而去，我们远远地看着巨人的背影，不能不心存一份高山仰止的崇敬。

我终于明白，这位“三不朽”人物为什么能够从明清到民国跨越好几个时代而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仅仅是他的人格魅力已足以使后来之人倾倒。当然，心仪于先生的不仅仅是像我这样的无名后辈，一代宗师，弟子如云。紧随其后的崇拜者如：黄宗羲、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都是对他们所在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还有一位从不把一般人物放在眼里的政治强人蒋氏中正先生，虔诚地视王阳明为终身偶像，连晚年的栖居之地也改名为阳明山庄。在对马海战中击败俄国海军、被称为日本“军神”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随身系着一个腰牌，上面只有七个字：“一生低首拜阳明”。

但是王阳明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他的功业和品行，也不是他的拨乱反正之才，救世安民之略，作为一个大思想家，王阳明为历史、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理论创造终结了程朱理学对华夏民族数百年的思想奴役和统治，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人性解放的学说——心学。他的思想宛若一颗流星划过中国思想史的夜空，那一瞬，即是一道永久的光芒。

三、

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颗独特的星辰。要想对这颗星辰有一个清晰的辩认，我们还需要大致勾勒一下中华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粗略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思想天空曾经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先秦之前，华夏思想文化总体上是一派混沌。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原点。这一时期，大师辈出，先哲并立，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子蜂起，中华思想文化的天空出现了星光灿烂、辉耀古今的一幕。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百家思想文化自由争鸣，长期共存，演绎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繁荣、最为活跃的一页，那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宝贵也是唯一一次黄金时代。正是那个星光灿烂的时代，思想巨人们播下的种籽奠定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本框架。

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园地，百花凋零。瑟瑟风中只剩下儒学一脉孤伶伶地守望着一片古老的土地。殊不知，在当时儒家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而且“儒分为八”，就连孔子创立的儒家，身后也分为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等八个流派分支。到了孟子时代，儒学开始形成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学说。

孟子的不朽并非因为孔子的嫡传，而是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丰富了儒学，并最终完成了儒学大厦的建造。此后儒学的种种理论学说，多半是对这幢大厦的装修。

儒子的核心是“仁”，孔子讲“仁者爱人”。什么是“仁”呢？“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主张对民众“富之”、“教之”。孔子倡导的“仁”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孟子则将孔子的“仁”从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发展为“仁政”。他的“仁政”强调“重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见地直到今天还熠熠闪光。

有人说，孟子对儒学发展的最关键贡献是他打通了学统、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暗道机关，拆除了“三统融合”的所有屏藩。 我深以为然。到了孟子时代，儒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不仅自身已基本成熟，而且用于实践的坦途已铺就，最终走上政治舞台已只是时间问题。

后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恰巧是思想文化天空阳光普照、万物生机的时代。我们不能否认孔子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文化贡献，他确实象一盏悬挂于黑夜的路灯，从晦暗神秘的阴霾里透出一丝光亮，让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时代的路人不再有途中的迷惘。但是，事实是当年的天空不是一颗星辰照亮的，那是一片星光灿烂的夜空。今天我们去细读每一颗星辰，无不感受它们散发的巨大思想光芒。

如果那个时代延续的时间再长远一点，那些充满睿智的思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滋养和发育，今天的中华文明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当偏居一隅、时时怀揣崛起之梦的秦国正处在一种焦虑、躁动状态的时候，一种实用而有效率的治国思想传入了秦国，成为一种通俗直接的治国理念。法家一派的学术代表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实干家，他们既有思想又勇于将其付诸实践，高擎着“以法治国”的旗帜引导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随即尽扫六合，一统华夏。

在暴虐而怀有远大抱负的秦始皇眼里，那种温文尔雅、扭怩作态、并对周王朝礼仪秩序念念在兹的儒学便是洪水猛兽。于是，秦始皇“禁私学”、“焚诗书”，政治第一次强力介入思想文化领域，儒学遭到毁灭性打击。

