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贪官这么多？

为什么中国贪官这么多？ □ 牧群

近来一打开电视、收音机、微信，听到的都是惩办贪官的事，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同时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贪官这么多？这不是从某个单一视角能够说清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就要刨根问底，要从人类蛮荒时期的文化说起，要从人类的本性谈起。那么有必要提及古希腊文化中的神话，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古希腊神话有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多行不义必自毙”。古希腊神话起源于古人类对自然界的朦胧认识。蛮荒时期，人对自然现象难以做出理性的解释，于是把自然力量形象化，崇他们为神。这是一种原始的“神即自然” “自然即神”的崇拜。古希腊神话里的众神来自于自然，太阳神、月亮神、风神、星神、山神、海神、树神、花神、睡神、梦神等。人通过祈祷、抵罪、祭供、发愿等仪式表达对神的崇拜和依赖，也通过它们表达对神的感激，寄托他们愿望。如，人们通过发愿，祈求神把善人送进天堂，让他们过着幸福生活，祈求神把恶人投入地狱， 让他们在苦难的深渊里受无尽的煎熬。

有大量的希腊神话故事表现这一朦胧认识，告诫人们：人对神（自然崇拜的偶像，神即是自然）要敬畏，人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身的局限性，人要自律、要克己。丧失理性，行为趋极必然受到惩罚。古希腊人好像在远古时期已经察觉到，人类的致命的弱点，即人一旦取得一定成绩后，会被成功冲昏头脑，于是“得意忘形”，忘记自身的局限性，行为开始过激。他们会 “自命不凡”， “胆大包天”；他们会妄自尊大、穷奢极欲、无视伦理道德；他们会凶狠残暴，甚至向神挑战，结果自取灭亡，神灵不会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行为。请看下例。

阿伽门农，迈锡尼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联军统帅，他悲剧的一生与他残忍的过激的行为密切相关。阿喀琉斯抢走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的女儿，把她送给了阿伽门农当侍女。克律塞斯带了大笔赎金，请求阿伽门农看在阿波罗的面子上归还他的女儿，阿伽门农贪恋美色，不肯放人。他大权在握，骄横跋扈，把来者臭骂一顿，轰走了。克律塞斯放声祈祷，阿波罗闻讯，马上控制了希腊的舰队，他搭起神弓，万箭齐发，片刻间，中毒箭的士兵全部染上瘟疫，横尸遍野。为了战船顺风启航，阿伽门农还想杀掉自己的女儿祭神。此乃弃置伦理、大逆不道的行为，最后，他的妻子决心要报复他，阿伽门农落得家破人亡。

在金羊毛的故事里，英雄伊阿宋在他妻子美狄亚帮助下，取得夺取金羊毛的胜利。成功后，伊阿宋恩将仇报，他纵欲、贪色，欲与科任托斯国的公主成婚。他的妻子美荻亚为爱情曾背叛了她的父亲，并与他同谋杀害了自己的弟弟（也是过激行为），美荻亚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她年青美貌，举止优雅。伊阿宋倒行逆施，美荻亚忍无可忍，在伊阿宋结婚那天施展魔法，杀死公主克劳拉、国王和他们自己的三个儿子。美荻亚驾起龙车愤然离开人世，绝望的伊阿宋难劫数难逃，撞死在自己的宝剑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摧残死者遗体被认为是暴殄天物，是大逆不道的过激行为。特洛伊沦陷之后，希腊人没有克制自己的疯狂，弃置伦理。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耳之后，脱掉死者沾满鲜血的盔甲，把他的尸体系在自己的战车上，抽打着战马，围着特洛伊城绕了一圈又一圈。蹂躏死者的尸体。胜利之后，希腊人变得凶残暴虐，杀人如麻，把赫克托耳年幼的儿子从城楼上抛下摔死。卡珊德拉在神殿抱住雅典娜的神符求饶时，希腊人蛮横地将她拖走。残忍和暴虐激怒了众神，彩虹女神首先整治了阿喀琉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战神雅典娜决定让大海掀起狂风恶浪，让希腊人回乡的旅程布满艰辛，结果大批希腊士兵横尸海底。

古希腊人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在取得成功后，往往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些故事如警钟长鸣，提醒人类，不要忘记自身的弱点和局限，任何过激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可以说，在古希腊神话里上述范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蛮荒时期（至少在3000多年以前）。

古希腊文化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食粮，文艺复兴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策源地。古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的渊源，希腊文化对人类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影响之深难以估量。恩格斯曾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就没有西方的民主政治。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借助古希腊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进行斗争。古希腊的文化与封建主义思想和中世纪神学格格不入。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学习希腊文化，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建立适应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者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灵感，呼吁自由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迫害。

