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辛酸不堪言——对人民公社的回忆

口述：陈地龙（66岁）

整理：郑菊芬

陈地龙（瑶圩乡马岭村西岭村人）：我1948年农历7月29日出生，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奖状，因为我的成分是地主。我父亲有两兄弟，大伯解放前当了16年的保长，解放后被枪毙。当时两兄弟没有分家，所以受到牵连，被划分为地主，我们家好的房子分给了别人，自己住在最差的房子里。父亲13岁就开始种田，却被划分为地主，真的好冤枉。

我母亲是余干县人，她也是地主的女儿，所以只能嫁给同样是地主成分的父亲。我家六口人，父母加四兄弟。我读到小学毕业就没有读书了，当时地主的子女不能升初中、高中，不能参军，不能参加工作。14岁我就开始跟着父亲种田，我年龄小，个头大，力气也大。因为是地主的儿子，我什么活都干过，没有人愿意做的事都是我去做。村里“出差”（做水库、造林、修路）都是叫我去，那时劳动力都是全县调配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修建幸福水库时，我才14岁，就能推200斤重的独轮车。

父亲和我们几兄弟，力气都大，很会干农活，村里的脏活累活都分配给我们干。水田里的稻谷难收割，就叫我们去收割，涨大水的时候，水渠被冲垮了，路桥被破坏了，村干部就叫我们去修补。但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家分到的钱却没有别人多，我父亲的工分经常被生产队拿去充公购口粮。拿工分的时候，一定要出工，下雨、下雪也要出去，出去才有工分，不出去就没有。出去不劳动也行，大家扶着锄头，站在地里聊天都可以。评工分的时候，有时会争吵，但最后都是干部说了算。

记得小时候总是挨饿，好像从来也没吃饱过，自己个子大，饭量也大，每餐能吃下一斤米饭，消化能力特别强。吃食堂的时候，每天还能吃上饭，食堂解散后，我家吃得更差，经常吃苎麻叶、野葛根渣和米糠丸子。有时看到米糠中的老鼠逃出，我就会蹲守在老鼠洞口，老鼠一出来就抓，炒老鼠肉的味道真好。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刨下的红薯皮，我抓起来就往口中塞，那是母亲准备给鸡吃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候，物质很紧张，什么物质都要凭票、凭证供应，但香烟不要票，可一般人买不到也买不起，大多数人都是抽黄烟丝。最好的烟是雄狮牌香烟，浦江牌香烟最便宜，公社书记也抽这种牌子的香烟。

那时候不能垦荒，没有自留地，栽种葫芦、南瓜，喂养鸡鸭的行为就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割 “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批斗。1963年下半年，村里分给每人三分自留地，家家户户可以种蔬菜。集体以外的闲散地可以种荞麦，当时没有种晚稻，因为没有水灌溉。

我1974年结婚，老婆的成分是贫农，她母亲当时愿意把女儿嫁给我这个地主的儿子是有原因的。我老婆有兄妹5 人，她排行老大，她父亲死了，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她母亲看中我有力气，身体好。她母亲找在县广播站工作的亲戚商量，那亲戚说，以后成分慢慢会没有用的。这个亲戚还真有先见之明，两年以后，我地主的帽子真的被摘除了。

我们家是七口人挤住在一起，父母、四兄弟，还有一个老外婆（我母亲是独生女）。我结婚后住到了丈母娘家，一年后我独自从丈母娘家搬出来，借住到堂弟家，堂弟当时在外地，他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当时丈母娘要求我们和她同吃，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倒插门，我不肯，因为结婚的时候没有约定。老婆没有搬出来，还是吃住在娘家。结婚后我和老婆连续三年帮丈母娘家买口粮，她的弟妹还小，需要我们帮助。

我的童年没有一点乐趣，因为我是地主崽子。我父亲对我们四兄弟管教特别严厉，怕我们在外面惹事生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冤枉。1962年，台湾当局企图乘大陆困难之际发动反攻（反攻大陆行动）， 当时我看到飞机天天飞来飞去。有一天，邻居家打死一条蛇，他们家吃了蛇肉，把剥下的蛇皮挂在我家房屋边上的南瓜棚上，我看到后就出口骂了一句。没想到因此惹下了大祸。邻居她怀恨在心，在村里散布谣言污陷 我，说我讲了：蒋介石反攻大陆回来就会杀光干部。这可是弥天大罪。父亲听到后，用绳子把我绑起来，拿着一根木棍，将我往死里打，母亲吓得边哭边骂边阻拦父亲。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被父亲打得最狠的一次。父亲因此也受到牵连，每次开会都挨斗。后来去学校，老师也批评了我，他说我年岁还小，所以才会说这种话。我那时已经有14岁，已经懂事了，我怎么会去说那要杀头的话呢？我受冤枉的事不止这一件。有一次，夜里刮大风，村里的枣树下枣子散落了一地，有人就说亲眼看到我用力摇枣树，就没有人说是风把枣子吹下的。

我父亲叫陈红兴，村里有人会称呼他红兴叔、红兴伯，村干部听到后，在社员大会上说，陈红兴是地主，不能叫名字，更不能叫红兴叔、红兴伯，叫地主就可以。文革期间，村里给我父亲做了一块牌子，（生产队的会计）上面用墨汁写上：地主陈红兴。要求天天挂在胸前。也给我做了一块，但我一次也没挂。我们那时没有人身自由，走亲戚都要向村干部请假。大年三十晚上，村里的民兵会用白纸来封我家的大门，怕我们晚上出去搞破坏活动，第二天村里的民兵过来撕掉封条后我们才能出去拜年。

1976年，我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1980年我32岁，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员分为管现金和管实物两种，我是管现金的。现在我是马岭村西岭村组长，还管现金，村里人都清楚我的为人。

1976年，一次社员大会上，村干部宣布摘掉我们地主帽子的时候，我母亲哭了，我父亲没有什么表情。父亲从此过上了像人一样的日子，直到离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抬头挺胸做人，说话的声音好像都比以前大，村里人对我们也和善了好多，真的是扬眉吐气。

你问我对以前批斗过我父亲的人是不是还记恨，我想一切都过去了，我对过去的事也不会去计较，人要把好处给别人想，多做好事，做个好人。天会照应我，当时能活下来都是老天照应我。现在我的日子过得很舒心。