“焚书坑儒”宣告了百家争鸣黄金时代的正式落幕。

从此，文化专制成为与专制政治相伴始终、再也不能舍弃的驭民至宝，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进入一个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

然而，令人吊诡的是，法家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并没有构建起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家虽有天道的理念，却没有守卫天道的手段，法家把君主作为一切法治活动中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者的主张助长了君权专制化，君权专制反过来摧毁了一切法治基础，最终走向严刑峻法苛政滥权的深渊。

公元216年，秦王朝分崩离析，曾骄横一时的法家之术成为旧王朝的殉葬品。法家思想昙花一现。

当历史用一种最原始的暴力方式把法家思想连同它所滋养起来的暴政一同扫进历史垃圾堆之时，我们不知道是应当庆幸华夏政治文明的一次胜利，还是哀叹华夏思想文化的一次失败。我只知道一个事实：法家思想中许多闪光的东西灰飞烟灭，“法治主义”再也没有成为历代君主治国理政的首要理念。而法家思想中那些最具反人性性质的政治主张反而在围剿中逃逸了，经过历代专制者和文化奴仆的共同改造，又改头换面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官方哲学，成为一种骨子里与民为敌的意识形态。

不管怎样，法家从形式上消亡了，随着这种消亡，迫使国家政权从法家的对立物去寻求精神支持。于是，那种“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在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的西汉初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

汉承秦制，秦朝的政治统治覆亡了，但它的国家制度却被汉朝全盘继承下来。大一统的国家、绝对一致的一元社会，靠那种羸弱的“无为”思想实在难以支撑。

历史终于给了儒学一次机会，就为这一次机会，儒家已付出数百年的努力。

四、

儒学作为当时一种最完善、最系统、与政统融合最容易的理论学说，早已在多年打压之中迫不及待了。

汉武帝时代，文坛出了一个超重量级人物——董仲舒。董老先生紧扣时代脉博，把儒家、法家、阴阳家学说各种调料混拌在一起，又酸又甜，又麻又辣，五味俱全，生生弄出了一盘“天人感应”的大杂烩。

不过董仲舒很聪明。他一方面鼓吹“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牢牢地紧傍统治者这座靠山；一方面，他在神学的外表贴上孔学的标签，为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渊源和文化支撑。董老先生装神弄鬼的理论装裱再次掀起了儒学大潮。一波一波的冲击，儒学终于走上前台，成功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联姻。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大道，勿使并进”。后人认定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不论这段历史是否确凿，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汉以后百家之说就此被挤出主流文化圈子再也没有回来过。到了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曾想请回法家，最终未能站住脚跟。因为，经营了两千年的儒学根基太深厚了，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从董仲舒的神学成为第二代儒学化身之日起，儒学便摇身变为官方哲学、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唯一合法代表。

与同处的那个时代相比，世界其它文明发散了、融合了，而中华文明则逐步形成了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缺口、精致无比的封闭圆圈。

思想的空域干净多了，鲜有不顺耳的聒躁。

这个时候，穿戴整齐的官方文化再也不用遮遮掩掩了，堂而皇之的成了专制者的跟班，而且这种角色，一扮就是上千年，几乎再也没有改变过。

从感情上讲，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董仲舒的神学是继承孔孟儒学的衣钵。我认为，董氏学说恰巧是儒学的分水岭。从汉代儒学分叉，后来的儒学最终走到了孔学的反面，尽管孔夫子一直被历代儒生供奉为大成至圣先师。

在有些理论根底的人眼里，董仲舒的学说简陋到浅薄的程度。董老先生为了掩盖思想的肤浅，便杜撰大量具有神学色彩的真理，用于理论上的扯淡。我随手翻过几篇董仲舒，如《天人三策》、《求雨》、《止雨》，说实话我无法从他那一通理论中找到科学与逻辑的元素，身为一个华夏读书人，我看到这种乌七八糟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思想资源的东西作为国粹，真是羞愧难当。