今天，古希腊神话故事依然摄人心魄，起到陶冶情操，规范人类价值观、道德观的作用。古希腊神话对西方人的行为方式有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他们讨论问题时依然“张口希腊，闭口罗马”基于古希腊，或其它古代神话的文学作品，音乐、美术作品、神话典故、影视作品，依然随处可见，如电影《伊阿宋与金羊毛》 Jason and the Argonauts (1963)；《俄底浦斯王》Oedipus t he King (1967) ;《世纪对神榜》 Clash of the Titans（1981）；《大力神》 Hercules （1997）；《奥德赛》The Odyssey (1997); 《海伦特洛伊》Helen of Troy (2003); 《特洛伊》 Troy (2004)。 《众神之战》（2006）、《阿凡达》（2010）、《哈里波特》、《后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的杰作基于远古神话“皮拉摩斯与西斯比”）等等。

宗教和神话是一脉相承，其共性之一是宣扬“善恶有报”，劝人“向善积德”。以此约束人们的过激行为。人类的信仰都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神话是人类在蛮荒时期对自己和自然现象做出的解释。先是口头传说，然后书面记载下来，而宗教借用神话故事来解惑人类的社会问题，更加系统化，更有组织性，作用更强大。

中国的文化系统里缺少系统的神话和宗教，文明进程中缺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超越，而漫长的封建社会留下太多的没落思想，可以说，类似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我们这儿缺乏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无论是领袖、首脑还是布衣百姓，大家都信仰宗教，他们有系统的神话系统。神话和宗教的思想成为深层的文化积淀，做为“集体无意识”，在意识世界和潜意识世界支配人的行为。 中国的文化中没有系统的神话，也没有统一的、全民的宗教信仰。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源远流长，但终究没有形成规模。

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影响极大。儒家思想在影响人的信仰和与其相应的价值观，在劝人以理治欲，抑恶扬善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人性中本来有善恶两面，对此已有共识。雨果曾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着上帝的声音，另一只听着魔鬼的声音。儒家思想主张“克己”，认为“克己”可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克制、约束自己，可以看出，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于道德规范是人类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基于“中庸之道” 和佛教理论，吴宓先生提出，无论怎样的品德修养，若不行中道，失正道则必流于“非善”。 他认为：“中庸者，忠道也，常道也，有节制之谓也，求适当之谓也；不趋极，不务奇诡之谓也。”他认为中庸是实际生活之原则，道德行为之原则，也是现今世界或社会生活之原则。他认为中庸是治疗现代社会畸形发展，以道德治世救人的方法论和价值选择。但是，尽人皆知，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的批判和否定。于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被动摇了，信仰、价值观，道德观出现了危机，玩世不恭的人多了。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该言归正传了。首先我们看看，贪官的共同特征：贪官普遍没有什么高尚的信仰，而且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很多人双重性格，身为共产党员，但骨子里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把入党当成向加官进爵的阶梯，乌纱帽是他们谋取物质财富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仕途上，他们绞尽脑汁，行贿受贿，不择手段，一旦得手便忘乎所以，还自命不凡。“本是中山狼，得志更猖狂”由于缺乏高尚的信仰和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私欲膨胀、无法自律、行为趋极，以致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做出丧尽天良之事。如果基于传统文化的信仰、价值观、道德修养对贪官的过激行为没有约束力，难道党纪国法他们对他们也没有约束力吗？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其实，以前“党纪国法”的威慑力对贪官确实作用不大。一方面，传统的封建特权思想，“刑不上大夫”、 贵贱有等”、“官民有别”、“民不告官”、“官官相护”等等封建余孽，给了他们提供了保护伞。另一方面，我国以前对于触犯国家法律的党员干部的处理方式姑息了贪官的违法行为：老百姓犯法要坐牢，党员干部犯法，通常仅仅开除党籍，撤销党内职务而已，对于触犯国家法律的非党员干部，轻者调离原单位，安插到别的单位任职，重者撤销行政职务。这和南北朝时期的封建特权法“官当”十分类似。（“官当”，有官职的人犯罪，可以用“除名”或“免官”的处分来折抵三年有期徒刑）。这种用党纪、政纪代替国家的法律的作法，显然是违背我国宪法的。但长期以来被心安理得地认可了。干部终身制和这种姑息、纵容的作法给贪官和腐败分子吃了一剂定心丸。他们有恃无恐，因为无论怎样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也掉不了脑袋，钱捞到手了，几辈子都花不完，丢了乌纱帽也值了。

这里顺便提醒贪官一句，习近平主席主持工作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加快了，法治，监督机制建设的进程加快了，上段说的都是“老黄历”，如果当下还抱着“老黄历”不放，低估习近平主席反腐斗争的决心，不思悔改，那就是不识时务，下场是自取灭亡。

综上所述，中国贪官多，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信仰、价值观、道德观方面的危机，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刚刚步入法治社会，行政法规建设，行政监督机制等有待于完善。 现在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有助于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