在中国哲学史上，董仲舒被评价为儒学的一个历史高地，我对此甚为不屑。这些年来，我们深受各色理论家的欺骗，使得我们不得不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在我看来，如果说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是继承与发展，董仲舒则是把孔子撕碎后又作了一次搅拌。在董仲舒那里，孔孟的仁政之说受到了扭曲，重民思想遭遇背叛。如果孔孟扮演着“帝王师”的角色，儒学教育的对象是“君主”，期望每个国君都能够成为“明君”、“圣君”。那么，孔孟之后，儒家大都担纲着帝王幕僚的身份，教育的对象是“臣民”，教育的目的则是引导人民如何做“忠臣”、“顺民”。当然，在董仲舒那里也还有企望用天道来教化“无道之君”的一厢情愿，但当他与汉武帝谈灾变、谈天谴，欲行诈唬之术时，汉武帝勃然大怒，差点砍了他的脑袋，吓得他再也不敢“复言灾异”。专制理论培植的专制政治，其理论的制造、销售、解释权都由专制者掌控，不可能为腐儒留下一点政治奢望的空间。

儒学自董仲舒始，对外在权威的依附导致自由精神的丧失和思考能力的没落，丢弃价值目标的学术一直蜷缩在政治附庸的阴影里。

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从头到脚都是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的混合体。在人伦关系中，董仲舒更是打着礼治的旗号，放大儒家等级秩序思想，把儒家的道德规则规范为“三纲五常”，并用这根绳索把华厦民族死死捆了两千年，直到所有的思想活力归于窒息。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这么多读书人，未必没有人知道董学与孔学的本质差异。董仲舒的学问充满了一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味道。他不象一位学问家，更像一位邪教教主，既有一统江湖的本心，也有一统江湖的手段。正是这位神神叨叨的董老夫子，把儒学抬上了国家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几千年来，哪一位儒生对儒学的贡献比得了董仲舒？现实就是这样捉弄人，承认现实有时就得选择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儒生揣着明白装糊涂，千方百计为老夫子争取一个“儒者宗”的头衔。就象现在的“博士”和“教授”谁也不知道他是否真读过书。董仲舒的学说本不属于充满东方智慧的儒学，假若硬要这般称呼，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伪儒学。

如果说孔孟的儒学是帝王之师，那么，董仲舒的伪儒学则是专制的文化奴仆，如果说孔学是心灵的鸡汤，那么董学则实为灵魂的毒药。

让中华民族失足千古的错误是伪儒学登堂入室了，并且大摇大摆地成为华夏思想文化正宗，成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令人痛切心肺的是这种学说竟有长达千年的生命力，不能不让人百感杂陈。

五

一眨眼，时间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南宋时期，伴随着一位超级大儒的出场，第三代儒学诞生了。它就是把儒学推向极致，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产生数百年影响的理学。

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而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乃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亨祀孔庙被称为“孔门十二哲”的朱熹。

提起朱熹，我就想起了五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青山绿水间一位号称晦翁的白发老者，独自面对大千世界，潜心研究，日格一物，年复一年，以穷天理。即使左眼已瞎，右眼几近失明，仍不弃不舍，解经发微，著书立说，终于悟出了一套让一个拥有古老智慧的东方民族被荼毒数百年的理论学说。

这位儒学的集大成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近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理论体系的学问家。他一生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严密，最完整，最宏大的思想体系，他创办的白鹿洞书院、岳鹿书院、武夷精舍都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顶级学府。他亲自为天下学子编写了一整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材，并选定必修课。他为“四书”写的注解成为官方规定的思想规范。到了朱明时代，朱熹的理学更成为八股取士的最重要考试内容。他培养的众多弟子占据了那个时代主流论坛，几乎掌握了华夏文化的全部话语权。

王阳明的心学诞生之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便是理学一统天下。

一种理论无论它如何完美，一旦把它模式化，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害人的东西。大名鼎鼎的朱熹，气势恢宏的理学，又给中国的思想天空带来什么样的亮色呢？

很可惜，朱熹的理学不过是专制时代一件新鲜的文化饰品，它在本质上与董仲舒的神学是异曲同工，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理学不过是另一种经过精致乔扮的伪儒学，它离孔孟之学越来越远。中国思想文化天空现出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乌云低垂处，东方人的灵性与智慧已然隐没。

朱熹这个人的面相很有特色，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上苍似乎隐隐向世人暗示，此乃文曲星下凡。他一生的建树成为那个时代的指路灯，不过，他没有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领向黎明，恰恰相反，他引导一个民族走向黑暗的更深处。

朱子，我不得不尊这位前辈大儒为“子”，尽管我不赞同他的学说，毕竟他是一位极有学问、极有道德修养的人。

每每读思想史到那个时段，我的眼前总拂不去一位几近双目失明，白发老者的形象，一位殚精竭虑、考经释典的学问家，一位创建书院、孜孜治学的教育家，一位变革施政、参赅奸吏、救荒赈民的清官廉吏，特别是朱熹呕心沥血编著的《四书集注》堪比东方的“圣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人格心理的塑造，尤其对于普及儒学，传承中华文明实在是具有功不可没的贡献。

朱熹的人格与精神无疑是一流的，但是他的理论却是十分的可疑。

有人提出，理学是压制君权的学说，朱熹构建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强调理高于势，使强权丧失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朱熹大力倡导的“格物、致知、修身、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是对君德的匡正和对君权的限制。一句话，朱熹的天理乃人间正道。

对此，我无法认同。

朱熹学说的核心是天理。天理是理学之魂。他说，“理”是一个最高的范畴，是永恒而循环往复运动着的存在，是天地万物、三纲五常的创造者。朱熹讲：“宇宙间一理而已”。乍一看，理高于皇权，是最高的本体。但是切不可忘了，朱熹具体阐述他的那个“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时，讲的可是“理一分殊说”。

朱熹讲天理是唯一的本体，可为什么世界上的万物又千差万别呢？他用了佛教的“月印万川”来说明他的理一分殊。他说，天上只有一个月亮，照在江湖河川里却有千万个月亮，在每一江湖水中的每一个月亮，都是月亮的整体而不是月亮的一部分。他即说：“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这种说法几近说禅，寻常人依然不得要领。但身为教育家的朱熹不会点到为止，他接着说，统一的理所体现的万物是各各特殊、有差别的，他举例：“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话说到这里还是让人茫然。

朱熹最终把话底挑开：万物各有其理，但万物所处的地位不同，作用也不同。明白地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份，就是理一分殊的体现。这是老天的安排，这就是天理。“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

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说到这里，我陡然想起一场汉景帝时代的辩论。博士辕固生与黄生当着景帝的面对汤武伐桀纣是“弑”，还是正当受命展开争论，黄生提出了著名的“帽鞋理论”。他把君主比喻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把臣民比喻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朱熹的理一分殊，不过是关于帽子、鞋子的理论包装，核心是社会政治的等级秩序具有不可逾越的天然规定性。

原来，理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解释权还是在权势者手里，理在势上，可理却要靠势来解释。古老国度的无数理论笑话都是在对芸芸众生施展障眼法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按照朱老夫子的逻辑，天理是万物的本原，而现实生活中，天理是分层级的，官府是大理，百姓是小理，天下最大的理由皇帝来代表。大理管小理，天经地义，不可越犯。一言以蔽之，理是天命，皇权就是天命的化身。

顺着朱子思想脉络走下去，便是“格物致知”。

遥望烟云遮蔽的匡庐，横岭侧峰，远近高低，看不清真面目。山脚下朱老夫子一路风尘，寻寻觅觅，经樵夫指点找到白鹿洞书院废址。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自任洞主，兴办学业，他要在这洞天福地参透万物禅机，创立万世之规。

终于，他发掘出“格物致知”的为学之道。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是已失传的专门研究物理的学科。而“格物致知”术语的流行开来源自朱熹。不过，朱老先生的“格物致知”与儒学的本义已完全不同。对朱熹而言，“格物致知”不过是一种穷天理的手段。

朱熹说，所谓格物，就是通过形而下的事物去体认形而上的理。他讲，物物要格，物物穷其理，可以使认识达到无所不通的境界。乍一听，还很是那么回事。

庐山热风冷雨，从来阴晴不定。朱老夫子果真醉心于自然界一草一木的学问，热衷于研究自然规律吗？非也！对于那种研究草木鱼虫以找寻其规律的学问，朱子讽其为“是炊沙而欲其成饭。”朱老夫子从来对物质世界不感兴趣，他的全部学说都漠视自然世界。

朱子要格物穷理，不是格农圃百工，一草一木之理，而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

与其说朱熹是一个思想家，不如说他更象一位经师。他殚精竭虑，花了极大气力把儒家哲学按照自己的构建重新进行了格式化，然后再理成经文，编织为思想藩篱把天下读书人禁锢其中。朱熹所谓的格物穷理本是要研究一种先验的道德伦理，达到一种道德的最高修养。他的哲学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装饰精美的道德经或伦理手册，并且这种学问始终是为特定对象服务的。

格来格去，绕了一在圈，格物致知到底起什么作用呢？朱子说，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之类。于是，格物再回到天理。当然，天理自然由专制者所代表所掌控。

终于，朱熹最令人不齿的理论出笼了：“存天理，灭人欲”。孔子儒学中那种浓郁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被洗刷了，只剩下冷冰冰、孤零零、不近人情，立在不可企及处的道德。我似乎从历史的重重迷雾中看到朱晦翁那仅剩一只眼睛的余光露出对人性的仇视。只有畸形的人格才会制造畸形的理论。他倾注毕生精力解注发微，著书立说，终于悟出这么一条丑陋到顶点的理论。我不敢推想，受过这种理论薰陶的社会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不必惊讶，回往历史，这种丑陋一直藏在我们生活的某个角落里，从来阴魂未散。

在朱熹眼里，天理是天命规定的“名份”，那是万万动不得的。自然人欲是至憎至恶的东西，必须“惩窒消治”，为了理想道德的追求，须舍去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最基本的欲望。所以朱老夫子一生都在疾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朱熹不是一个只会提出宏伟目标的空头理论家，他还极善于操作性设计。他向人们推荐一种“主敬”的修养工夫。“心中若无一事时便是敬”。持敬则“内无妄思，外无妄想。”

象朱熹所有的绕圈子学说一样，“主敬说”的终点便是原点。持敬就是内不作非份之想，外不作非份之求，这样天下太平，一切犯上作乱的事就不会发生了。我们终于知道了朱熹的理想，原来一元社会的稳定才是最高价值目标，哪怕这个社会一潭死水，失去了任何进步的动力和活力。

恩格斯把人欲比作历史发展的杠杆。他曾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灭人欲”其实就是催毁历史发展的动力。洋洋洒洒、鸿篇巨制的朱氏学说，不过是专制者的的治人之方，是维持专制秩序“化民成俗”的工具。朱氏理论从南宋末年到清末为止，七百年间其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几乎无法撼动。特别是到了朱元璋时代， 理学被推崇到极致。后世许多专制者盛赞朱熹为专制统治“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理学成为专制的一面旗帜，这里面既有专制者的绑架，同时也不能不让人从理学自身的保守与陈腐去探究原因。

朱氏终于集理学之大成，而理学统治则制造了中国思想天空最黑暗的时期。天空中的空气都凝固了，空气中散发出阵阵发霉的味道，在沉闷污浊裹卷的氛围里，几乎再难以看到一种有活力的思想。

长长暗夜，沉沉黑幕，何时会出现一道光亮？

六

天边雷动。

王阳明登上历史舞台。

心学拉开新的思想文化大幕。

中国古老而沉闷的思想领空开始出现一道裂缝，一缕曦微从缝隙里挤出，为古老民族带来思想新生的希望。

王阳明心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特别是在批判程朱理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炒作，而是找准理学的命门一剑封喉。它一脱经院哲学习气，焕发出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慨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王阳明的心学当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的范畴，仍然是一种以圣贤之道为追求的道德伦理哲学。不过，他的学说最大的不同，是把思想主体，把真理的发现权、决定权、解释权由垄断者手里转交给了每一个有思想有生命的个体。

王阳明首先举起“心即理”的大旗。“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并非王阳明首创，但王阳明对天理做了系统完整的阐述，最终搭建起了心学的理论大厦。

朱氏理论的核心是一个“理”字，“理”在哪里呢？朱子言之凿凿：“理在物先”，“理在事先”，“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理”乃是一个超然于事物之外的客观存在。

王阳明反驳：不对。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一句话，人之本心乃宇宙的主体。他慷然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传习录》中有一则记载，王阳明用岩中花树论证“心外无物”，简直就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中国哲学画面。王阳明用一种东方式和智慧阐述着“存在就是被感知”，他与贝克莱、笛卡儿各自用自己的头脑合奏着一种同质的哲学思辨之曲。

在王阳明眼里，物我一体，身、心、意、知、物是浑然一体的。

心学认为，天理并非人心之外的主宰者，乃是存在于内心的良知。“流水澹澹去，孤舟随意还”。我的心就是万物之心，万物之心就是我的心，我的宇宙在我心中，我命运在我手里。

王阳明用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否认了一切对圣贤之道的垄断并荡气回肠地宣称：我的地盘我作主。所谓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王阳明勇敢地打通了人与天之间那层隔膜，发掘出隐藏于天地万物间的“道”的秘密。顺着这个逻辑演绎，那么“人人可以成尧舜”，“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以为圣贤。”即使不是官吏，不是读书人，平民百姓一样可以成为圣人。在这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朱熹的“理一分殊”一切不复存在，不知不觉间，话语权已经在每一个生命个体手中。

王阳明豪情澎湃，沿着自己开辟的理论道路阔步前行。

他继而提出获得天理的路径：致良知。在心学的概念里，良知是使人们作为主体建立起的本质依据，是人心中的天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王阳明的致良知分明是冲着朱熹讲的。你不要到外部世界去格物致知寻求天理了，你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吧，良知就是本心，就是道。它无形无相，不偏不倚，它是一种是非之心、理性之本、德性之本。它不在任何神秘人物手里，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能向内心寻求。无论圣贤帝王或世俗百姓概莫能外。“尔胸中原是圣人”。每个人都能如圣人般伟大。圣贤不再神秘，凡人不再普通，自己便是自己的主宰。致良知，便是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高度。

我们每一个尘世之人的心灵都难免被自我和物欲蒙蔽，沉重的心灵灰垢可能使我们无法获得应有的智慧，乃至丧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涵养心灵，脱尽尘埃，提升精神高度，让心灵超越尘世的阴霾到达云层之上，从而进入认识世界的自由王国，这才是“内圣外王”的修养之道。

亚圣孟轲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万物皆备于我”。孟夫子认为世间万物的知识和规律都是人心中所具备的，一个人只要“尽心、养性、反求诸已”就可以把它们都发现出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王阳明认为良知“廓然大公”。“无不良”，为人之所共有，这样就巧妙地把儒学引回到自身的源头。

如果说“心即理”是心学大厦的基石，那么“致良知”便是这幢大厦焕然一新的穹顶，支起这座宏伟穹顶当然还得一根坚实的柱子。心学大厦的支柱便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是一位有着上乘实践工夫的大师，他的哲学是经世实学。在王阳明看来，理论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阳明先生坚定地认为，任何一种好的理论，“知”与“行”都是统一的，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也没有先后之说。他反复告诫弟子，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他说得很透彻：“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

在他看来，良知乃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说到底就是认识本心。知行合一的主体是人，检验知行成果的可靠标尺便是人之本心。

王阳明对人性抱着一种极大的尊重，坚信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泯灭的，它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这等认识与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仅一步之遥。

良知是虚的，工夫是实的，知行合一，虚实结合，就是将知识与实践，工夫与本体融为一体。他嘲笑朱熹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提倡随物而格。他对一切高谈阔论、无以致用的理论都报以不屑。空洞的说教并非圣贤之道，不管它如何庄严神圣华丽美妙，揭开来看，不过多了一层欺世的镀金而已。

王阳明的思想简洁而隽永，平易而优雅，保持着极具思辨特点的哲学品位。特别是他强调的工夫，分明是一把最简单最直接最硬朗的标尺，一切貌似神秘的唬人学说，在这把标尺面都现了原形。

我尽可能用自己的理解来梳理对中华文化和心学的认知，我知道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既没有专业的学术价值，又很难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虽然我力求把话讲得更直白一点，让人们意识到在我们如此丰富的中华思想宝库中，曾经有这么一块值得珍惜和发掘的璞玉。如果非得用一种简洁的方式来定义心学的理论价值，我想作一个简短的概括：

心即理，拆穿了垄断真理的伪学；

致良知，开辟了自我提升的通道；

知行合一，亮明了检验真理的尺子。

在我看来，这就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七

窗外灯火烂珊。

我合起书本，掩卷长思。

远远地看去，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天空恰似一颗孤独的流星。这颗孤星如爱因斯坦所说，是把我们从浅薄“引到深入的东西。”转瞬即逝的一现，划破一望无际的夜空，让我们隐约看清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廓影。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称之为“国学”，它包含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语言、音律等等包含万象的学问。而哲学思想乃中华文化之脉，文明传承与发展之基。一个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的古老国度，一份宏大的存在，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经史子集，曾创造出多少令人心颤的不朽？曾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提供了多少精神滋养？

今天，我们再一次与先圣前贤对话交流，细细领会那些圣哲们的情操与诣趣，揣悟巨人们的胸怀与神髓，我们真切地感受那种精神的阔大和意趣的高远。我们毫不掩饰为五千年文明骄傲，而继承这份骄傲，则需要比前人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理性的精神。

今天的国学已经不再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也不再是破解万事万物的唯一法典，我们需要与所有先进文明拥抱，我们也需要对自身文明有一个更为冷静而清醒的审视。

文明犹如一条河流，大江东去，泥沙俱下。

沉淀于中华文化河流的泥沙，同样是无时不在磨蚀我们的灵魂。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而悲剧的深层根源便是文化的悲剧。文化的糟粕是生长于我们民族体内的病毒，来自文化自身的毒害曾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自省。

自省是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层忧虑，是一种对生存状态的内在审查和生命观照。

我们需要一次文化自省，文明需要激浊扬清。

越古老的船舶，船体上会有越多的附着物。中国文化自身有两个先天不足的缺陷。首先，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缺乏一种天然的紧密联系。辩证思维代表着东方哲学的智慧，而在宇宙本质、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研究方面近乎空白。翻一翻中国历史，如举证哲学成果推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实例异常困难。一些著名的国学大师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纯抽象思维科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从来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价值判断。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都属于道德伦理学。理论的最大功能便是教化。政治正确为理论学说的唯一价值判断。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似乎所有的理论学说只有一个使命，就是研究、发现、阐述，“正心修身，平治天下”，“内圣外王”的修养养之道。政治上的“道”乃是中国哲学中最高的自然法则。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泱泱大国的思想殿堂之上孤零零地供奉着道德的牌位，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通道变得十分促狭。在专制文化的语境下，所有的思想文化、语言都被格式化，深深打上皇权的烙印。文化病毒往往生长在民族精神最深处。专制者随心所欲地利用虚伪的道德感来俘获臣民的顺从，以服务皇权为特征的道德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文化景观。

在今天来看，曾经的有些理论其实并不是有思想价值的“道”，充其量是一种掺杂政治谋略和机智权变的“术”。这些“术”着眼于“其专在上”，着力于“御下”，“制下”。将这些理论看穿了，便是“愚民”二字。

当我们苦苦检索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之时，可得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东西挑拣出来。当然，理论的分拣不是贴标签般简单，有些东西好识别，譬如卖假药的广告，即使铺盖地震耳欲聋，但栓不住心。只要回归常识，十之八九会出丑。

真正可怕的是一种理论自觉，譬如朱熹。

他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着的价值追求，有一套缜密完整的思想体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

他硬是靠个体创造在一片浸润了几千年文明的土地上实现了自己梦幻般的社会政治构思。他的学说并非出于媚权谄事。专制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一切有层次的思想都抱着一种天然的疑惧。朱熹生前其理论被权势所提防，朝廷某些人将其学说判为“伪学”，其人也被诬为“逆党”。他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却从不趋炎附势，甚至成为专制的受害者。他的理论聚集了他全部的理想和精神，但却不附会半点个人利益，甚至为了其思想的传播不计个人安危。

也许，正是这种忠贞之心播下的罪恶种籽，对人心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它所制造的愚味更容易让人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传统哲学第二个先天性缺陷，就是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一种思想、一种观点往往用一种大而化之、可以多种意会的语言作表达，这成为理论学说的诠释与改造利用留下了巨大空间。在文化专制之下，终极真理的解释权、裁决权都是高度垄断的，最后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许多文人的原创理论，经过帝王的兜售，文化病毒乘隙而入，部分已经变味。朱熹强调“理”在“势”上，其出发点肯定是用天道规范君权，但是理学最终沦为专制的工具。

其实，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理论成果最终成为专制的附庸。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要么被封杀、要么被改造，没有其它通道。所有的官方哲学都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且一定刻有深深的政治烙印。那些装裱过的理论不过是给毒药抹了一层糖衣。

王阳明给中国人带来了心学。他的功绩就是用一种近乎芒剑的思辨撕开了那些充满谎言拉着大旗的虎皮。

流星逝去，毕竟让人为之眼亮。

况且这颗流星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王阳明身后，其弟子创立的泰州学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思想启蒙学派。乃至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个个犀利的文化斗士走上台前，各种冲破人性束缚的学说兴起，几乎汇成一道颇有声势的思想解放潮流。

风靡一时的心学终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心学也是披挂儒学的道统，但在专制者眼里，这等学说多少有点来路不正，形迹可疑。王阳明之后，心学再也没有他那样具有伟大人格的的领军人物，失去冲击力的心学在专制文化的抵制之下最终烟消云散。

王阳明之后，五百年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竟再也没有出现一位王阳明等级的思想家。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厚重的。厚重文化的正面意义是精神的博大丰富，而其负面意义就是它不会轻易地因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倾覆。外来文明的冲击如此，内在文明的变革亦是如此。它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一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中华文明强硬的传统力量，使农耕文明一次次错过了与海洋文明拥抱的机会，使本来可以更加强健的文明生命力受到深深伤害。

一道闪光之后，一切归回沉寂，只有那些充满耐心和毅力的寻找者，才会从苍范旷野上找到那块曾经燃烧的陨石。

窗外夜空，万籁俱寂。

今天，文明传承与更新的历史课题又一次摆到了我们面前，每一个民族都无法与自己的历史割断，每个民族的成长都是自己文化的血脉滋养的。与其煞费苦心地制造一些伪命题去无休无止地争论，不如坚定地扛起民族文化的大旗向着新的境界前行。

问题又回到精华与精粕、继承与批判的原点。

任何一种伟大文明的成长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思想改变人类，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文明之路有赖于文化之选择。中国文化的糟粕很多是金玉其外，那些冠冕堂皇遮遮掩掩的词句之下未必不是掖着丑陋。文化是用思想来鉴别的。精华与精粕，如果一时无法将二者厘清，我们不妨学一学王阳明先生，简单而直接地用本心作一个观照。历史上很多时候，那 些与科学和常识相悖，与文明对抗的思想竟能够大行其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凡这样的时代，其文化整体上必然背离人的本心。殷鉴历史，一切背离人的尊严、价值、幸福根基、湮灭人性的思想文化，一定是民族文化的糟粕，不管它有多么炫眼的包装，都应当毫不迟疑地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